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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跡，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迴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姦佞。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瘓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里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侖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省、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穀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了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泄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迴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姦佞。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瘓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里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侖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省、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穀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了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泄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