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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當時也自覺加入了"吹鼓"的行列.不料一年之後,陳希同出事了,我驚愕之餘,第一個反應就是為自己曾經"謬獎"陳希同而追悔莫及,第二個反應就是痛罵陳希同"滿嘴什麼什麼,一肚子什麼什麼".同時,我也讀到了其他一些作者類似的"悔過書",要不就是對陳希同那種"好像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樣子"的大加揶揄,比如作家邵燕祥認為,陳希同所希望的"加大一點兒批評力度",其實僅限於街道髒亂差之類,若是輿論監督指向他和王寶森等人的"髒亂差",他早就該暴跳如雷了.
可以說,凡是曾經為陳希同的花言巧語所迷惑的人,沒有一個不感到難過的.
然而,事過境遷之後,現在想來,事情難道就這樣簡單麼?陳希同當初那種"好像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樣子",難道就沒有一點兒積極意義麼?雖然他那時從內心到行動早已腐敗不堪了,但他畢竟能夠裝出一副"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樣子",畢竟沒有像某些"新聞官"那樣,今天氣勢洶洶地下令這個不許報導,明天又不動聲色地嚴禁那個發表評論啊.在陳希同從廟堂中人淪為階下囚徒之後,請問你再看到過有幾個領導能像他當初那樣哪怕是裝出一副"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樣子"呢?
今天我懷念陳希同,當然不是懷念他的貪鄙和奢靡,而是懷念他的至少是在表面上的大度與開明.
眾所周知,在中國,領導同志的公開表態是一種重要的輿論導向.陳希同作為堂堂中央政治局委員、赫赫北京市委書記而公開表示歡迎輿論監督,這個信號本身無論如何是積極的,是不帶有"陳希同味"、不包含一丁點兒腐敗氣息的,我們對它的任何評價,都應該著眼於它在當時能夠產生的積極影響,應該把它和日後才被揭露的陳希同的見不得人的腐敗行徑做出適當的區分.
也就是說,單就對待輿論監督的態度而言,和當時其腐敗還沒有現行、因而還是一個像模像樣的領導幹部的陳希同比較,今天的某些領導幹部如果還有點兒自知之明,其實是沒有資格嘲笑他的.以重慶綦江縣為例,"彩虹橋"倒塌後,舉世震驚,縣領導卻向全縣發出"四不准"禁令(不准圍觀、不准議論、不准妄談事故原因、不准談論領導責任),緊急採取措施封鎖消息,堵塞言路,嚴防他人"攻闋".再如我所知道的另一個大城市,曾經多次派出要員去上面公關,希望中央新聞單位手下留情,不要批評他們存在的問題(包括環境髒亂差)……
也許,我們的某些領導沒敢奢望過能有陳希同那樣高的腐敗水平,這是值得稱道的;但他們同時卻又連像陳希同那樣假惺惺地裝裝樣子的興趣、勇氣和膽量都沒有,顯得如此之狹隘、虛弱、氣短,不是讓人有些遺憾麼?
胡長清為官不可風雅(
在媒體披露的胡長清涉嫌犯罪的一些事實中,他的一件"軼事"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他在大肆索賄受賄的同時,還頻頻在各大酒店、商場、汽車站、夜總會、藥鋪等場所揮毫題字,使得"東也湖,西也湖,洪城上下古月湖,南長清,北長清,大街小巷胡長清";如今他身敗名裂,威風不再,"官之不存,字將焉附",整個南昌市迅速颳起了一道"鏟字風",幾乎就在一夜之間,上述場所里的胡的墨寶便被清除得乾乾淨淨.
有輿論注意到,儘管胡長清自己曾標榜他"不是以一個高級幹部的身份寫字,而是以一個書法家的身份去寫",但各大商家、店鋪之所以昨天還對他的題字一窩蜂趨之若鶩,今天卻又不約而同毀字滅跡,如此前恭後倨,仿佛改朝換代,正說明在他們眼裡,胡長清最重要的甚至惟一的身份就是一個高級幹部,他們看重的並不是他"書法",而是以"書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一塊塊價值連城的金字招牌;即便他的題字夠得上"書法家"的標準,其"書法家"的身份也被高級幹部的身份掩蓋了.
但人們卻似乎忽略了"官"與"字"關係的另一方面:如果胡長清不是大貪官,而是人如其名,是一個大白天打著燈籠都難找的"長"年累月兩袖"清"風的好幹部,那麼他是否就應該免費到處題字、題詞,以獲取一個"書法家省長"的雅號呢?
"官"與"字"的關係,相當於領導與風雅之間的關係.風雅有兩種:一種是偽風雅,即附庸風雅,以為自己一旦為官,歪七扭八的字跡便成了"狂草",公鴨嗓子也能吼出美妙動人的詠嘆調;一種是真風雅,即"學而優則仕",既熟讀過《國風》、《大雅》、《小雅》,又學成了經世濟民之才,不用附庸而自風雅,如唐朝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等人即是.然而,無論著眼於古代治國安邦的需要,還是按照現代行政理念的標準,要衡量一個幹部的優劣高下,最關鍵還是要看其領導才幹,有無風雅已經無關緊要——一個領導幹部如果卓
有才幹,能夠造福一方,老百姓就已經心滿意足了,他有風雅固然不錯,無風雅其實也無傷大"雅",大可不必引以為憾,妄自菲薄,自尋煩惱.
春秋時,衛懿公的風雅是養鶴,外出時連鶴也要乘軒,士兵對此十分反感,集體罷戰,要他讓鶴去打仗,"使鶴,鶴享有祿位,余焉能戰?"南唐後主李煜的風雅是詩文、音樂、書畫,宋徽宗的風雅是集古、書畫,兩人都沒能免於亡國奴的命運.明熹宗的風雅是做木工活,其在位期間魏忠賢專權,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後金進迫關外,明朝瀕臨潰滅.清高宗的風雅是寫詩,據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產的詩人,其在位期間政治腐敗,內憂外患,清朝開始由盛而衰……可見風雅非但於政事無直接裨益,相反,為官執事者若一味沉溺於風雅,鮮有不誤大事、倒大霉的.
今日之中國,風雅官又何止胡長清一人?君不見某些官人,正經八百的事沒幹成幾件,文人雅士的臭毛病倒學會了不少.他們惟恐被人小看,覺得領導不但不應該只是領導,而且還不是凡人,而是"高人"、"超人",別人會的他要會,別人不會的他也要會,否則如何讓人信服、令人敬畏、受人崇拜?於是他們一會兒在某個工地題詞,一會兒又去大學給青年學生講歷史、背唐詩,上午剛剛在美術館為老幹部書畫展題字、剪彩,下午又在會見外賓時用蹩腳的英語朗誦培根的名言,晚上還要精神抖擻地前往體育館即興指揮萬人大合唱……
他們日復一日不知疲倦地表演著,只是為了讓人們大開眼界,大長見識:乖乖,怪不得人家能當官當大官,原來他天文地理經史子集無所不知,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無所不能,簡直比大百科全書還要博學強記,比現代五項全能冠軍還要多才多藝,真是千古聖人,曠世罕有!
要言之,領導之熱衷於風雅,其危害有三:
一是誤導了公眾對政治人物的正常期望,使人誤以為風雅乃領導才幹的題中應有之意,而木訥敦厚、崇尚實幹的幹部反倒黯然無光.
二是干擾了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正常評價,因為領導幹部風雅成性之時,往往正是其不務正業、玩物喪志之日,故而他尤其需要大加張揚,譁眾取寵,用轟轟烈烈的巡迴表演來巧妙地掩蓋其政事的乏善可陳.
可以說,凡是曾經為陳希同的花言巧語所迷惑的人,沒有一個不感到難過的.
然而,事過境遷之後,現在想來,事情難道就這樣簡單麼?陳希同當初那種"好像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樣子",難道就沒有一點兒積極意義麼?雖然他那時從內心到行動早已腐敗不堪了,但他畢竟能夠裝出一副"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樣子",畢竟沒有像某些"新聞官"那樣,今天氣勢洶洶地下令這個不許報導,明天又不動聲色地嚴禁那個發表評論啊.在陳希同從廟堂中人淪為階下囚徒之後,請問你再看到過有幾個領導能像他當初那樣哪怕是裝出一副"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樣子"呢?
今天我懷念陳希同,當然不是懷念他的貪鄙和奢靡,而是懷念他的至少是在表面上的大度與開明.
眾所周知,在中國,領導同志的公開表態是一種重要的輿論導向.陳希同作為堂堂中央政治局委員、赫赫北京市委書記而公開表示歡迎輿論監督,這個信號本身無論如何是積極的,是不帶有"陳希同味"、不包含一丁點兒腐敗氣息的,我們對它的任何評價,都應該著眼於它在當時能夠產生的積極影響,應該把它和日後才被揭露的陳希同的見不得人的腐敗行徑做出適當的區分.
也就是說,單就對待輿論監督的態度而言,和當時其腐敗還沒有現行、因而還是一個像模像樣的領導幹部的陳希同比較,今天的某些領導幹部如果還有點兒自知之明,其實是沒有資格嘲笑他的.以重慶綦江縣為例,"彩虹橋"倒塌後,舉世震驚,縣領導卻向全縣發出"四不准"禁令(不准圍觀、不准議論、不准妄談事故原因、不准談論領導責任),緊急採取措施封鎖消息,堵塞言路,嚴防他人"攻闋".再如我所知道的另一個大城市,曾經多次派出要員去上面公關,希望中央新聞單位手下留情,不要批評他們存在的問題(包括環境髒亂差)……
也許,我們的某些領導沒敢奢望過能有陳希同那樣高的腐敗水平,這是值得稱道的;但他們同時卻又連像陳希同那樣假惺惺地裝裝樣子的興趣、勇氣和膽量都沒有,顯得如此之狹隘、虛弱、氣短,不是讓人有些遺憾麼?
胡長清為官不可風雅(
在媒體披露的胡長清涉嫌犯罪的一些事實中,他的一件"軼事"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他在大肆索賄受賄的同時,還頻頻在各大酒店、商場、汽車站、夜總會、藥鋪等場所揮毫題字,使得"東也湖,西也湖,洪城上下古月湖,南長清,北長清,大街小巷胡長清";如今他身敗名裂,威風不再,"官之不存,字將焉附",整個南昌市迅速颳起了一道"鏟字風",幾乎就在一夜之間,上述場所里的胡的墨寶便被清除得乾乾淨淨.
有輿論注意到,儘管胡長清自己曾標榜他"不是以一個高級幹部的身份寫字,而是以一個書法家的身份去寫",但各大商家、店鋪之所以昨天還對他的題字一窩蜂趨之若鶩,今天卻又不約而同毀字滅跡,如此前恭後倨,仿佛改朝換代,正說明在他們眼裡,胡長清最重要的甚至惟一的身份就是一個高級幹部,他們看重的並不是他"書法",而是以"書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一塊塊價值連城的金字招牌;即便他的題字夠得上"書法家"的標準,其"書法家"的身份也被高級幹部的身份掩蓋了.
但人們卻似乎忽略了"官"與"字"關係的另一方面:如果胡長清不是大貪官,而是人如其名,是一個大白天打著燈籠都難找的"長"年累月兩袖"清"風的好幹部,那麼他是否就應該免費到處題字、題詞,以獲取一個"書法家省長"的雅號呢?
"官"與"字"的關係,相當於領導與風雅之間的關係.風雅有兩種:一種是偽風雅,即附庸風雅,以為自己一旦為官,歪七扭八的字跡便成了"狂草",公鴨嗓子也能吼出美妙動人的詠嘆調;一種是真風雅,即"學而優則仕",既熟讀過《國風》、《大雅》、《小雅》,又學成了經世濟民之才,不用附庸而自風雅,如唐朝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等人即是.然而,無論著眼於古代治國安邦的需要,還是按照現代行政理念的標準,要衡量一個幹部的優劣高下,最關鍵還是要看其領導才幹,有無風雅已經無關緊要——一個領導幹部如果卓
有才幹,能夠造福一方,老百姓就已經心滿意足了,他有風雅固然不錯,無風雅其實也無傷大"雅",大可不必引以為憾,妄自菲薄,自尋煩惱.
春秋時,衛懿公的風雅是養鶴,外出時連鶴也要乘軒,士兵對此十分反感,集體罷戰,要他讓鶴去打仗,"使鶴,鶴享有祿位,余焉能戰?"南唐後主李煜的風雅是詩文、音樂、書畫,宋徽宗的風雅是集古、書畫,兩人都沒能免於亡國奴的命運.明熹宗的風雅是做木工活,其在位期間魏忠賢專權,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後金進迫關外,明朝瀕臨潰滅.清高宗的風雅是寫詩,據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產的詩人,其在位期間政治腐敗,內憂外患,清朝開始由盛而衰……可見風雅非但於政事無直接裨益,相反,為官執事者若一味沉溺於風雅,鮮有不誤大事、倒大霉的.
今日之中國,風雅官又何止胡長清一人?君不見某些官人,正經八百的事沒幹成幾件,文人雅士的臭毛病倒學會了不少.他們惟恐被人小看,覺得領導不但不應該只是領導,而且還不是凡人,而是"高人"、"超人",別人會的他要會,別人不會的他也要會,否則如何讓人信服、令人敬畏、受人崇拜?於是他們一會兒在某個工地題詞,一會兒又去大學給青年學生講歷史、背唐詩,上午剛剛在美術館為老幹部書畫展題字、剪彩,下午又在會見外賓時用蹩腳的英語朗誦培根的名言,晚上還要精神抖擻地前往體育館即興指揮萬人大合唱……
他們日復一日不知疲倦地表演著,只是為了讓人們大開眼界,大長見識:乖乖,怪不得人家能當官當大官,原來他天文地理經史子集無所不知,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無所不能,簡直比大百科全書還要博學強記,比現代五項全能冠軍還要多才多藝,真是千古聖人,曠世罕有!
要言之,領導之熱衷於風雅,其危害有三:
一是誤導了公眾對政治人物的正常期望,使人誤以為風雅乃領導才幹的題中應有之意,而木訥敦厚、崇尚實幹的幹部反倒黯然無光.
二是干擾了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正常評價,因為領導幹部風雅成性之時,往往正是其不務正業、玩物喪志之日,故而他尤其需要大加張揚,譁眾取寵,用轟轟烈烈的巡迴表演來巧妙地掩蓋其政事的乏善可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