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頁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3]
這一段批語終於將芹溪變成了小說的作者。雖然這位匿名的“老朽”“命令”或者“要求”小說作者刪減自己的作品完全不合情理，但是順著“隱去天香樓一節”幾個字大肆發揮，看來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了。造完這個“刪去”的假，再於第二十五回第16頁的頁眉上造上一句“嘆不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為恨”的眉批，以證實胡適先生的“後40回為續作”的理論，事就這麼成了。
造假者的身份
甲戌本於1927年8月是由當時住在上海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號的胡星垣先生通過新月書店高價賣給胡適先生的。《歷史檔案》1995年第2期《胡適考證〈紅樓夢〉往來書信選(五)》刊布了胡星垣於1927年5月22日寫給胡適的一封信：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夢》，惟祇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聞。叩請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4]
胡適先生於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中回憶說：
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貝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5]
歐陽健先生就此指出，“極有心計”的胡星垣熟悉紅學研究的動向，深諳主顧有哪些需求，因此“打定主意”讓胡適的新紅學理論一舉獲得“關鍵性的證據”[6]。不過，在歐陽健先生看來，甲戌本的批語根本就是造假。如此一來，胡星垣的罪名就太大了。我認為，其實胡星垣收藏的殘本是真貨，包括《凡例》和脂硯齋臨終絕筆等在內的脂批也都是真貨，可是這樣一個本子在當時根本不可能賣得起價錢，或許還會被人當作一堆廢紙。只有在以上文論述的方式造假之後，胡星垣才可以向胡適高價賣出這個“可寶貝”的本子。
既然胡星垣是“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的造假者，那麼“畸笏叟”會不會就是他呢?看來不是。甲戌本上並沒有任何一處批語署名“畸笏叟”、“畸笏”或“畸笏老人”，“畸笏”是在庚辰本上才出現的。庚辰本由徐星署先生於1932年在北平東城隆福寺小攤上購得。1933年，胡適先生從徐手中借出此本，並寫有《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一文。
如果說胡星垣是造假的始作傭者，畸笏叟就是造假的繼承者和發揚者。畸笏叟造假主要有三種方式：
(1)在胡星垣造出的批語後添加署名。如在“嘆不能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為恨”一句後署上“丁亥夏畸笏叟”。
(2)將甲戌本原有批語改頭換面，挪動位置，再署名。如將第十三回回前批“隱去天香樓一節是不忍下筆也”一句改成回後批，變成了“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嘆!壬午春”。
(3)順著“後40回為續作”和“曹雪芹長輩”的思路自行發揮，造出更多甲戌本所無的署名批語。
這並不是說庚辰本的所有批語都是偽造，庚辰本中也許存在不少真正的脂批，如“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矣不怨夫”和脂硯齋痛哭“先姊”等批語。最重要的一點是，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一條未署名的批語所引用的“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其中有“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兩句[7]，更是明明白白地將賈寶玉和脂硯齋相提並論，並且暗示了脂硯齋既是作者又是批語者。跟甲戌本的情況一樣，由這些批語自然而然推出的結論跟胡適先生的新紅學理論相悖，這些批語的存在只會令庚辰本掉價，因此有必要將造假“發揚光大”。
《破譯紅樓時間密碼》
“造化主”辨
在脂硯齋的臨終絕筆第三段中，“造化主”三個字引起了兩位學者的嚴重關注。台灣學者劉廣定先生於2001年為天津“新世紀海峽兩岸中青年紅樓夢學者研討會”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庚辰本〈石頭記〉七十一至八十回之版本研究》，文中對“造化主”一詞作了考訂，認為“造化主”一詞是基督教傳入中國後才出現的，梁啓超先生於光緒壬寅旅居日本時首用之，因此這個詞是近代詞彙。歐陽健先生對此極表贊同，進而懷疑脂硯齋說了假話[8]。
筆者無法遍查中國古籍，不能確認在曹頫的時代以及此前是否有人用過“造化主”一詞，但是我在《四部叢刊續編•集部•茗齋集》(電子版)中卻找到了“造物主”一詞。《續編》第二千六百零一冊載彭孫貽所著《茗齋雜著》中《五福神》詩一首：
自求多福，豈必惟五。神明在人，亦無不可。方寸之中，五官有府。象形惟肖，真造物主。
彭孫貽(1615—1673)，字仲謀，一字羿仁，號茗齋，又號管葛山人，浙江海鹽人。明末貢生。入清，奉母杜門以居，以孝行聞於時。一生潛心著述，尤留心於明史。著有《流寇志》、《明史紀事本末補編》、《甲申後亡臣表》、《山中聞見錄》、《客舍偶聞》、《茗齋集》、《茗齋詩集》等。
“造物主”一詞在《四部叢刊》中僅見於《五福神》一詩。用南開大學《二十五史全文閱讀檢索系統》查詢，可知“造物主”和“造化主”兩詞均不見於二十五史。由此可見，“造物主”一詞的使用頻率是非常低的，但是並非沒有人用過。
“造化主”一詞使用的情況恐怕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因為它的使用頻率非常低，就認為脂硯齋絕不可能在臨終絕筆中用這個詞。另外，“造化主”與“造物主”僅一音之差，因此不能排除甲戌本批語過錄者在以聽寫方式抄錄時出現訛誤的可能性。
《破譯紅樓時間密碼》
“甲午八日”辨
關於脂硯齋臨終絕筆的最後一個疑問，是“甲午八日”的紀年方式。有的紅學家認為，“八日”乃“八月”之誤，因為一般干支紀年方式都是年份後接月份，而不是日期;有的則認為，“甲午”不是指代年份，而是指月份。趙國棟先生在《也談“甲午八日”》一文中一反前議，提出“八”字原應為“人”字，“甲午八日”應為“甲午人日”，他寫道：
《北史•魏收傳》引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說》：“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太平御覽》卷九七六引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宋高承《事物紀原•天地生植•人日》：“東方朔《占書》曰‘歲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豬，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皆清明溫和，為蕃息安泰之候;陰寒慘烈，為疾病衰耗。’”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人日》：“初七日謂之人日，是日天氣清明者則人繁衍。”
這一段批語終於將芹溪變成了小說的作者。雖然這位匿名的“老朽”“命令”或者“要求”小說作者刪減自己的作品完全不合情理，但是順著“隱去天香樓一節”幾個字大肆發揮，看來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了。造完這個“刪去”的假，再於第二十五回第16頁的頁眉上造上一句“嘆不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為恨”的眉批，以證實胡適先生的“後40回為續作”的理論，事就這麼成了。
造假者的身份
甲戌本於1927年8月是由當時住在上海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號的胡星垣先生通過新月書店高價賣給胡適先生的。《歷史檔案》1995年第2期《胡適考證〈紅樓夢〉往來書信選(五)》刊布了胡星垣於1927年5月22日寫給胡適的一封信：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夢》，惟祇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聞。叩請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4]
胡適先生於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中回憶說：
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貝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5]
歐陽健先生就此指出，“極有心計”的胡星垣熟悉紅學研究的動向，深諳主顧有哪些需求，因此“打定主意”讓胡適的新紅學理論一舉獲得“關鍵性的證據”[6]。不過，在歐陽健先生看來，甲戌本的批語根本就是造假。如此一來，胡星垣的罪名就太大了。我認為，其實胡星垣收藏的殘本是真貨，包括《凡例》和脂硯齋臨終絕筆等在內的脂批也都是真貨，可是這樣一個本子在當時根本不可能賣得起價錢，或許還會被人當作一堆廢紙。只有在以上文論述的方式造假之後，胡星垣才可以向胡適高價賣出這個“可寶貝”的本子。
既然胡星垣是“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的造假者，那麼“畸笏叟”會不會就是他呢?看來不是。甲戌本上並沒有任何一處批語署名“畸笏叟”、“畸笏”或“畸笏老人”，“畸笏”是在庚辰本上才出現的。庚辰本由徐星署先生於1932年在北平東城隆福寺小攤上購得。1933年，胡適先生從徐手中借出此本，並寫有《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一文。
如果說胡星垣是造假的始作傭者，畸笏叟就是造假的繼承者和發揚者。畸笏叟造假主要有三種方式：
(1)在胡星垣造出的批語後添加署名。如在“嘆不能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為恨”一句後署上“丁亥夏畸笏叟”。
(2)將甲戌本原有批語改頭換面，挪動位置，再署名。如將第十三回回前批“隱去天香樓一節是不忍下筆也”一句改成回後批，變成了“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嘆!壬午春”。
(3)順著“後40回為續作”和“曹雪芹長輩”的思路自行發揮，造出更多甲戌本所無的署名批語。
這並不是說庚辰本的所有批語都是偽造，庚辰本中也許存在不少真正的脂批，如“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矣不怨夫”和脂硯齋痛哭“先姊”等批語。最重要的一點是，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一條未署名的批語所引用的“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其中有“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兩句[7]，更是明明白白地將賈寶玉和脂硯齋相提並論，並且暗示了脂硯齋既是作者又是批語者。跟甲戌本的情況一樣，由這些批語自然而然推出的結論跟胡適先生的新紅學理論相悖，這些批語的存在只會令庚辰本掉價，因此有必要將造假“發揚光大”。
《破譯紅樓時間密碼》
“造化主”辨
在脂硯齋的臨終絕筆第三段中，“造化主”三個字引起了兩位學者的嚴重關注。台灣學者劉廣定先生於2001年為天津“新世紀海峽兩岸中青年紅樓夢學者研討會”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庚辰本〈石頭記〉七十一至八十回之版本研究》，文中對“造化主”一詞作了考訂，認為“造化主”一詞是基督教傳入中國後才出現的，梁啓超先生於光緒壬寅旅居日本時首用之，因此這個詞是近代詞彙。歐陽健先生對此極表贊同，進而懷疑脂硯齋說了假話[8]。
筆者無法遍查中國古籍，不能確認在曹頫的時代以及此前是否有人用過“造化主”一詞，但是我在《四部叢刊續編•集部•茗齋集》(電子版)中卻找到了“造物主”一詞。《續編》第二千六百零一冊載彭孫貽所著《茗齋雜著》中《五福神》詩一首：
自求多福，豈必惟五。神明在人，亦無不可。方寸之中，五官有府。象形惟肖，真造物主。
彭孫貽(1615—1673)，字仲謀，一字羿仁，號茗齋，又號管葛山人，浙江海鹽人。明末貢生。入清，奉母杜門以居，以孝行聞於時。一生潛心著述，尤留心於明史。著有《流寇志》、《明史紀事本末補編》、《甲申後亡臣表》、《山中聞見錄》、《客舍偶聞》、《茗齋集》、《茗齋詩集》等。
“造物主”一詞在《四部叢刊》中僅見於《五福神》一詩。用南開大學《二十五史全文閱讀檢索系統》查詢，可知“造物主”和“造化主”兩詞均不見於二十五史。由此可見，“造物主”一詞的使用頻率是非常低的，但是並非沒有人用過。
“造化主”一詞使用的情況恐怕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因為它的使用頻率非常低，就認為脂硯齋絕不可能在臨終絕筆中用這個詞。另外，“造化主”與“造物主”僅一音之差，因此不能排除甲戌本批語過錄者在以聽寫方式抄錄時出現訛誤的可能性。
《破譯紅樓時間密碼》
“甲午八日”辨
關於脂硯齋臨終絕筆的最後一個疑問，是“甲午八日”的紀年方式。有的紅學家認為，“八日”乃“八月”之誤，因為一般干支紀年方式都是年份後接月份，而不是日期;有的則認為，“甲午”不是指代年份，而是指月份。趙國棟先生在《也談“甲午八日”》一文中一反前議，提出“八”字原應為“人”字，“甲午八日”應為“甲午人日”，他寫道：
《北史•魏收傳》引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說》：“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太平御覽》卷九七六引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宋高承《事物紀原•天地生植•人日》：“東方朔《占書》曰‘歲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豬，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皆清明溫和，為蕃息安泰之候;陰寒慘烈，為疾病衰耗。’”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人日》：“初七日謂之人日，是日天氣清明者則人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