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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2月8日,閻錫山由成都乘飛機到了台灣。3月,蔣介石又粉墨登場,在台灣做起總統來。此時,國民黨的要員紛紛出面,對內閣在重慶、成都時的種種舉措提出指責,甚至惡意攻擊。閻錫山的處境甚至得到了“國際友人”的同情,說:“軍中的悍將,政中的流氓,社會上的土棍,無人替你制服,你難免受他們的侮辱。”閻錫山忍氣吞聲之餘,也終於明白,即使自以為反共到底,拼了老命,也還是難以得到蔣介石的認同。於是便以“中樞有主”為辭,向蔣遞交了“辭呈”。蔣介石立即通知“立法院”開會討論,很快便予以批准,並通過行政院長由陳誠繼任。七、八個月的行政院長做完了,閻錫山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徹底結束。閻在台灣,還念念不忘他所器重的所謂“五百完人”,通過行政院撥款新台幣20萬,在台北北園山建立了“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蔣介石還特意題字曰“民族正氣”,蔣經國則題贈“齊烈流芳”的匾額。閻錫山題寫的是“先我而死”,並親自撰寫了一首“太原五百完人歌”,其歌曰:“民族有正氣,太原出完人;海天萬里招忠魂,歌聲悲壯動三晉。何以為完人?生而能殺賊,死而不留身,大節凜然表群倫。誰能為完人?男學梁敦厚,女學閻慧卿,死事壯烈泣鬼神。赴湯蹈火全忠貞,救國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齊盡節,太原今日有田橫。民族有正氣,太原出完人;日月光華耀國門,萬古流芳美名存。”由於閻錫山的竭力鼓吹,蔣介石的大力支持,所謂“太原五百完人”在台灣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既顯現了閻錫山善於造聲勢、造輿論的能力,也曲折地表示出他對生他養他的故地有一縷難斷之情。

  離職前,“行政院”的手下人,為閻錫山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茶話會。會上,有人引用了老子《道德經》中的兩句話,送給閻錫山作為安慰。這兩句話是: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閻錫山由此發了一通感慨說:“無珠寶而不爭珠寶,不是不爭,是無所爭;有珠寶而不爭,是自己心上無珠寶,才足為奇。人不污辱你,你不和人爭,不是不爭,是無爭;人污辱你,你不和人爭,才是不爭。”在險惡的人生中,經歷過無數艱難曲折,也使出過無數圖謀詭計的人,為了爭權奪利而無所不用其極的人,到這時候,道出這一番似乎曠達大度、與世無爭、安於命運的話來,究竟是一種幡然的悔悟呢,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認命?

  在台灣,閻錫山以“總統府資政”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的身份,長期隱居於台北市陽明山菁山草廬。雖然口頭聲稱與世無爭了,其實仍然丟不下放不開的他的反共理想,也丟不下放不開他曾經為之付出大半生心血的故鄉山西。有人作《菁山草廬紀略》,記述和描寫了閻錫山在台灣的日子。文中說:“菁山系台北市北郊陽明山的一部份,位於山仔后之東。……一九五0年三月十五日,閻伯川先生卸任行政院長,九月遷入菁山草廬,即士林公館裡九鄰八十一號。其地系日據時代之茶園,時已荒廢。閻先生於此建屋,茅草代瓦,竹泥為牆,無電燈、電話、自來水,石子道路,極其坎坷;生活條件,十分簡樸。來客甚稀,無都中之煩擾,適於專心致志,從事著述。住未久,蔣先生夫婦來訪後,命國防部整修道路,架設電話。民航空運公司陳納德及夫人陳香梅來訪後,贈一小型發電機。為節省汽油甚少使用,以蠟燭照明數年,始有電燈。台灣七、八月間不斷有颱風來襲,強風屋塌牆倒,拔樹斷路,茅屋一年間屢壞屢修,亦不安全,遂於地勢稍低依山背風處建水泥鋼筋頂之窯洞五孔,就地取材以石為牆,命名為‘種能洞’。‘種能’是指宇宙本體演變成物及人的根本。……(有客來時),閻先生談論主旨,一為人應當怎樣,包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責任;二為如何挽救人類核子毀滅的危機,取各種主義之長,舍各種主義之短,建立永久安和的世界大同;三為如何建設富強文明長治久安的新中國。……先生每日起床後,散步早餐,八至十二時寫作,與客會談。午餐後,休息,下午二時至五時寫作,五至六時聽報告重要新聞論文及書籍雜誌之要聞。六時晚餐,散步,七至九時寫作,十時就寢。飯食較清素,有若‘寄身京華久,醇樸猶老農’。”作者的筆端,流露出隱隱的同情和不平。與先前的鋪排豪華相比,日子確實過得有點兒寒磣。閻錫山自然明白,雖然蔣介石對他客氣有加,但並沒有將他當成自己人對待。試想,蔣的高官們哪一個會住到此等荒涼所在?對於與蔣幾十年中的恩恩怨怨,他心裡清楚,因此也有自知之明,不去自討無趣。到台灣後不久,各界就已紛紛議論,蔣介石將來要把“總統”傳給兒子蔣經國。閻錫山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借評論古人,發表意見說:“中國數千年來政治經濟上的病根,在家天下政權私有。”他認為,廢除井田而土地私有,將傳賢制度改為傳子,就是把給人類帶來幸福的措施變為使人類悲慘的謬誤。議論聲傳到蔣介石的耳中,蔣讓人轉告說:請少發些空泛議論。

  在這種政治上被冷凍,生活上遭貶斥的情況下,閻錫山沒有像有些高官那樣,轉到國外當寓公,也沒有像有些不得志的高官那樣,皈依宗教求解脫。他安居草廬,避在世外,不看電影,不看戲,不吸菸,不飲酒,不賭博,也不參加諸如剪彩、證婚之類的應酬,認認真真地做起了學問。用一輩子揮刀舞槍、撥拉算盤的手,兢兢業業地開始了艱苦的寫作。他深有感觸地說:“言語道斷,心思路絕,乃可語學問修養。”殫精竭慮,慘澹經營,奮鬥一生之後,落到一無所有的下場。這種人生境地的大起大落,可使人心灰意冷,也能讓人曠達超脫。應當說,閻錫山沒有被命運整得唐頹不已,他是要努力超脫的。他鑽到“反共”學說的研究中,為自己的失敗尋求難以驗證的辯解;鑽到儒家文化去尋求心理的慰籍和平衡。有評論說:“閻錫山好學深思,晚年對於反共之道,有若干深入獨到的見解,不流於空泛;對儒佛之學,雖然未至一旦豁然貫通的境域,但有若干盡情合理的名言,確超過一般平凡的思慮。”這種說法,值得欣賞和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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