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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的這封電報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如果不“產生黨內黨外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內分歧就難以解決，因此，召開中央擴大會就顯得非常迫切。
當時正在陝北安塞的毛澤東，剛剛開會研究如何讓張學良成為抗日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的問題，他的思緒還沒有從這個問題中跳出來，便接到了任弼時的這封電報，閱畢之後，他問張聞天：“聞天同志，你看弼時的建議可否？”
“依我看，開個會是必要的。”張聞天不知毛澤東是什麼意見，也就只表示了這麼一個態度，沒有對建議本身作出評價。
“好，那就給弼時回個電，可以開個會，同時也電告共產國際。”毛澤東說完就去忙別的事情了。
然而，這個會直到1938年才召開，但那時的政治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實踐已經證明，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不是張國燾，也不是王明。尤其是當時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使黨內的政治分歧煙消雲散：
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
就這樣，實踐充當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澤東手裡，而任弼時站在了毛澤東一邊。
但此時的實踐還沒有作出最終的裁決。
張國燾突然宣布辭職
二、四方面軍會合後，共同北上的戰略行動開始了。
紅軍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實，客觀上說明了南下北上之爭的是非對錯。
樹欲靜風不止(4)
然而，張國燾還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認他的南下戰略的徹底破產。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軍在道孚召開幹部會時，張國燾在所作《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中，就花費了很多口舌，來說明當時南下的正確和此時四方面軍的準備北上與當時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詞地講道：
這裡來說我們南下的意義吧。
在一、四方面軍未會合前，一方面軍退出中央蘇區是打退卻戰。可是當時黨的領導同志非常怕羞，把這一鐵的事實掩蓋起來，不敢說自己受了打擊，自己在退卻，反而說自己勝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張國燾接著在為自己已經失敗了的南下主張進行辯解時，卻又把一方面軍退出中央蘇區的事拿出來證明他的南下主張的正確。他說：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這樣的提出問題：南下到底沒有站好久呀!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還不清楚麼？中央蘇區穩定了四五年。結果主力紅軍還是退出了蘇區，鄂豫皖、湘鄂西、川陝等蘇區發生同樣的現象。……在相當的意義上說，南下是勝利，達到了我們預定的目的。
看來，事實在張國燾手裡像泥團一般，可以為我所用地任意捏來捏去，結果還是不能自圓其說。聽者也就覺得很勉強，都在心裡問，究竟是誰“非常怕羞”而不敢說自己受到了打擊，遭遇了挫折？
張國燾見與會者的眼裡充滿著疑惑的目光，便把話題一轉，說：“至於我們此次的北上，是在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以後，我們主動地向北發展，這當然不能與他們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語。”
但無論怎樣，失敗者的辯解都是無力的，儘管張國燾也能算得上是一個演說家，也同樣如此。不過，說來說去，他的意思只有一個，那就是南下是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與毛澤東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來，張國燾已經是鐵了心地要北上了。
確實，二、四方面軍會合後，於7月1日開始實施共同北上的戰略行動。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軍事和政治形勢都發生了變化。
這時，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
這時，四方面軍已經是第三次越過雪山，跨過草地，進入甘南地區。
這時，四方面軍已由當初的8萬多人，減員到3萬多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傷病員。
這時，陝北頻頻來電，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將實現，戰略基本方針，已由“反蔣抗日”變為“逼蔣抗日”。
這時，陝北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已經開通多時，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
這時，張國燾周圍的人開始分化。陳昌浩與張國燾頂牛已不止一次了。
這時，張國燾對於與一方面軍再次會合，心有餘悸。
這時，蔣介石正在調集重兵，對紅軍進行新的“圍剿”。
這時，陝北中央已經與張學良達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人就今後的戰略方針致朱、張、任說：“一、二、四方面軍，有配合甲軍(引者註：指張學良的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
蘇聯與外蒙早已達成軍事合作協議，蘇聯軍隊可以入蒙。因此，在具體步驟上，陝北中央要二、四方面軍占甘肅和青海。在此以後，“12月起三個方面軍中，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趁結冰期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
當時正在陝北安塞的毛澤東，剛剛開會研究如何讓張學良成為抗日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的問題，他的思緒還沒有從這個問題中跳出來，便接到了任弼時的這封電報，閱畢之後，他問張聞天：“聞天同志，你看弼時的建議可否？”
“依我看，開個會是必要的。”張聞天不知毛澤東是什麼意見，也就只表示了這麼一個態度，沒有對建議本身作出評價。
“好，那就給弼時回個電，可以開個會，同時也電告共產國際。”毛澤東說完就去忙別的事情了。
然而，這個會直到1938年才召開，但那時的政治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實踐已經證明，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不是張國燾，也不是王明。尤其是當時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使黨內的政治分歧煙消雲散：
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
就這樣，實踐充當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澤東手裡，而任弼時站在了毛澤東一邊。
但此時的實踐還沒有作出最終的裁決。
張國燾突然宣布辭職
二、四方面軍會合後，共同北上的戰略行動開始了。
紅軍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實，客觀上說明了南下北上之爭的是非對錯。
樹欲靜風不止(4)
然而，張國燾還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認他的南下戰略的徹底破產。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軍在道孚召開幹部會時，張國燾在所作《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中，就花費了很多口舌，來說明當時南下的正確和此時四方面軍的準備北上與當時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詞地講道：
這裡來說我們南下的意義吧。
在一、四方面軍未會合前，一方面軍退出中央蘇區是打退卻戰。可是當時黨的領導同志非常怕羞，把這一鐵的事實掩蓋起來，不敢說自己受了打擊，自己在退卻，反而說自己勝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張國燾接著在為自己已經失敗了的南下主張進行辯解時，卻又把一方面軍退出中央蘇區的事拿出來證明他的南下主張的正確。他說：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這樣的提出問題：南下到底沒有站好久呀!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還不清楚麼？中央蘇區穩定了四五年。結果主力紅軍還是退出了蘇區，鄂豫皖、湘鄂西、川陝等蘇區發生同樣的現象。……在相當的意義上說，南下是勝利，達到了我們預定的目的。
看來，事實在張國燾手裡像泥團一般，可以為我所用地任意捏來捏去，結果還是不能自圓其說。聽者也就覺得很勉強，都在心裡問，究竟是誰“非常怕羞”而不敢說自己受到了打擊，遭遇了挫折？
張國燾見與會者的眼裡充滿著疑惑的目光，便把話題一轉，說：“至於我們此次的北上，是在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以後，我們主動地向北發展，這當然不能與他們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語。”
但無論怎樣，失敗者的辯解都是無力的，儘管張國燾也能算得上是一個演說家，也同樣如此。不過，說來說去，他的意思只有一個，那就是南下是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與毛澤東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來，張國燾已經是鐵了心地要北上了。
確實，二、四方面軍會合後，於7月1日開始實施共同北上的戰略行動。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軍事和政治形勢都發生了變化。
這時，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
這時，四方面軍已經是第三次越過雪山，跨過草地，進入甘南地區。
這時，四方面軍已由當初的8萬多人，減員到3萬多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傷病員。
這時，陝北頻頻來電，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將實現，戰略基本方針，已由“反蔣抗日”變為“逼蔣抗日”。
這時，陝北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已經開通多時，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
這時，張國燾周圍的人開始分化。陳昌浩與張國燾頂牛已不止一次了。
這時，張國燾對於與一方面軍再次會合，心有餘悸。
這時，蔣介石正在調集重兵，對紅軍進行新的“圍剿”。
這時，陝北中央已經與張學良達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人就今後的戰略方針致朱、張、任說：“一、二、四方面軍，有配合甲軍(引者註：指張學良的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
蘇聯與外蒙早已達成軍事合作協議，蘇聯軍隊可以入蒙。因此，在具體步驟上，陝北中央要二、四方面軍占甘肅和青海。在此以後，“12月起三個方面軍中，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趁結冰期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