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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群體，焦慮也是共性。想想中國此時到處是成績，可也到處是問題。有時候都慶幸，這麼多問題的中國，怎麼沒太出事兒地走到了這個地步!
焦慮也不會讓目標一步到達，得學會把有些事兒交給時間。解決中國的好多問題，真正的幫手只能是時間。
這麼一想就從容了。寫《繁花》的金宇澄，在一次訪談時聊到：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你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我從來沒覺得我們這一代怎麼樣，我們看歷史書，翻一頁就是五百年……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是這樣吧。2014年初，在法國巴黎見到咱們剛派過去的大使，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趣事。在外交部時，經常接到老百姓郵過來的鈣片，潛台詞很明確：中國外交太軟，需要補鈣。可到了國外，聽得最多的卻是人家天天覺得我們的外交太強硬，總欺負他國……你看，矛不矛盾?
沒錯，我們正處在矛盾中前行的中國，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
時間軸上的中國
對於今天的中國，從追求可以用數字衡量的目標，到追求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是一次巨大的轉場。
小到一件事的細節，大到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會迷路。作為一個干新聞的人，在開口談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確此時此刻的中國在哪兒，找到橫軸和縱軸的坐標。我對目前中國的定位不妨用四個年份、四個數字，或者說四個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國、六十年中國、十年中國和2012年的中國。
百年中國：從家國夢想到個體夢想
第一個跨度就是百年中國。
2011年是一個註定要跟歷史結緣的年份。這一年，我們要紀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周年、北京申奧成功十周年、中國足球進入世界盃十周年，還有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更重大的紀念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當我們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國，恐怕要思考這樣的問題：這一百年裡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我覺得最重要的變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一個以國家獨立、富強為標誌的“中國夢”，過渡到以個人夢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維護、得到推動為主的新“中國夢”。
此時此刻的中國，正處在“中國夢”的轉軌時期。為什麼這麼說?請問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憂慮是什麼?痛苦是什麼?夢想是什麼?回過頭看，那時一些已經開辦的報紙雜誌，也在收集夢想，隻言片語中承載的多是“家國大夢”。因為在一個四分五裂、哀鴻遍野、積弱積貧的國度里，國民恐怕很難有屬於自己的夢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個世紀，從1840年算起，“中國夢”大多都與個性無關，與個人無關。
在實現家國夢想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國民是願意參與其中的，參與的方式就是抑制個人夢想，融匯到家國大夢之中。我們可以舉無數的例子。比如說“三錢”當中的一位—錢偉長，日本入侵，國難當頭，他突然意識到只有科學才能挽救國家命運，歷史、文學都無能為力。於是他生生捨棄了世代家學，摒文從理。請問現如今的“80後”“90後”們，有幾個人還願意放棄自己的愛好和夢想，去為所謂的家國大夢扭轉人生道路?
還有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在歷史長河中銷聲匿跡。河北一個小村子裡，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農民，年輕時給住在村裡的戰士送過飯。有二十三名戰士在一場非常慘烈的戰鬥中犧牲了，他把他們掩埋在村里，為他們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從來沒搬過，將來也不打算搬。因為他曾經見過這些活生生的年輕面孔，轉眼之間就變成了屍體，心裡割捨不下。
過去的歲月里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說“中國壓抑個性、不尊重個體”，我對這類說法持不同意見。一個弱不禁風的國家，沒辦法談太多的人權、民主。我覺得要有一個歷史的定位。
經過了一百年的浴血奮戰，經過了一百年的奮發圖強，經過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們走到今天，實現了和平崛起，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個“弱國”了吧?連美國人都開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說甭玩兒這個，“U2”還好一點兒，那是個樂隊，可以聽聽;說中美是“G2”，是共治國家，這純屬忽悠。但是不管怎麼著，我們已經絕對地實現了百年前的家國之夢了。
那麼這時，我們要告別家國大夢為主的“中國夢”，開始進入實現個體夢想的通道。開始需要講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個人，很多歷史的遺留不能再延續。
歲數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紅旗下的蛋》。我們“60後”這批人當然是“紅旗下的蛋”了，“80後”“90後”稍微模糊一點兒。每個人身上都背負著歷史遺留的影子，家國夢曾經高於一切，指望一夜之間完全改變很難。
但是今天的中國正在轉向，很多政策調整也與此相關。過去提“富國”，現在提“富民”，說“要讓公眾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為本”。“尊嚴”和“幸福”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一切都意味著國家在考慮富了之後該做什麼。未來五年或十年、二十年，還會有這麼大的財稅收入向中央集中嗎?會不會向地方傾斜?向落後地區更傾斜?
總之，從一百年這個角度來算，現在已經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今後的夢想追求要以個體的保障、個體的尊嚴與幸福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這是第一個定位。
六十年中國：從“物化”向“非物化”目標的轉變
第二個歷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說的六十年，是從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們走過了共產黨執政的第一個六十年，我在做國慶直播時感慨萬千。六十年，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很特殊的大數字，一個甲子，一個輪迴。這六十年可以拆成兩個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為起點的未來三十年，這三個三十年各自代表什麼?
第一個三十年不用說太多，從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騰。從民生和社會經濟角度看，期間有很多的探索、失誤、教訓。用句玩笑話來形容：“頭三十年最重大的收穫，就是告訴所有中國人，這麼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這麼簡單地去評估這三十年，我們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的轉變，實現了真正的獨立自主，恢復了聯合國席位，國家的腰杆挺起來了。
第二個三十年，從1979年開始。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小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發令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核心思想—我見過真跡—是鄧小平用鉛筆寫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於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開了。
那麼，第二個三十年完成了什麼呢?在這個發展階段，我們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標—溫飽、小康、翻兩番、萬元戶等。物質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奇蹟，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兩番，財稅的增長速度更是遠超GDP增速。
焦慮也不會讓目標一步到達，得學會把有些事兒交給時間。解決中國的好多問題，真正的幫手只能是時間。
這麼一想就從容了。寫《繁花》的金宇澄，在一次訪談時聊到：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你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我從來沒覺得我們這一代怎麼樣，我們看歷史書，翻一頁就是五百年……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是這樣吧。2014年初，在法國巴黎見到咱們剛派過去的大使，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趣事。在外交部時，經常接到老百姓郵過來的鈣片，潛台詞很明確：中國外交太軟，需要補鈣。可到了國外，聽得最多的卻是人家天天覺得我們的外交太強硬，總欺負他國……你看，矛不矛盾?
沒錯，我們正處在矛盾中前行的中國，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
時間軸上的中國
對於今天的中國，從追求可以用數字衡量的目標，到追求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是一次巨大的轉場。
小到一件事的細節，大到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會迷路。作為一個干新聞的人，在開口談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確此時此刻的中國在哪兒，找到橫軸和縱軸的坐標。我對目前中國的定位不妨用四個年份、四個數字，或者說四個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國、六十年中國、十年中國和2012年的中國。
百年中國：從家國夢想到個體夢想
第一個跨度就是百年中國。
2011年是一個註定要跟歷史結緣的年份。這一年，我們要紀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周年、北京申奧成功十周年、中國足球進入世界盃十周年，還有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更重大的紀念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當我們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國，恐怕要思考這樣的問題：這一百年裡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我覺得最重要的變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一個以國家獨立、富強為標誌的“中國夢”，過渡到以個人夢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維護、得到推動為主的新“中國夢”。
此時此刻的中國，正處在“中國夢”的轉軌時期。為什麼這麼說?請問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憂慮是什麼?痛苦是什麼?夢想是什麼?回過頭看，那時一些已經開辦的報紙雜誌，也在收集夢想，隻言片語中承載的多是“家國大夢”。因為在一個四分五裂、哀鴻遍野、積弱積貧的國度里，國民恐怕很難有屬於自己的夢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個世紀，從1840年算起，“中國夢”大多都與個性無關，與個人無關。
在實現家國夢想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國民是願意參與其中的，參與的方式就是抑制個人夢想，融匯到家國大夢之中。我們可以舉無數的例子。比如說“三錢”當中的一位—錢偉長，日本入侵，國難當頭，他突然意識到只有科學才能挽救國家命運，歷史、文學都無能為力。於是他生生捨棄了世代家學，摒文從理。請問現如今的“80後”“90後”們，有幾個人還願意放棄自己的愛好和夢想，去為所謂的家國大夢扭轉人生道路?
還有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在歷史長河中銷聲匿跡。河北一個小村子裡，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農民，年輕時給住在村裡的戰士送過飯。有二十三名戰士在一場非常慘烈的戰鬥中犧牲了，他把他們掩埋在村里，為他們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從來沒搬過，將來也不打算搬。因為他曾經見過這些活生生的年輕面孔，轉眼之間就變成了屍體，心裡割捨不下。
過去的歲月里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說“中國壓抑個性、不尊重個體”，我對這類說法持不同意見。一個弱不禁風的國家，沒辦法談太多的人權、民主。我覺得要有一個歷史的定位。
經過了一百年的浴血奮戰，經過了一百年的奮發圖強，經過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們走到今天，實現了和平崛起，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個“弱國”了吧?連美國人都開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說甭玩兒這個，“U2”還好一點兒，那是個樂隊，可以聽聽;說中美是“G2”，是共治國家，這純屬忽悠。但是不管怎麼著，我們已經絕對地實現了百年前的家國之夢了。
那麼這時，我們要告別家國大夢為主的“中國夢”，開始進入實現個體夢想的通道。開始需要講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個人，很多歷史的遺留不能再延續。
歲數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紅旗下的蛋》。我們“60後”這批人當然是“紅旗下的蛋”了，“80後”“90後”稍微模糊一點兒。每個人身上都背負著歷史遺留的影子，家國夢曾經高於一切，指望一夜之間完全改變很難。
但是今天的中國正在轉向，很多政策調整也與此相關。過去提“富國”，現在提“富民”，說“要讓公眾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為本”。“尊嚴”和“幸福”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一切都意味著國家在考慮富了之後該做什麼。未來五年或十年、二十年，還會有這麼大的財稅收入向中央集中嗎?會不會向地方傾斜?向落後地區更傾斜?
總之，從一百年這個角度來算，現在已經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今後的夢想追求要以個體的保障、個體的尊嚴與幸福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這是第一個定位。
六十年中國：從“物化”向“非物化”目標的轉變
第二個歷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說的六十年，是從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們走過了共產黨執政的第一個六十年，我在做國慶直播時感慨萬千。六十年，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很特殊的大數字，一個甲子，一個輪迴。這六十年可以拆成兩個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為起點的未來三十年，這三個三十年各自代表什麼?
第一個三十年不用說太多，從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騰。從民生和社會經濟角度看，期間有很多的探索、失誤、教訓。用句玩笑話來形容：“頭三十年最重大的收穫，就是告訴所有中國人，這麼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這麼簡單地去評估這三十年，我們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的轉變，實現了真正的獨立自主，恢復了聯合國席位，國家的腰杆挺起來了。
第二個三十年，從1979年開始。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小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發令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核心思想—我見過真跡—是鄧小平用鉛筆寫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於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開了。
那麼，第二個三十年完成了什麼呢?在這個發展階段，我們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標—溫飽、小康、翻兩番、萬元戶等。物質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奇蹟，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兩番，財稅的增長速度更是遠超GDP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