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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匯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牴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干，肯乾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乾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家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迴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國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兩大之間難為小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膝、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但在《論語》及《孟子》書中，都有所論及。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論語·憲問》篇中記載著：“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就是這個滕國。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孟子也的確是高明，他答覆滕文公說：“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覆，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於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只有一條路比較好。你把你自己的內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團結起來。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寧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覆“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基本原則，只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羊，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於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立自強以外，絕無其他妥協的良策。況且愈妥協，將愈增加困難。因此孟子便指出，寧可亡國，也不可喪失國格或人格的原則，作為答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四：“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進一步向孟子請教說，薛和我一樣是個小國，可是出現強鄰的齊國，要在薛國建築城池，也就是在薛國的領土上，建築堅強的軍事基地。薛國也是我的鄰近小國，有同病相憐，唇亡齒寒的威脅。看這種國際趨勢，下一步很可能要輪到我頭上了。這種威脅實在讓人憂慮。你看，該怎麼辦好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干，肯乾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乾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家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迴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國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兩大之間難為小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膝、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但在《論語》及《孟子》書中，都有所論及。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論語·憲問》篇中記載著：“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就是這個滕國。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孟子也的確是高明，他答覆滕文公說：“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覆，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於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只有一條路比較好。你把你自己的內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團結起來。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寧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覆“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基本原則，只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羊，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於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立自強以外，絕無其他妥協的良策。況且愈妥協，將愈增加困難。因此孟子便指出，寧可亡國，也不可喪失國格或人格的原則，作為答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四：“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進一步向孟子請教說，薛和我一樣是個小國，可是出現強鄰的齊國，要在薛國建築城池，也就是在薛國的領土上，建築堅強的軍事基地。薛國也是我的鄰近小國，有同病相憐，唇亡齒寒的威脅。看這種國際趨勢，下一步很可能要輪到我頭上了。這種威脅實在讓人憂慮。你看，該怎麼辦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