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頁
作為“大院子女”這種特殊的群體，他們的命運和出身文化背景的不同，註定和社會上眾多人的命運有所不同，他們的理想和經歷也就存在著許多獨特的故事和心理歷程，但畢竟是生活在同一時代當中，又有著和大多數人共性的東西，那就是社會的命運決定了這一代人的命運。
在《大院子女》這部小說里，我無一例外地寫到了軍人，既有上一代軍人，也有我們同時代的軍人。作為軍人的描寫，上一代軍人共性的東西容易找到，那就是他們經歷了戰爭，在戰爭里錘鍊的軍人，有著他們的特殊性，創作起來也容易一些。然而在和平時期對軍人的描寫的把握，的確是作家矛盾和困惑的感情，但在《大院子女》這部作品中，對軍人的描寫註定了他們的情感世界和內心經歷，他們在這種經歷中一步步地走過來，最後走向成熟。我認為，情感是一個人性的標誌，對情感的把握和抉擇最能展現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而人的內心又是最能折射出這個人對生活和世界的態度，我想對一個人的把握和了解，應該從他的感情入手，況且我們每個人無時無刻都生活在情感的世界中。
對於軍人，在創作時我首先界定他們是普通的一群人，因為職業的不同，工作經歷才不同起來，經歷和故事也就有了特殊性，但文學永遠是“人學”，把“人學”搞清楚了，對軍人的把握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
問：您從前說過，您今後要把寫作的對象從父輩那代軍人轉向現代軍人。《大院子女》裡面對於您這一代軍人，也就是現代軍人著了多重筆墨?是不是對於軍人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描寫仍然是這本書的重點，仍然是您今後寫作的重點?
從《父親進城》開始，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經常重複一個觀點：您父親和他的老哥們，都有那股子勁。您成功地以父親的故事表現了一個群體，這些也說明，那一代軍人在精神世界甚至是生活作風上都是相似的。那麼，《大院子女》里的軍人，現代軍人，在思想世界和生活作風上，究竟還能找到多少共性?在和平年代，沒有戰火硝煙的洗禮，沒有崢嶸歲月的磨練，軍人和非軍人，在性格上，還存在很大差異麼?
您1981年入伍，1997年轉業，2002年再次回到部隊，您說部隊對您的創作更為有利。那麼，軍隊到底給了您什麼?
答：我是1981年入伍的，在空軍雷達部隊和航空兵部隊生活過許多年，1991年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後，又在部後某單位工作，歷任過戰士、排長、幹事、教導員等職務。1997年轉業後在地方單位工作5年，2002年底又一次穿上武警制服，現在是武警部隊的專業作家。
第二次入伍後，有許多人問過同一話題，在地方工作好好的，為什麼又第二次入伍呢?我自己有時也說不清，可能就那個叫“情結”的東西在起作用吧。有時人生活在一種環境中久了會產生倦意，但一旦離開這種熟悉的環境，你會覺得失去了許多最寶貴的東西。
對軍人的情結，這和自己的經歷有關，從小生活在部隊大院，青春年少時又走進軍營，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應該都是“部隊式”的，離開部隊那會兒，做的夢大都還是在部隊經歷的那些，這是無法改變的。又一次走進軍營，應該是說一個夢的開始和一個夢的結束。
問：無論是部隊作家還是地方作家，對描寫和平年代下的部隊都存在著困惑和迷茫，沒有重大事件和情感衝擊，如何把軍人的價值體現出來?您在寫完《父親進城》之後，曾坦言您對於該書引發火爆有預感。當下，您寫完這本書，有沒有產生那樣激動人心的預感?
答：軍人這個職業其實就是為了戰爭而生的，大家都知道，部隊為的是戰爭才存在的。軍人只有在戰爭的時候，才顯示出他的可愛與可敬。在和平年代裡，軍人是寂寞和無奈的。不管自己是否受社會的重視，他們只能在默默地等待和生活。如果一個寫作都把戰爭與和平這種關係弄清楚了，軍人也就好理解了，首先要把軍人定位為普通人，那麼軍事題材的作品就寬泛了，創作起來就好寫了許多。戰爭會成就軍事文學的興盛，但為了和平，我甘願讓軍事文學平淡下去。軍事文學是否興衰，我想關鍵的問題還是戰爭與否，重要的是選擇的人性角度。
《大院子女》這部小說，我同樣寫到了軍人，和平時期的軍人，但是他們作為軍人的人性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他們首先是社會中的一員，是生活主流中的群，《大院子女》這部作品，我想會受到讀者青睞的，因為他們在這部作品中會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所追求的人生坐標。
問：《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喜歡看，我在看電視這個問題上和您的父親有一點相似，我只看新聞節目和訪談節目，其他節目我也“不認”，《激情燃燒的歲月》是我最近幾年唯一看過的電視劇，這部電視劇我爸爸媽媽也愛看，我爺爺奶奶也愛看，我的同學同事，這些非常新新人類的23——27歲的年輕人說起它來都興致勃勃的，沒事就學學石光榮的口頭禪，大家都能從中得到歡樂。一部作品，20—80歲的人都愛看，您認為這說明了什麼?
答：從我的“父親系列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和《軍歌嘹亮》後，的確我的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了。包括一些影視製作單位，現在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目前製作完成的有《母親》，即將投拍的有《玫瑰綻放的年代》、《幸福像花樣燦爛》、《遍地鬼子》、《角兒》等。
在《大院子女》這部小說里，我無一例外地寫到了軍人，既有上一代軍人，也有我們同時代的軍人。作為軍人的描寫，上一代軍人共性的東西容易找到，那就是他們經歷了戰爭，在戰爭里錘鍊的軍人，有著他們的特殊性，創作起來也容易一些。然而在和平時期對軍人的描寫的把握，的確是作家矛盾和困惑的感情，但在《大院子女》這部作品中，對軍人的描寫註定了他們的情感世界和內心經歷，他們在這種經歷中一步步地走過來，最後走向成熟。我認為，情感是一個人性的標誌，對情感的把握和抉擇最能展現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而人的內心又是最能折射出這個人對生活和世界的態度，我想對一個人的把握和了解，應該從他的感情入手，況且我們每個人無時無刻都生活在情感的世界中。
對於軍人，在創作時我首先界定他們是普通的一群人，因為職業的不同，工作經歷才不同起來，經歷和故事也就有了特殊性，但文學永遠是“人學”，把“人學”搞清楚了，對軍人的把握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
問：您從前說過，您今後要把寫作的對象從父輩那代軍人轉向現代軍人。《大院子女》裡面對於您這一代軍人，也就是現代軍人著了多重筆墨?是不是對於軍人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描寫仍然是這本書的重點，仍然是您今後寫作的重點?
從《父親進城》開始，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經常重複一個觀點：您父親和他的老哥們，都有那股子勁。您成功地以父親的故事表現了一個群體，這些也說明，那一代軍人在精神世界甚至是生活作風上都是相似的。那麼，《大院子女》里的軍人，現代軍人，在思想世界和生活作風上，究竟還能找到多少共性?在和平年代，沒有戰火硝煙的洗禮，沒有崢嶸歲月的磨練，軍人和非軍人，在性格上，還存在很大差異麼?
您1981年入伍，1997年轉業，2002年再次回到部隊，您說部隊對您的創作更為有利。那麼，軍隊到底給了您什麼?
答：我是1981年入伍的，在空軍雷達部隊和航空兵部隊生活過許多年，1991年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後，又在部後某單位工作，歷任過戰士、排長、幹事、教導員等職務。1997年轉業後在地方單位工作5年，2002年底又一次穿上武警制服，現在是武警部隊的專業作家。
第二次入伍後，有許多人問過同一話題，在地方工作好好的，為什麼又第二次入伍呢?我自己有時也說不清，可能就那個叫“情結”的東西在起作用吧。有時人生活在一種環境中久了會產生倦意，但一旦離開這種熟悉的環境，你會覺得失去了許多最寶貴的東西。
對軍人的情結，這和自己的經歷有關，從小生活在部隊大院，青春年少時又走進軍營，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應該都是“部隊式”的，離開部隊那會兒，做的夢大都還是在部隊經歷的那些，這是無法改變的。又一次走進軍營，應該是說一個夢的開始和一個夢的結束。
問：無論是部隊作家還是地方作家，對描寫和平年代下的部隊都存在著困惑和迷茫，沒有重大事件和情感衝擊，如何把軍人的價值體現出來?您在寫完《父親進城》之後，曾坦言您對於該書引發火爆有預感。當下，您寫完這本書，有沒有產生那樣激動人心的預感?
答：軍人這個職業其實就是為了戰爭而生的，大家都知道，部隊為的是戰爭才存在的。軍人只有在戰爭的時候，才顯示出他的可愛與可敬。在和平年代裡，軍人是寂寞和無奈的。不管自己是否受社會的重視，他們只能在默默地等待和生活。如果一個寫作都把戰爭與和平這種關係弄清楚了，軍人也就好理解了，首先要把軍人定位為普通人，那麼軍事題材的作品就寬泛了，創作起來就好寫了許多。戰爭會成就軍事文學的興盛，但為了和平，我甘願讓軍事文學平淡下去。軍事文學是否興衰，我想關鍵的問題還是戰爭與否，重要的是選擇的人性角度。
《大院子女》這部小說，我同樣寫到了軍人，和平時期的軍人，但是他們作為軍人的人性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他們首先是社會中的一員，是生活主流中的群，《大院子女》這部作品，我想會受到讀者青睞的，因為他們在這部作品中會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所追求的人生坐標。
問：《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喜歡看，我在看電視這個問題上和您的父親有一點相似，我只看新聞節目和訪談節目，其他節目我也“不認”，《激情燃燒的歲月》是我最近幾年唯一看過的電視劇，這部電視劇我爸爸媽媽也愛看，我爺爺奶奶也愛看，我的同學同事，這些非常新新人類的23——27歲的年輕人說起它來都興致勃勃的，沒事就學學石光榮的口頭禪，大家都能從中得到歡樂。一部作品，20—80歲的人都愛看，您認為這說明了什麼?
答：從我的“父親系列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和《軍歌嘹亮》後，的確我的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了。包括一些影視製作單位，現在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目前製作完成的有《母親》，即將投拍的有《玫瑰綻放的年代》、《幸福像花樣燦爛》、《遍地鬼子》、《角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