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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榮臻坐不住了,他主動向大會作了檢討,承擔了責任。

  毛澤東用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目光,看了看在那裡悶不作聲的林彪。

  不久,中革軍委頒布命令,林彪調任紅軍大學校長,任命左權代理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仍任軍團政委。

  這一調動,究竟意味著什麼?對林彪是獎勵還是微懲?人們議論紛紛。

  反正,林彪是第一次正式調離紅一軍團。

  反正,左權是代理一軍團軍團長。

  任弼時明斷是非

  二、四方面軍會合後,任弼時了解到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的一些裂痕,覺得這裂痕後面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就急於恢復同陝北的直接聯繫,並指示二、六軍團總指揮部無線電中隊政委江文專門拜訪了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負責通訊工作的宋侃夫,商談了二方面軍同陝北恢復聯繫的有關事宜。任弼時又親自到朱德處要來了與陝北通報的密電碼本,很快就溝通了聯繫。

  隨即,中革軍委正式任命賀龍為二方面軍總指揮,任弼時任總政治委員,蕭克為副總指揮,關向應為副總政治委員,李達為參謀長,甘泗淇為政治部主任。

  在此之前,朱德建議任弼時留紅軍總部工作,以加強紅軍總部與張國燾爭論的對手;而張國燾認為這是把任弼時拉過來,把自己的人插進二軍團的一個好辦法,所以也積極支持朱德的建議,並要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提出任弼時留總部後,給二軍團另派政委,但被任弼時拒絕。

  看來,任弼時比較聰明,他不願意置身於那種左右為難的境地。

  樹欲靜風不止(3)

  但,任弼時並不想游離於這場政治鬥爭之外,他要通過自己的判斷,來對這場紛爭中誰是誰非的問題,作出公正的裁決。

  於是,任弼時開始緊張地活動,他同陳昌浩、傅鍾、李卓然等人頻繁談話,同傅鍾等黨內老同志甚至作徹夜交談。

  任弼時的這些活動,引起了張國燾的不快。張國燾在紅軍總部見到了任弼時,半開玩笑地說:“弼時,你搞些什麼‘小組織活動’呀?”

  “你是政治局委員,我也是政治局委員,就許你找他們談話,不許我找他們談?”任弼時也半開玩笑地回答。

  “你們都談些啥?”張國燾接著又問。

  “內容光明正大,你不是都知道嘛。”任弼時說。

  “那你是想當包文正喲?”張國燾故作輕鬆地笑了。

  “我可當不了包文正,我只是想當個魯仲連。”任弼時說著,來到張國燾的屋內。

  張國燾給任弼時移過一把椅子,兩人便面對面地坐下。

  “國燾”,任弼時誠摯地對他這位昔日的兄長說,“我是一個沒有參與這一爭端的人,現在我也不想參與。我找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情況,研究一下,也許以後可以為大家和好盡些力。”

  “能將局外人的看法說說嗎?”張國燾也很誠懇地說道。

  “當然可以,而且正想同你談談。”任弼時嘴裡叼著史達林式的菸斗,邊“吧嗒”邊不緊不慢地說道,“據我所了解到的情況來分析,形成了這樣幾點看法:第一,四方面軍策應一方面軍是真誠的,不能說四方面軍的同志早就有反中央的傾向;第二,雙方的成見和不信任,最先公開表現出來的,是凱豐的文章;第三,一、四方面軍彼此的批評很多是不必要的,是成見造成的;第四,毛澤東、張聞天等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但他們事先沒有通知紅軍總司令部和總政委就率一、三軍團走了是不適當的,而釀成這個事件是因為四方面軍同志的反對呼聲;第五,卓克基成立‘臨時中央’是錯誤的,是分裂行為。‘臨時中央’不久就取消了,這是值得歡迎的……”

  “現在,國際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應急謀黨內團結,解決黨的統一問題。”張國燾打斷了任弼時的話說道。

  任弼時見張國燾是在有意打斷自己的話,也就不再談這個話題了,轉而說道:“我們在山溝里呆得時間太長了,也不知外面都是什麼形勢。”

  “是啊”,張國燾感慨而談,“不過也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變化的倒是你我,時間在折磨人啦!細想起來,人生一世,非爭個你高我低,到最後也落得個掛一身皮去見閻王爺就是了。”

  “國燾兄,你是我們黨的元老,可不要這麼悲觀,有許多革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任弼時安慰著。

  ……

  他們就這樣“侃”了幾個時辰,任弼時才起身告辭。

  歸途中,任弼時想了許多,張國燾雖然取消了“臨時中央”,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看樣子還存在許多分歧。是啊,分歧不解決,黨內就無法有統一的意志,長期下去,對中國革命極為不利。於是,他開始構思一個解決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關係的妥善辦法。

  7月10日,任弼時向陝北發出了一封建議解決黨內團結問題的電報,其中說到:“在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至少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一、二、四方面軍主要幹部參加,並要求國際派負責代表出席這次會議。議程應列有總結五次‘圍剿’鬥爭之經驗教訓和討論黨的目前緊張任務,並產生黨內和黨外的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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