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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前後,中國選拔任用年輕幹部的力度明顯加大,各地都在"提高對培養選拔年輕幹部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更新用人觀念,放開選人視野,拓寬用人渠道,改進選人辦法,大膽起用優秀年輕幹部".李真的驕橫、"坦率"、有恃無恐、小人得志便猖狂,在年輕幹部中也許算是特例,但像他那樣一邊追求高高在上的政治目標,一邊不擇手段瘋狂追逐近在眼前的個人利益的"新型少壯派",卻並非個別.他們認準了當前權力結構新老交替的大好時機,堅信以自己的天分和才幹,只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到家,三五年之後登堂入室正式"接班"不在話下.
如果有人本著愛護年輕幹部的目的,小心翼翼地規勸他們,生活問題上別太隨便,經濟問題上別太過分,小不忍則亂大謀,不要因一時的"失誤"葬送了大好前程,他們會胸有成竹地付之一笑:時代不同了,血與火的考驗不存在了,我幹嘛非得一天到晚正襟危坐憂心忡忡跟個苦行僧似的?普天之下,捨我其誰,時候一到,"副部長"、"副總理"我不當誰當?……
有了如此堅定的邏輯,李真"幻想當'副總理'"就不能簡單視之為痴心妄想;但他終究玩火自焚,一腔政治"熱情"只能永遠停留在"幻想"的階段--上天保佑,幸虧"副總理"只是被他"幻想"了一回.然而在另外的張真、王真、劉真中,有人肯定也懷有李真那樣的"幻想",但卻比他做人更"成熟",做事更有把握,因而不會像他那樣輕易翻船;對於他們的十有八九要比李真美妙得多的前途,我實在不敢去妄加推測……
呂日周"敏感人物"的命運
前兩天參加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與《南風窗》雜誌社主辦的"黨的執政方式轉變研討會暨'長治實踐'座談會",得以一睹"長治實踐"的主角——原山西省長治市委書記、現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長治,長治——一個市委書記的自述》(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2月)一書作者呂日周的丰采.
無論是在與會者高度讚揚他的勤政親民舉措的時候,還是在專家就呂日周式"人治"之
得失、"管官"與"管民"孰輕孰重等問題展開激烈爭論的時候,呂日周都默默無語,寵辱不驚.輪到他發言時,他立論的平和,態度的謙遜,很難讓人把這個戴著厚眼鏡的老實人與那個在長治叱吒風雲的改革老將聯繫起來.
會後,我向一位知情者請教:百聞不如一見,呂日周看上去並不像媒體報導的那樣威猛嚴正咄咄逼人呀,到底是先前媒體的渲染過頭了呢,還是現在呂日周被調離長治,深感英雄遲暮,不得不收斂鋒芒,準備"安度晚年"了呢?
知情者回答說:老呂是書生,是性情中人,一向以本色示人,不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更不會妄自菲薄裝孫子,今天我們看到的呂日周,也就是長治老百姓看到的呂日周.很多人把老呂想像成唐吉訶德式的英雄人物,其實他不是.他在官場上鬧出這麼大的動靜,現在居然能夠全身而退,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幾年來,媒體先後報導過原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黨委書記董陽、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一松、原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等改革英雄的事跡,以及他們在重重阻力之下或調離、或免職、或辭職的遭遇,與他們相比,呂日周的下場應該說是最好的.
中國的改革者要想不被打倒,至少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自己的屁股絕對乾淨,不占不貪,不犯生活作風錯誤,讓人抓不著一絲一毫的把柄;第二,要有自我犧牲精神,要捨得頭上的烏紗帽;第三,改革態度要堅決,但具體做法要穩健,要努力爭取群眾和社會的支持.董陽、夏一松、李昌平等人具備了前兩個條件,在第三個條件上可能注意不夠,或者反腐敗下手太狠(夏一松在全縣幹部大會上將行賄者公開點名,追查縣人事局大規模安排假大中專畢業生就業,使縣人事局黨組成員被集體立案調查,結果收到數十封恐嚇信、侮辱信和匿名傳單.有人在縣城大操場的球架上掛了一個死嬰,上書"夏一松×××".呂日周在長治並未發動大規模的反腐敗鬥爭,他如果處在夏一松的環境,不知將如何行動),或者推行機構改革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剝奪,或者以"非常規手段"(如上書中央領導)招致上級不滿,所以結局都不甚美妙……
知情者的分析令我很受啟發.呂日周曾經多次聲明,他在長治的所有做法,"都沒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是扎紮實實地落實了中央的精神."在"長治實踐"座談會上,一名作家進而斷言,呂日周在長治的所作所為,全都是在中國的憲法、執政黨的黨章以及國家法律的框架之內,談不上有多少創建與突破,他呂日周在長治能夠做到的,中國的其他官員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都能夠做到.在長治與其他地方之間,在呂日周與其他官員之間,其實只有一層薄薄的"窗戶紙",哪個地方捅破了這層"窗戶紙",那個地方就能夠像長治那樣真抓實
干,哪個官員捅破了這層"窗戶紙",那個官員就可以成為中國的第二個呂日周.打這個"窗戶紙"比喻的作家也許沒有意識到,儘管只有一層薄薄的"窗戶紙",但中國的大多數官員卻要麼不敢捅破,要麼無法捅破;另有極少數像董陽、夏一松、李昌平那樣的官員雖然將它一舉捅破,卻因為手法不夠"妥帖"而兵敗垂成;只有極個別呂日周式的官場異數,既有大無畏的改革膽識,又有過人的政治智慧,才能在果斷捅破"窗戶紙"的同時,又避免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
呂日周離開長治那天,長治群眾萬人自發前來為他送行,"金杯銀杯不如百姓口碑,呂日周告別長治淚滿襟"的感人場面,再一次令國人深深觸動.《中國青年報》上有篇文章說,在有關呂日周的大量新聞報導中,媒體記者無一例外都不忘提到,呂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如果呂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那麼怎樣解釋上述送行一幕?成千上萬送行群眾紛飛的淚花就是民意的集中體現,難道如此廣泛的民意還不足以摘去呂日周頭上的那頂"爭議"帽子嗎?事實上,正如文章所言,呂日周頭上的"爭議"的帽子,絕不是老百姓送給他的,而是他在官場中的一些下級、同僚和上級送給他的.呂日周的做法體現了廣泛的民意,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認同,卻在官場上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箇中奧秘何其意味深長!
較之"爭議人物"的帽子,我知道對於呂日周還有另一個更準確的說法,叫"敏感人物".呂日周的改革既沒有離經叛道,更沒有另起爐灶,他不過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不過做了許多官員該做而沒做的事情.那些官員如果還承認自己是在共產黨執政的共和國的黨政機關里為官作宰,就應該懂得呂日周改革的"原教旨意義"(用呂日周的話說,是要"解決幹部脫離群眾的最大危險,帶領幹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發揮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優勢"),就不應當對他的做法產生什麼非議.
所以,與其說他們是在非議呂日周,還不如說他們是在忌恨呂日周,與其說呂日周在官場中引起了"爭議",還不如說他觸及了某些官場中人的敏感神經,成了一個"敏感人物".於是,山西省有關領導在評價呂日周在長治三年的政績時,只是籠而統之地稱他"政治堅定,有較強的政治理論水平,領導經驗比較豐富,有較強的開拓創新精神",卻絕口不談他掀起輿論監督風暴、製造"官民對立"(為了不勞民傷財,必須勞官生財;為了使民好過,必須讓官難當)等"敏感問題";甚至在呂日周即將離任、前往省里赴任之際,"在長治,從要害部門到閒曹細局都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氣息,官員們面對記者目光詭異,絕口不談呂日周."
如果有人本著愛護年輕幹部的目的,小心翼翼地規勸他們,生活問題上別太隨便,經濟問題上別太過分,小不忍則亂大謀,不要因一時的"失誤"葬送了大好前程,他們會胸有成竹地付之一笑:時代不同了,血與火的考驗不存在了,我幹嘛非得一天到晚正襟危坐憂心忡忡跟個苦行僧似的?普天之下,捨我其誰,時候一到,"副部長"、"副總理"我不當誰當?……
有了如此堅定的邏輯,李真"幻想當'副總理'"就不能簡單視之為痴心妄想;但他終究玩火自焚,一腔政治"熱情"只能永遠停留在"幻想"的階段--上天保佑,幸虧"副總理"只是被他"幻想"了一回.然而在另外的張真、王真、劉真中,有人肯定也懷有李真那樣的"幻想",但卻比他做人更"成熟",做事更有把握,因而不會像他那樣輕易翻船;對於他們的十有八九要比李真美妙得多的前途,我實在不敢去妄加推測……
呂日周"敏感人物"的命運
前兩天參加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與《南風窗》雜誌社主辦的"黨的執政方式轉變研討會暨'長治實踐'座談會",得以一睹"長治實踐"的主角——原山西省長治市委書記、現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長治,長治——一個市委書記的自述》(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2月)一書作者呂日周的丰采.
無論是在與會者高度讚揚他的勤政親民舉措的時候,還是在專家就呂日周式"人治"之
得失、"管官"與"管民"孰輕孰重等問題展開激烈爭論的時候,呂日周都默默無語,寵辱不驚.輪到他發言時,他立論的平和,態度的謙遜,很難讓人把這個戴著厚眼鏡的老實人與那個在長治叱吒風雲的改革老將聯繫起來.
會後,我向一位知情者請教:百聞不如一見,呂日周看上去並不像媒體報導的那樣威猛嚴正咄咄逼人呀,到底是先前媒體的渲染過頭了呢,還是現在呂日周被調離長治,深感英雄遲暮,不得不收斂鋒芒,準備"安度晚年"了呢?
知情者回答說:老呂是書生,是性情中人,一向以本色示人,不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更不會妄自菲薄裝孫子,今天我們看到的呂日周,也就是長治老百姓看到的呂日周.很多人把老呂想像成唐吉訶德式的英雄人物,其實他不是.他在官場上鬧出這麼大的動靜,現在居然能夠全身而退,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幾年來,媒體先後報導過原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黨委書記董陽、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一松、原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等改革英雄的事跡,以及他們在重重阻力之下或調離、或免職、或辭職的遭遇,與他們相比,呂日周的下場應該說是最好的.
中國的改革者要想不被打倒,至少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自己的屁股絕對乾淨,不占不貪,不犯生活作風錯誤,讓人抓不著一絲一毫的把柄;第二,要有自我犧牲精神,要捨得頭上的烏紗帽;第三,改革態度要堅決,但具體做法要穩健,要努力爭取群眾和社會的支持.董陽、夏一松、李昌平等人具備了前兩個條件,在第三個條件上可能注意不夠,或者反腐敗下手太狠(夏一松在全縣幹部大會上將行賄者公開點名,追查縣人事局大規模安排假大中專畢業生就業,使縣人事局黨組成員被集體立案調查,結果收到數十封恐嚇信、侮辱信和匿名傳單.有人在縣城大操場的球架上掛了一個死嬰,上書"夏一松×××".呂日周在長治並未發動大規模的反腐敗鬥爭,他如果處在夏一松的環境,不知將如何行動),或者推行機構改革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剝奪,或者以"非常規手段"(如上書中央領導)招致上級不滿,所以結局都不甚美妙……
知情者的分析令我很受啟發.呂日周曾經多次聲明,他在長治的所有做法,"都沒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是扎紮實實地落實了中央的精神."在"長治實踐"座談會上,一名作家進而斷言,呂日周在長治的所作所為,全都是在中國的憲法、執政黨的黨章以及國家法律的框架之內,談不上有多少創建與突破,他呂日周在長治能夠做到的,中國的其他官員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都能夠做到.在長治與其他地方之間,在呂日周與其他官員之間,其實只有一層薄薄的"窗戶紙",哪個地方捅破了這層"窗戶紙",那個地方就能夠像長治那樣真抓實
干,哪個官員捅破了這層"窗戶紙",那個官員就可以成為中國的第二個呂日周.打這個"窗戶紙"比喻的作家也許沒有意識到,儘管只有一層薄薄的"窗戶紙",但中國的大多數官員卻要麼不敢捅破,要麼無法捅破;另有極少數像董陽、夏一松、李昌平那樣的官員雖然將它一舉捅破,卻因為手法不夠"妥帖"而兵敗垂成;只有極個別呂日周式的官場異數,既有大無畏的改革膽識,又有過人的政治智慧,才能在果斷捅破"窗戶紙"的同時,又避免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
呂日周離開長治那天,長治群眾萬人自發前來為他送行,"金杯銀杯不如百姓口碑,呂日周告別長治淚滿襟"的感人場面,再一次令國人深深觸動.《中國青年報》上有篇文章說,在有關呂日周的大量新聞報導中,媒體記者無一例外都不忘提到,呂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如果呂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那麼怎樣解釋上述送行一幕?成千上萬送行群眾紛飛的淚花就是民意的集中體現,難道如此廣泛的民意還不足以摘去呂日周頭上的那頂"爭議"帽子嗎?事實上,正如文章所言,呂日周頭上的"爭議"的帽子,絕不是老百姓送給他的,而是他在官場中的一些下級、同僚和上級送給他的.呂日周的做法體現了廣泛的民意,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認同,卻在官場上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箇中奧秘何其意味深長!
較之"爭議人物"的帽子,我知道對於呂日周還有另一個更準確的說法,叫"敏感人物".呂日周的改革既沒有離經叛道,更沒有另起爐灶,他不過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不過做了許多官員該做而沒做的事情.那些官員如果還承認自己是在共產黨執政的共和國的黨政機關里為官作宰,就應該懂得呂日周改革的"原教旨意義"(用呂日周的話說,是要"解決幹部脫離群眾的最大危險,帶領幹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發揮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優勢"),就不應當對他的做法產生什麼非議.
所以,與其說他們是在非議呂日周,還不如說他們是在忌恨呂日周,與其說呂日周在官場中引起了"爭議",還不如說他觸及了某些官場中人的敏感神經,成了一個"敏感人物".於是,山西省有關領導在評價呂日周在長治三年的政績時,只是籠而統之地稱他"政治堅定,有較強的政治理論水平,領導經驗比較豐富,有較強的開拓創新精神",卻絕口不談他掀起輿論監督風暴、製造"官民對立"(為了不勞民傷財,必須勞官生財;為了使民好過,必須讓官難當)等"敏感問題";甚至在呂日周即將離任、前往省里赴任之際,"在長治,從要害部門到閒曹細局都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氣息,官員們面對記者目光詭異,絕口不談呂日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