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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陣營內的矛盾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動盪年代,各種革命團體風起雲湧,"左聯"應運而生,"左聯"的金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於1930年3月,其宗旨是聯合一切進步力量,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和推動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魯迅、茅盾、田漢等人都是左聯的發起者和重要領導者,"左聯"的成立為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由於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在工作中也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傾向,參與者也由於認識水平與思想覺悟的不同而產生過摩擦與矛盾,不過,這畢竟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為此對待敵人可以針鋒相對、立場鮮明的魯迅,又會怎樣對待他的這些戰友呢?
我們都知道革命隊伍一開始並不是只有中國共產黨這一支。很多人都從革命道路發展來的,國民黨原來也叫革命黨,國民黨的部隊叫國民革命軍,也是號稱革命的,蔣介石稱他的部下也都同志同志的,但是革命是會發生分歧的,最後有的革命都變成了反革命,真正的革命者內部思想境界也是有高下,人也是有矛盾的。比如說有一個文學組織叫創造社,是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文學團體之一,他們是主張"革命文學"的,在創造社主張革命文學的時候,他們首先批判的是魯迅,因為他們認為魯迅已經過時了,不但過時而且反動,創造社說魯迅是雙重的反革命,怎麼叫雙重反革命?"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先定性魯迅是封建社會的封建餘孽,你看這論證很嚴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是反革命,但你是封建餘孽,封建餘孽對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所以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子弟,我們看批判文章充滿了革命青年的義正詞嚴的正氣,但是這是給魯迅扣大帽子。魯迅這個時候沒有讀過馬列主義著作,但由於創造社的批判,逼迫魯迅去找了一些馬列主義書來讀,結果發現自己才是真正懂馬列主義的人,而對方搞的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還有一些革命青年對魯迅忘恩負義,在他們人生開始的時候,魯迅都幫助過他們,但是後來,他們到了革命陣營內部之後又反過來攻擊魯迅,所以革命的艱難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革命陣營內部的不團結,內部磨合有很大問題,後來魯迅加入了左聯,但是在加入左聯之後,他深刻地感到革命陣營內部仍然有等級,因為本來是為了奴隸求解放,大家是要求自由,結果奴隸們結成了一個反抗組織之後,組織內部又產生等級了,所以魯迅發明了一個詞,叫"奴隸總管",奴隸裡面有總管,管著我們呢。魯迅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的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魯迅說這話是很沉痛的,他說有時手持皮鞭亂打苦工的後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起了工頭的立場而已。我們看魯迅對待這些人的語氣,他不像對待正面的敵人那樣,正面的敵人他可以無所顧忌地反擊他就是,這些人畢竟是同一陣營的,也是革命者,但是是他不喜歡的革命者,在革命中對別的革命者頤指氣使,自己好像是個領頭的,是高高在上的人,對於來自這個方面的痛苦,魯迅感到難以發泄,對敵人可以刀來刀去,槍來槍對的,而這個痛苦是難以發泄的,悲哀來自自己所親愛的人,同一立場的人,這個痛苦有多難!
特別是有一些以假亂真的革命者,你知道他是假的,可你又沒有證據,魯迅說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信仰三民主義的時候,很多軍閥都是反對三民主義的,都要鎮壓國民黨,但是當北伐軍勢力一大的時候,很多軍閥搖旗一變就號稱自己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說自己已經相信三民主義了,他不但相信三民主義,他還要做總理紀念周,紀念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然後請你去開會,這時候你去不去呢?你要不去那你就是三民主義的判徒。假的變成真的了,真的只好假,當革命勢力一大的時候,假的革命者往往會竊據革命的高位變成真的革命者,而像魯迅這樣的真正的革命者,反而遭到了壓迫。所以魯迅一生很重視真和假的問題,他呼籲真的知識階級,不是說大學畢業了你就叫知識分子,"什麼叫真的知識階級?"這是魯迅提出的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三、改造民族魂
魯迅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一直在思考著革命與群眾的關係問題。191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藥》,就是在這種思考中誕生的作品。《藥》講述的是純樸善良而又愚昧無知的農民華老栓一心想用人血饅頭給患肺病的兒子治病,並在革命者夏瑜被殺的時候得到了人血饅頭,這篇小說真實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與群眾的麻木與冷漠,也就是革命者為群眾造福、群眾卻毫不領情,魯迅為什麼會創作這篇小說,這與他棄醫從文的經歷又有著怎樣的關係呢?
《藥》這篇小說就沉痛地反省了這個問題,辛亥革命的這些先覺者們,他們要救群眾,包括華老栓這樣的群眾,但是華老栓這樣的群眾怎麼對待這些革命烈士?怎樣對待這些革命勇士?他不但不了解、不理解他們的革命行為,反而和統治者一樣認為他們就是犯上作亂的人,認為他們是盜賊。革命者被抓起來他們不關心,革命者被槍斃、被砍頭他們卻來看熱鬧,不但看熱鬧還要拿饅頭蘸你的鮮血,回家給他兒子治肺結核。這一點真是讓人看了萬分心痛,而這是中國群眾的一個普遍的特點,所以魯迅把它總結為"要救群眾的人反被群眾所害"。如果說你是反抗統治者,你被統治者殺了,這很光榮啊!這是死得其所!但是你被你要救的那個人害掉了,這真是雙重的痛苦。
群眾的麻木這一點是魯迅從青少年時代就感受到了。特別是他在日本留學,在仙台學醫的時候,有一次著名的幻燈片事件,幻燈片事件促使他棄醫從文,課間休息放幻燈,演的是日俄戰爭的新聞片,日俄戰爭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兩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架,然後抓到一個中國人說是俄軍的偵探,然後日本人要槍斃他,日軍要槍斃他,圍著看的這些人都是中國同胞,這些中國同胞面無表情,像看殺雞殺狗一樣地看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國軍隊槍斃,魯迅說這個事情刺激他再也不能學醫學下去了,所以他決定不能再學醫,他要棄醫從文,放下肉體的手術刀拿起靈魂的手術刀,要醫治中國人的靈魂。魯迅他一生堅定一個"改造民族靈魂"的信念,這是和他深刻的感覺到來自群眾的麻木這個是有關係的。在魯迅之外,我發現很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都有過學醫的經歷,郭沫若是一個,孫中山早年也是大夫,很多醫生在接觸人的肉體之後發現,光給人治病是沒用的,你治好了他的病,他還是一個麻木的看客,你治好了絕症,他還是看別人殺頭,你治了病有什麼用呢?很多醫生走過類似的道路。
而先覺者不被群眾理解的苦痛正是革命很艱難的一個原因,如果說革命就是把大家號召起來去打敗敵人,這是很容易的,關鍵就是不容易動員群眾。比如說當年我們共產黨號召農民起來反對地主,很多農民都說地主沒有剝削我,農民不認為地主剝削自己,地都是人家的,我種的地都是老張家的,種人地給人交租,他怎麼剝削我,沒剝削我啊。你問工人,資本家剝削你了嗎?他說資本家沒有剝削我,資本家養活我呀。他不讓我到工廠里幹活,我怎麼掙錢呢?工人、農民是不覺悟的,沒有經過學習的人,是不會認識到自己的奴隸處境的,而且相反認為你是搗亂分子,我活得好好的,每個月畢竟掙五毛錢,你非得來搗亂,革命者往往就被統治者和群眾聯合的勢力給絞殺掉了。在日常生活中大眾更是冷漠,看客現象是魯迅最心痛的一個現象,在很多小說、雜文中,他都描寫過,而魯迅的思想永遠是超前的,不但一般的群眾不能趕上他,就是多數知識分子也很難趕上他,跟不上他思想的節奏,我們不能說真理是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但是我們起碼可以說真理首先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在這個問題上,多數人是落後的,我們可以舉一些科學上的例子,比如說日心說、地心說,當人們都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圍著地球轉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是真理,因為我們每天看到的就是這種現象,早晨起來太陽慢慢升起來,晚上落下去,這不是實踐檢驗真理嗎?這不是太陽圍著地球轉嗎?那麼這時候有一個人站起來說不對,你們都錯了,應該是地球圍著太陽轉。大家會說,這不是胡說八道嗎?!所以宗教裁判所的人說這是瘋子趕快把他燒死,群眾都熱烈鼓掌,說就是應該把他燒死,能依少數人的異端邪說嗎,這個人就被燒死了。但後來還有第二人說,還是地球圍著太陽轉,又有第三個人,第四個人,終於證明了我們都錯了,是地球圍著太陽轉,於是改變了,越來越多的人都認識到地球圍著太陽轉,於是改成了日心說,真理被大多數人掌握了,但是當真理被大多數人掌握的時候,它還有多大的價值?你今天到街上拉出一個人來說我告訴你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有價值嗎?這不是廢話嗎?這時候真理已經貶值了,貶得接近於零了。問題不在於你現在是不是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問題在於假如今天又有一個人站起來說,其實我們還是錯了,其實還是太陽圍著地球轉,假如有一個人發表這樣的言論,我們是不是要嘲笑他、蔑視他,把他抓起來燒死?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對待思想的態度。所以正是考慮這些問題,魯迅他一生都在堅定地改造國民性,這是來自群眾的麻木給他帶來的思想上的痛苦。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動盪年代,各種革命團體風起雲湧,"左聯"應運而生,"左聯"的金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於1930年3月,其宗旨是聯合一切進步力量,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和推動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魯迅、茅盾、田漢等人都是左聯的發起者和重要領導者,"左聯"的成立為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由於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在工作中也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傾向,參與者也由於認識水平與思想覺悟的不同而產生過摩擦與矛盾,不過,這畢竟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為此對待敵人可以針鋒相對、立場鮮明的魯迅,又會怎樣對待他的這些戰友呢?
我們都知道革命隊伍一開始並不是只有中國共產黨這一支。很多人都從革命道路發展來的,國民黨原來也叫革命黨,國民黨的部隊叫國民革命軍,也是號稱革命的,蔣介石稱他的部下也都同志同志的,但是革命是會發生分歧的,最後有的革命都變成了反革命,真正的革命者內部思想境界也是有高下,人也是有矛盾的。比如說有一個文學組織叫創造社,是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文學團體之一,他們是主張"革命文學"的,在創造社主張革命文學的時候,他們首先批判的是魯迅,因為他們認為魯迅已經過時了,不但過時而且反動,創造社說魯迅是雙重的反革命,怎麼叫雙重反革命?"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先定性魯迅是封建社會的封建餘孽,你看這論證很嚴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是反革命,但你是封建餘孽,封建餘孽對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所以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子弟,我們看批判文章充滿了革命青年的義正詞嚴的正氣,但是這是給魯迅扣大帽子。魯迅這個時候沒有讀過馬列主義著作,但由於創造社的批判,逼迫魯迅去找了一些馬列主義書來讀,結果發現自己才是真正懂馬列主義的人,而對方搞的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還有一些革命青年對魯迅忘恩負義,在他們人生開始的時候,魯迅都幫助過他們,但是後來,他們到了革命陣營內部之後又反過來攻擊魯迅,所以革命的艱難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革命陣營內部的不團結,內部磨合有很大問題,後來魯迅加入了左聯,但是在加入左聯之後,他深刻地感到革命陣營內部仍然有等級,因為本來是為了奴隸求解放,大家是要求自由,結果奴隸們結成了一個反抗組織之後,組織內部又產生等級了,所以魯迅發明了一個詞,叫"奴隸總管",奴隸裡面有總管,管著我們呢。魯迅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的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魯迅說這話是很沉痛的,他說有時手持皮鞭亂打苦工的後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起了工頭的立場而已。我們看魯迅對待這些人的語氣,他不像對待正面的敵人那樣,正面的敵人他可以無所顧忌地反擊他就是,這些人畢竟是同一陣營的,也是革命者,但是是他不喜歡的革命者,在革命中對別的革命者頤指氣使,自己好像是個領頭的,是高高在上的人,對於來自這個方面的痛苦,魯迅感到難以發泄,對敵人可以刀來刀去,槍來槍對的,而這個痛苦是難以發泄的,悲哀來自自己所親愛的人,同一立場的人,這個痛苦有多難!
特別是有一些以假亂真的革命者,你知道他是假的,可你又沒有證據,魯迅說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信仰三民主義的時候,很多軍閥都是反對三民主義的,都要鎮壓國民黨,但是當北伐軍勢力一大的時候,很多軍閥搖旗一變就號稱自己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說自己已經相信三民主義了,他不但相信三民主義,他還要做總理紀念周,紀念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然後請你去開會,這時候你去不去呢?你要不去那你就是三民主義的判徒。假的變成真的了,真的只好假,當革命勢力一大的時候,假的革命者往往會竊據革命的高位變成真的革命者,而像魯迅這樣的真正的革命者,反而遭到了壓迫。所以魯迅一生很重視真和假的問題,他呼籲真的知識階級,不是說大學畢業了你就叫知識分子,"什麼叫真的知識階級?"這是魯迅提出的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三、改造民族魂
魯迅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一直在思考著革命與群眾的關係問題。191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藥》,就是在這種思考中誕生的作品。《藥》講述的是純樸善良而又愚昧無知的農民華老栓一心想用人血饅頭給患肺病的兒子治病,並在革命者夏瑜被殺的時候得到了人血饅頭,這篇小說真實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與群眾的麻木與冷漠,也就是革命者為群眾造福、群眾卻毫不領情,魯迅為什麼會創作這篇小說,這與他棄醫從文的經歷又有著怎樣的關係呢?
《藥》這篇小說就沉痛地反省了這個問題,辛亥革命的這些先覺者們,他們要救群眾,包括華老栓這樣的群眾,但是華老栓這樣的群眾怎麼對待這些革命烈士?怎樣對待這些革命勇士?他不但不了解、不理解他們的革命行為,反而和統治者一樣認為他們就是犯上作亂的人,認為他們是盜賊。革命者被抓起來他們不關心,革命者被槍斃、被砍頭他們卻來看熱鬧,不但看熱鬧還要拿饅頭蘸你的鮮血,回家給他兒子治肺結核。這一點真是讓人看了萬分心痛,而這是中國群眾的一個普遍的特點,所以魯迅把它總結為"要救群眾的人反被群眾所害"。如果說你是反抗統治者,你被統治者殺了,這很光榮啊!這是死得其所!但是你被你要救的那個人害掉了,這真是雙重的痛苦。
群眾的麻木這一點是魯迅從青少年時代就感受到了。特別是他在日本留學,在仙台學醫的時候,有一次著名的幻燈片事件,幻燈片事件促使他棄醫從文,課間休息放幻燈,演的是日俄戰爭的新聞片,日俄戰爭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兩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架,然後抓到一個中國人說是俄軍的偵探,然後日本人要槍斃他,日軍要槍斃他,圍著看的這些人都是中國同胞,這些中國同胞面無表情,像看殺雞殺狗一樣地看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國軍隊槍斃,魯迅說這個事情刺激他再也不能學醫學下去了,所以他決定不能再學醫,他要棄醫從文,放下肉體的手術刀拿起靈魂的手術刀,要醫治中國人的靈魂。魯迅他一生堅定一個"改造民族靈魂"的信念,這是和他深刻的感覺到來自群眾的麻木這個是有關係的。在魯迅之外,我發現很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都有過學醫的經歷,郭沫若是一個,孫中山早年也是大夫,很多醫生在接觸人的肉體之後發現,光給人治病是沒用的,你治好了他的病,他還是一個麻木的看客,你治好了絕症,他還是看別人殺頭,你治了病有什麼用呢?很多醫生走過類似的道路。
而先覺者不被群眾理解的苦痛正是革命很艱難的一個原因,如果說革命就是把大家號召起來去打敗敵人,這是很容易的,關鍵就是不容易動員群眾。比如說當年我們共產黨號召農民起來反對地主,很多農民都說地主沒有剝削我,農民不認為地主剝削自己,地都是人家的,我種的地都是老張家的,種人地給人交租,他怎麼剝削我,沒剝削我啊。你問工人,資本家剝削你了嗎?他說資本家沒有剝削我,資本家養活我呀。他不讓我到工廠里幹活,我怎麼掙錢呢?工人、農民是不覺悟的,沒有經過學習的人,是不會認識到自己的奴隸處境的,而且相反認為你是搗亂分子,我活得好好的,每個月畢竟掙五毛錢,你非得來搗亂,革命者往往就被統治者和群眾聯合的勢力給絞殺掉了。在日常生活中大眾更是冷漠,看客現象是魯迅最心痛的一個現象,在很多小說、雜文中,他都描寫過,而魯迅的思想永遠是超前的,不但一般的群眾不能趕上他,就是多數知識分子也很難趕上他,跟不上他思想的節奏,我們不能說真理是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但是我們起碼可以說真理首先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在這個問題上,多數人是落後的,我們可以舉一些科學上的例子,比如說日心說、地心說,當人們都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圍著地球轉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是真理,因為我們每天看到的就是這種現象,早晨起來太陽慢慢升起來,晚上落下去,這不是實踐檢驗真理嗎?這不是太陽圍著地球轉嗎?那麼這時候有一個人站起來說不對,你們都錯了,應該是地球圍著太陽轉。大家會說,這不是胡說八道嗎?!所以宗教裁判所的人說這是瘋子趕快把他燒死,群眾都熱烈鼓掌,說就是應該把他燒死,能依少數人的異端邪說嗎,這個人就被燒死了。但後來還有第二人說,還是地球圍著太陽轉,又有第三個人,第四個人,終於證明了我們都錯了,是地球圍著太陽轉,於是改變了,越來越多的人都認識到地球圍著太陽轉,於是改成了日心說,真理被大多數人掌握了,但是當真理被大多數人掌握的時候,它還有多大的價值?你今天到街上拉出一個人來說我告訴你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有價值嗎?這不是廢話嗎?這時候真理已經貶值了,貶得接近於零了。問題不在於你現在是不是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問題在於假如今天又有一個人站起來說,其實我們還是錯了,其實還是太陽圍著地球轉,假如有一個人發表這樣的言論,我們是不是要嘲笑他、蔑視他,把他抓起來燒死?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對待思想的態度。所以正是考慮這些問題,魯迅他一生都在堅定地改造國民性,這是來自群眾的麻木給他帶來的思想上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