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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先生的作品，如同他的為人，充滿著濃厚的東北氣息。豪爽卻不失機智，粗獷卻不乏細膩。他對人性的理解，對於文學的觀念，對於生活的透悟，都始終洋溢著他積極的人生態度;而他對於英雄的觀點，更讓我深深感受到這位作家涌動在內心的創作激情。
人是生活的主體
栗：在您晚近的作品中，我比較關注你對舊女性的塑造，如《快槍手》中的秋菊、《關東鏢局》中的楊四小姐、《橫賭》中的文竹、《關東女人》中的麥花、《角兒》中的春芍等，這些人物各有個性，幾乎構成了一幅絢麗多彩的東北舊女性的畫卷，但同時我總覺得你在她們身上又都傾注了大致相同的氣質，是這樣嗎?如果是，那麼這個氣質又是什麼呢?為什麼你會把視角停留在她們身上呢?
石：一方水土一方人。這些舊女性身上的特徵是東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東西。創作離不開生活，另外在我的潛意識裡，也欣賞或同情這樣的女性。她們的愛與恨，她們的幸與不幸，同時也是我對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當然，在這些小說里還有那麼多個性鮮明的男人，這些人物是我在創作中放大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和這些女人組合在一起才是一台精彩的演出。一台戲有眾多角色，僅靠主角出彩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配角也出彩，這才是完滿的一台戲。在這些小說中主人公大都是男人，但讀者往往記憶最深刻的還是這些不同命運的女性，往往配角強大了，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這是寫作上的著色問題。
栗：從您的作品看，您塑造的人物類型非常多，有和平年代的老軍人、戰爭年代的軍人、現代機關工作人員等等，請您談談對於“把人當人來寫”這句話的理解?
答：把人當人寫這句話，我想是對待人生的態度。我們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人又是什麼，又有多少人能講得清楚?說清楚的事便讓文學去說，文學是最模糊、也是最接近複雜人生的一種再現生活的方式，文學即人學，這道理我們都懂。反過來說，典型的人學也是最好的文學。文學應該關注人的本體，否則文學會死路一條。當然，這種關注取自於作家對待生活的態度。你對生活冷漠，生活就會嚴肅;你對生活微笑，生活就還給你一縷陽光。畢竟人是生活的主體。
栗：您曾經在被採訪時談及自己對於寫當代軍人時的困惑，你認為自己產生這種困惑的原因是什麼?有沒有打算寫寫當代軍人?
石：當代軍人的困惑主要原因就是價值體現問題，這不僅是軍人的問題，每個人都存在這樣的問題。軍人是什麼?答案大家都清楚，軍人是為了戰爭而特有的這麼一個群體，戰爭是為了和平。有了軍人才有了和平，和平時期的軍人無法體現自身的價值，這是一對矛盾和困惑。建國以後，志願軍出兵朝鮮然後是中印邊境的戰爭、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南疆戰事等。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軍人的地位在國人的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進入80年代後，軍人的價值和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轉換。軍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
當代軍人的作品我寫了不少，長中、短篇都有，只是沒有引起讀者足夠的重視，因為和平時期的軍人不具備軍人的典型性了，能引起轟動的因素基本上沒有。這樣的作品很難寫，也費力不討好，但我會一直關注著軍人的當代生活。
不刻意追求一種風格
栗：從“激情系列”到“土匪系列”，在閱讀了幾十部您的作品後，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風格：特徵明顯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動的故事情節、乾淨利落的語言、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調，不知道這樣概括準不準確?或者說，在實際的創作中，您追求的是什麼樣的風格?
石：創作中題材的廣泛是為了變換視角，用不同的角度去審視我們各階層的人，在創作上也是嘗試著換一種口味，就如同我們的胃口，同一道大餐吃多了，也有厭煩的時候，當然也是為了喚發創作激情。但這種題材的變化和自己的生活還是息息相關的，我第一次轉業後，當過公務員，幹過電視編導，一切從生活出發，有了生活，有了感悟，自然就有了創作上的衝動。
在創作中刻意追求一種風格肯定會是失敗的，應該說你適應什麼樣的風格。一個作家的生活經歷和文化修養，決定了一個作家的風格。風格是在作家的創作中不經意流露出來的，而不是做出來的，這是很深刻的哲學命題。對人來說性格即命運，這句話同樣適合作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作家的風格也是這樣，說模糊點是天註定的。但主宰我們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
栗：讀您的小說相對比較輕鬆，我覺得這主要歸因於您對語言的運用和流暢的結構安排，您在創作中是如何處理二者與主題的關係?
石：我一直認為小說一定要好讀，好讀的小說並不是削弱思想。文學就是文學，不要給她強加上許多她承受不了的東西，比如哲學、文化等等。文學即人學，把人寫透了，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人生又是什麼?任何一個哲學命題都是人生的命題。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探討人的靈魂更深奧的東西了;而文學就是探討人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的問題。她和宗教不同的一點是，她演繹的是過程，而宗教告訴我們的是結果。把文學想透了，把人生想明白一些，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學應該往哪裡去了，她要幹什麼、怎麼幹的問題了。所以，我一直以為，小說一定要好讀，在好讀中把你對生活和人的理解傳達出來，僅此而已。
人是生活的主體
栗：在您晚近的作品中，我比較關注你對舊女性的塑造，如《快槍手》中的秋菊、《關東鏢局》中的楊四小姐、《橫賭》中的文竹、《關東女人》中的麥花、《角兒》中的春芍等，這些人物各有個性，幾乎構成了一幅絢麗多彩的東北舊女性的畫卷，但同時我總覺得你在她們身上又都傾注了大致相同的氣質，是這樣嗎?如果是，那麼這個氣質又是什麼呢?為什麼你會把視角停留在她們身上呢?
石：一方水土一方人。這些舊女性身上的特徵是東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東西。創作離不開生活，另外在我的潛意識裡，也欣賞或同情這樣的女性。她們的愛與恨，她們的幸與不幸，同時也是我對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當然，在這些小說里還有那麼多個性鮮明的男人，這些人物是我在創作中放大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和這些女人組合在一起才是一台精彩的演出。一台戲有眾多角色，僅靠主角出彩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配角也出彩，這才是完滿的一台戲。在這些小說中主人公大都是男人，但讀者往往記憶最深刻的還是這些不同命運的女性，往往配角強大了，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這是寫作上的著色問題。
栗：從您的作品看，您塑造的人物類型非常多，有和平年代的老軍人、戰爭年代的軍人、現代機關工作人員等等，請您談談對於“把人當人來寫”這句話的理解?
答：把人當人寫這句話，我想是對待人生的態度。我們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人又是什麼，又有多少人能講得清楚?說清楚的事便讓文學去說，文學是最模糊、也是最接近複雜人生的一種再現生活的方式，文學即人學，這道理我們都懂。反過來說，典型的人學也是最好的文學。文學應該關注人的本體，否則文學會死路一條。當然，這種關注取自於作家對待生活的態度。你對生活冷漠，生活就會嚴肅;你對生活微笑，生活就還給你一縷陽光。畢竟人是生活的主體。
栗：您曾經在被採訪時談及自己對於寫當代軍人時的困惑，你認為自己產生這種困惑的原因是什麼?有沒有打算寫寫當代軍人?
石：當代軍人的困惑主要原因就是價值體現問題，這不僅是軍人的問題，每個人都存在這樣的問題。軍人是什麼?答案大家都清楚，軍人是為了戰爭而特有的這麼一個群體，戰爭是為了和平。有了軍人才有了和平，和平時期的軍人無法體現自身的價值，這是一對矛盾和困惑。建國以後，志願軍出兵朝鮮然後是中印邊境的戰爭、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南疆戰事等。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軍人的地位在國人的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進入80年代後，軍人的價值和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轉換。軍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
當代軍人的作品我寫了不少，長中、短篇都有，只是沒有引起讀者足夠的重視，因為和平時期的軍人不具備軍人的典型性了，能引起轟動的因素基本上沒有。這樣的作品很難寫，也費力不討好，但我會一直關注著軍人的當代生活。
不刻意追求一種風格
栗：從“激情系列”到“土匪系列”，在閱讀了幾十部您的作品後，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風格：特徵明顯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動的故事情節、乾淨利落的語言、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調，不知道這樣概括準不準確?或者說，在實際的創作中，您追求的是什麼樣的風格?
石：創作中題材的廣泛是為了變換視角，用不同的角度去審視我們各階層的人，在創作上也是嘗試著換一種口味，就如同我們的胃口，同一道大餐吃多了，也有厭煩的時候，當然也是為了喚發創作激情。但這種題材的變化和自己的生活還是息息相關的，我第一次轉業後，當過公務員，幹過電視編導，一切從生活出發，有了生活，有了感悟，自然就有了創作上的衝動。
在創作中刻意追求一種風格肯定會是失敗的，應該說你適應什麼樣的風格。一個作家的生活經歷和文化修養，決定了一個作家的風格。風格是在作家的創作中不經意流露出來的，而不是做出來的，這是很深刻的哲學命題。對人來說性格即命運，這句話同樣適合作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作家的風格也是這樣，說模糊點是天註定的。但主宰我們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
栗：讀您的小說相對比較輕鬆，我覺得這主要歸因於您對語言的運用和流暢的結構安排，您在創作中是如何處理二者與主題的關係?
石：我一直認為小說一定要好讀，好讀的小說並不是削弱思想。文學就是文學，不要給她強加上許多她承受不了的東西，比如哲學、文化等等。文學即人學，把人寫透了，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人生又是什麼?任何一個哲學命題都是人生的命題。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探討人的靈魂更深奧的東西了;而文學就是探討人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的問題。她和宗教不同的一點是，她演繹的是過程，而宗教告訴我們的是結果。把文學想透了，把人生想明白一些，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學應該往哪裡去了，她要幹什麼、怎麼幹的問題了。所以，我一直以為，小說一定要好讀，在好讀中把你對生活和人的理解傳達出來，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