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頁
此時的閻錫山，眼淚該不是作秀吧。
在解放軍的凌厲攻勢下，太原城迅速回到人民手中。山西軍政高官王靖國等皆成為解放軍槍口下的俘虜，太原守軍，包括正規軍和非正規軍共13500人，遭到徹底殲滅。4月29日，盤踞在晉北孤城大同的守軍萬餘人向解放軍投誠，大同宣告和平解放。山西全境回到了人民手中，閻錫山苦心經營達38年之久的老窩，從此將他徹底拋棄。
閻錫山到達南京之後，四處吹噓太原的“堅強防守”，吹噓他的所謂“五百完人”。本想著長期呆在南京，既躲開了解放軍的炮火，又能遙控太原戰局。不料，解放軍南下速度實在是太神速了，南京比太原還早解放了一天。沒奈何，他只好匆匆趕往廣州。到廣州時，他寫了一首《游海珠橋有感》：“鋼骨水泥兮，合作堅牢；孤雁南飛兮，哀鳴嘐嘐。”神情感傷，很是淒涼。看到《中央日報》上刊登新聞，稱“反共守城名將閻錫山蒞穗”，他又得到些許安慰，頗為自豪。但後來，廣州的書報攤上就出售一期美國的《時代》雜誌，在雜誌的扉頁上，印著一幀照片。那照片是在太原時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拍攝的。照片上，他穿著長袍，神情端莊地坐在辦公桌前，左手把一盒注射針劑（雜誌上註明是氰化劑），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寫道：“誓與太原共存亡的閻錫山將軍現在安然無恙地活躍在廣州政壇上。”這辛辣的諷刺著實讓他難堪，但他也確實知道，太原是回不去了，在山西的資本已經拼盡了。面對末路，精於算計的他又打起了新的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是失去了軍事力量，反共當然沒有了資本，赤手空拳卻也不會再招致蔣介石的忌恨。能做的，就是要努力討好蔣介石，努力表現堅定反共，在政治上努力撈取一些資本，作為今後“存在”的基礎；二是千方百計利用保衛太原的藉口，向國民黨中央政府要錢要糧，為此後籌劃生活費用和經濟資本。國防部給了一部分糧食和金元券，他令人將它們都換成銀洋和黃金；並把西北實業公司在太原的資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資，一律變現成黃金，儘量外運。對於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作了“狡兔三窟”的安排：將繼母和二媳送住台灣，在台北設立閻公館；將四子和四媳送往美國，在美國營造好了寓所；又派五子和內弟到日本，在日本也找下了巢穴。總之，不論時局如何變化，他都有了安身之地。後顧之憂的解決有了眉目之後，他就在政治上頻頻活動，沿著頑固反共的道路走到底。
他曾秘密到浙江奉化，去拜望當時“下野”在家的蔣介石，在蔣面前買好，以取得蔣的支持，在國民黨中央政府中圖謀位置；他還數度拜見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期望得到美國的支持；他多次接見“立法委員”和中外記者，吹噓死守太原的高招和收拾殘局的意見，並想創辦報紙，作為他自己的輿論陣地。南京解放後，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閻錫山到廣州後，就和CC分子聯合發起，成立所謂“反共救國大同盟”，並擔任主席，狂妄地提出了“集中全民力量，堅持反共戰鬥”的口號，網羅各派系的殘餘。自以為通過這個組織，還能得到地方勢力的擁戴，把廣州建成“第二個太原”。也正是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和CC派的搖旗吶喊聲中，閻錫山於1949年6月擔任了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對於此時此地出任這個“高官”，閻的部下頗有不同看法。一種認為：入閣拜相，位極人臣，統率百官之職，哪有不就之理？另一種認為，自己手無寸鐵，凡事都要看人臉色，仰人鼻息，擠在蔣介石和李宗仁的夾縫中，做也難為。閻錫山自己則表示：“我這內閣，猶如請來的大夫，只要開出對症的藥方，就算盡到責任。至於病人是否肯依方服藥，那就不是我這大夫能過問的了。”雖然表示的是“勉為其難”的態度，但為了顯示自己反共的決心和不平凡的才學，不幾日後，他就提出一個“扭轉時局方案”：政治上要轉亂為治，轉危為安；軍事上要轉敗為勝，轉守為攻；政府機關要整飭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潔奉公，勤儉節約；經濟上要改革貨幣，抑制物價，安定國民生活；還要加強政治教育，澄清國民思想，擺脫共產誘惑，團結反共致勝，等等。規定後方省份都要成立“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總司令，加強各地的反共行動；又與蔣介石、李宗仁等聯名，借“紀念七七抗戰”之名，發表“反共救國宣言”；以行政院的名義，頒布所謂“反共公約”，規定五家連坐，強制民眾作他們反共的炮灰；國民黨臨時成立的決策機構，還通過了閻錫山提出的“反共救國方案”。從組閣之日起，閻錫山就大開空頭支票，前後共制定《扭轉時局總案》等方案，總計閻閣文案達100萬字以上。直到1949年10月中旬，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告成立之後，閻錫山被迫逃往重慶，仍然企圖在四川推行什麼“總體戰”，制訂什麼“軍政一體化”的作戰方案；逃到成都後，閻錫山還親自兼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國戰鬥團”的團長。短短的幾個月內，閻錫山如喪家之犬，明知不可而為之，足見其反共的狂熱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頑固都非同一般。對於閻錫山這一段拼上老命的奮鬥和努力，蔣介石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到台灣後，蔣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報告中說：“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無術，人心迷惘，莫可究極，……其土崩瓦解之形成。……當此之時，中央政府幸有閻院長苦心孤詣，撐持危局，由重慶遷成都，復由成都遷台灣，繼續至當年三月為止，政府統緒，賴以不墜者，閻院長之功實不可泯。”
在解放軍的凌厲攻勢下，太原城迅速回到人民手中。山西軍政高官王靖國等皆成為解放軍槍口下的俘虜，太原守軍，包括正規軍和非正規軍共13500人，遭到徹底殲滅。4月29日，盤踞在晉北孤城大同的守軍萬餘人向解放軍投誠，大同宣告和平解放。山西全境回到了人民手中，閻錫山苦心經營達38年之久的老窩，從此將他徹底拋棄。
閻錫山到達南京之後，四處吹噓太原的“堅強防守”，吹噓他的所謂“五百完人”。本想著長期呆在南京，既躲開了解放軍的炮火，又能遙控太原戰局。不料，解放軍南下速度實在是太神速了，南京比太原還早解放了一天。沒奈何，他只好匆匆趕往廣州。到廣州時，他寫了一首《游海珠橋有感》：“鋼骨水泥兮，合作堅牢；孤雁南飛兮，哀鳴嘐嘐。”神情感傷，很是淒涼。看到《中央日報》上刊登新聞，稱“反共守城名將閻錫山蒞穗”，他又得到些許安慰，頗為自豪。但後來，廣州的書報攤上就出售一期美國的《時代》雜誌，在雜誌的扉頁上，印著一幀照片。那照片是在太原時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拍攝的。照片上，他穿著長袍，神情端莊地坐在辦公桌前，左手把一盒注射針劑（雜誌上註明是氰化劑），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寫道：“誓與太原共存亡的閻錫山將軍現在安然無恙地活躍在廣州政壇上。”這辛辣的諷刺著實讓他難堪，但他也確實知道，太原是回不去了，在山西的資本已經拼盡了。面對末路，精於算計的他又打起了新的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是失去了軍事力量，反共當然沒有了資本，赤手空拳卻也不會再招致蔣介石的忌恨。能做的，就是要努力討好蔣介石，努力表現堅定反共，在政治上努力撈取一些資本，作為今後“存在”的基礎；二是千方百計利用保衛太原的藉口，向國民黨中央政府要錢要糧，為此後籌劃生活費用和經濟資本。國防部給了一部分糧食和金元券，他令人將它們都換成銀洋和黃金；並把西北實業公司在太原的資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資，一律變現成黃金，儘量外運。對於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作了“狡兔三窟”的安排：將繼母和二媳送住台灣，在台北設立閻公館；將四子和四媳送往美國，在美國營造好了寓所；又派五子和內弟到日本，在日本也找下了巢穴。總之，不論時局如何變化，他都有了安身之地。後顧之憂的解決有了眉目之後，他就在政治上頻頻活動，沿著頑固反共的道路走到底。
他曾秘密到浙江奉化，去拜望當時“下野”在家的蔣介石，在蔣面前買好，以取得蔣的支持，在國民黨中央政府中圖謀位置；他還數度拜見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期望得到美國的支持；他多次接見“立法委員”和中外記者，吹噓死守太原的高招和收拾殘局的意見，並想創辦報紙，作為他自己的輿論陣地。南京解放後，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閻錫山到廣州後，就和CC分子聯合發起，成立所謂“反共救國大同盟”，並擔任主席，狂妄地提出了“集中全民力量，堅持反共戰鬥”的口號，網羅各派系的殘餘。自以為通過這個組織，還能得到地方勢力的擁戴，把廣州建成“第二個太原”。也正是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和CC派的搖旗吶喊聲中，閻錫山於1949年6月擔任了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對於此時此地出任這個“高官”，閻的部下頗有不同看法。一種認為：入閣拜相，位極人臣，統率百官之職，哪有不就之理？另一種認為，自己手無寸鐵，凡事都要看人臉色，仰人鼻息，擠在蔣介石和李宗仁的夾縫中，做也難為。閻錫山自己則表示：“我這內閣，猶如請來的大夫，只要開出對症的藥方，就算盡到責任。至於病人是否肯依方服藥，那就不是我這大夫能過問的了。”雖然表示的是“勉為其難”的態度，但為了顯示自己反共的決心和不平凡的才學，不幾日後，他就提出一個“扭轉時局方案”：政治上要轉亂為治，轉危為安；軍事上要轉敗為勝，轉守為攻；政府機關要整飭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潔奉公，勤儉節約；經濟上要改革貨幣，抑制物價，安定國民生活；還要加強政治教育，澄清國民思想，擺脫共產誘惑，團結反共致勝，等等。規定後方省份都要成立“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總司令，加強各地的反共行動；又與蔣介石、李宗仁等聯名，借“紀念七七抗戰”之名，發表“反共救國宣言”；以行政院的名義，頒布所謂“反共公約”，規定五家連坐，強制民眾作他們反共的炮灰；國民黨臨時成立的決策機構，還通過了閻錫山提出的“反共救國方案”。從組閣之日起，閻錫山就大開空頭支票，前後共制定《扭轉時局總案》等方案，總計閻閣文案達100萬字以上。直到1949年10月中旬，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告成立之後，閻錫山被迫逃往重慶，仍然企圖在四川推行什麼“總體戰”，制訂什麼“軍政一體化”的作戰方案；逃到成都後，閻錫山還親自兼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國戰鬥團”的團長。短短的幾個月內，閻錫山如喪家之犬，明知不可而為之，足見其反共的狂熱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頑固都非同一般。對於閻錫山這一段拼上老命的奮鬥和努力，蔣介石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到台灣後，蔣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報告中說：“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無術，人心迷惘，莫可究極，……其土崩瓦解之形成。……當此之時，中央政府幸有閻院長苦心孤詣，撐持危局，由重慶遷成都，復由成都遷台灣，繼續至當年三月為止，政府統緒，賴以不墜者，閻院長之功實不可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