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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有人說,這部書揭開了神秘的部隊大院生活,是一個“賣點”,你怎麼看?

  石:部隊大院的生活,首先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既有我們大多數人司空見慣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部隊軍人的構成是五湖四海,操著各種口音的官話,各種省份的風土人情都集中在部隊大院裡,還比如它的管理——熄燈吹號,起床吹號,上班下班還是吹號。另外就是他們的職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軍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又因為部隊大院一切都是軍事化管理,閒散人等是沒有機會走進部隊大院的;到處都有“軍事重地閒人免進”等警示,這就造成了部隊大院的神秘。對於任何人來講,熟悉了就不再神秘了。只有真實地生活在那個年代的部隊大院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部隊大院和外界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那時部隊大院子女上學,都有專門的“八一學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部隊幹部的子女,有專人來管理,基本上達到了半軍事化管理。

  趙:書中主要講了4個青年人的愛情和命運,很抓人,你是怎樣設置和再現人物情節的。這裡面有沒有作者的影子?

  石:主人公的愛情命運,我沒有刻意去設置,都是生活中來的。按年齡推算,我本人沒有這些主人公大,但我清晰地感受到、聽到、看到的是這樣的命運和故事。我希望通過這4個主人公的命運,折射出那一代人共同的經歷來。我努力地照顧到多層面,因為文學不是生活的實錄,在創作時也感受到了文學的無奈,生活太豐富了!而文學的表述卻是有限的,這是我對文學的遺憾。

  這本書畢竟不是自傳,但是4個主人公的身上都有我對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我希望通過他們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說一些自己想說的話,傳達一些我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和判斷。情節是虛構的,情感永遠是真實的。

  趙:我覺得你寫的愛情非常注重人物心靈的感受,與現在注重感官享受的愛情小說相比,太“乾淨”了。你怎麼看當下的愛情小說?你對愛情持什麼態度?

  石:當下流行的愛情小說我不愛讀,因為我認為那樣的愛情小說沒有審美意識。寫這些小說的作者大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的道德和對待生活的態度和上一代人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愛情觀也發生了錯位。愛情是很美好的事物,因此具有惡性循環。沒有美了,便只剩下“性”了,太原始了,不是進步,而是退化了!

  現在的愛情小說與以往的愛情小說相比,不是寫法的不同,而是作家對愛情本身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據我所知,現在的年輕人並不都是像一些小說描寫的那樣,對待愛情方式的主流仍是古典的,只不過是一些創作者把邊緣錯位當成主流罷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之所以經典,大概因為他們經歷了太多的考驗和磨難。

  我的愛情觀是古典的,相識,相近,相親,然後才是相愛。愛情的滋味重要的是過程,沒有了過程的愛情,還剩下什麼呢?愛情是複雜的,是一門學問,它關乎到每一個人未來的生活質量。

  第64章 別給我貼“紅色激情”的標籤

  李:你的名字很有意思,江西有個地方叫石鐘山,蘇軾更是寫過《石鐘山記》。石鐘山是筆名還是真名?取何意?

  石:我是1964年生的,出生時我父親剛好在南京出差,家裡給他拍電報說生了個男孩,讓給取個名字。南京被稱為石頭城,當地有好多地名比如街道都有“鐘山”二字,父親就說叫鐘山吧,就這麼簡單。他沒多少文化,更沒讀過蘇軾的《石鐘山記》

  李: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特點,你的作品被打上“紅色激情的標籤”,你自己認可嗎?想突破嗎?

  石:我認為這個標籤不太準確,也不希望別人給我貼上這個標籤。人們知道我更多的是根據電視劇,它的表現手法或內容上可能“紅色激情”的感覺更強烈一些,這可能也與我的生活積澱有關。你知道,每個人骨子裡都是有創作傾向性的。我不會為了熱鬧而刻意寫某個題材,也不認為寫作有過時之說,事實上我認為題材並不重要,那只是一個殼,關鍵是看你有沒有真情實感。

  其實我的一些作品如小說《母親,活著真好》(被改成電視劇《母親》播出)就是寫小人物的,既不“紅色”,也不“激情”。

  李:你的作品好像不拍電視劇的很少?你認為自己是小說家還是作家?怎麼看待小說創作與影視改編?

  石:是,我的小說還是很受製片方的歡迎。但我仍是小說家,可是寫小說的人往往把我劃人影視圈,影視行當的人又把我當成是寫小說的。

  在我看,文學與影視的關係就像孿生兄弟,影視離開文學不可能走到現在,比如張藝謀的《紅高粱》不是得益於莫言的小說嗎?許多國外大片也都是從文學母體中脫生而來,反過來沒有影視作品,文學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火熱。如今不可能有某部作品只靠獲得了一兩個文學獎就老少皆知,影視是最好的轉換媒介,所以說二者沒有高下之分。

  我自己成名是因為有了電視劇,我一點也不否認。而有人認為作家“觸電”是走下坡路了,其實不少這麼說的人並非不想去“觸電”,有人甚至主動給大導演當“槍手”,人家出思想,他來寫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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