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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在平時遇到水旱災害，農產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們沒有飯吃。年紀大，身體弱的，餓死在路旁;年紀輕，身體健壯，走得動的，就離鄉背井，向外逃生。在鄒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達幾千人之多，占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糧倉裡面，多的是糧食，財庫里的錢也很充裕，有足夠的力量幫助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幹部們，當時並沒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訴你，他們這樣驕慢而不理政事，結果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時老百姓吃了他長官的虧。現在他們也就眼看著他們的長官受難，不出來救援了。這正是他們飢餓時，長官不救援他們的一種還報，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呢?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愛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也就敬愛他們的長官，當長官有難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拼死命去保護救助了。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征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婦孤兒悄然出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婦孤兒自入關，便宜占盡此江山。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著這種艱苦的日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儘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飢心撫亦難。”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征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婦孤兒悄然出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婦孤兒自入關，便宜占盡此江山。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著這種艱苦的日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儘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飢心撫亦難。”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