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頁
小說中孫悟空的原型，極有可能是耍得幾路少林醉棍的武僧。自古中國大一點的寺院都養得有武僧，如魯智深、許世友、李連杰等等。道家也出過無數精於拳腳的道士。武當與少林，分別代表內家拳派和外家拳派，一併稱雄於天下，至今猶然。這種中國特色的寺廟風景，西方的教堂大概聽都沒聽說過。
魯迅與姚文元
又到了三月。因與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那是六十八年前，三月的最後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帶著他剛滿一歲的兒子去拜訪魯迅。魯迅關心青年，又特別喜歡小孩，——又圓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雖然忙，還是興致很高地接待了他們，並應請題贈小詩一首：
驀地飛仙降碧空，雲車雙輛挈靈童。
可憐蓬子非天子，逃來逃去吸北風。
對現代文學史有一點了解的人知道，這位青年作家，就是詩中提到的（姚）蓬子，中共黨員，時年26歲。他的兒子，即魯迅誇獎的「靈童」，日後名震中國政壇，以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序幕的姚文元。
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資聰穎，當左翼作家、書店老闆的父親的言傳身教，從小與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稱道的當然是一歲時就被帶到文學大師家「摸頂」，小小年紀便展露才華。他考入上海第一流的中學，加入中共地下黨，愛好文學，十幾歲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二十四歲因批判胡風一鳴驚人，成為青年理論家，開始在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整版刊登大塊文章。不久，受到博覽群書的毛澤東的注意。二十七歲，已出版了四本書。1962年春天，也就是他父親帶他去拜訪魯迅剛好三十年之後，他當上了解放日報社的編委。
許多人以為，姚文元從小便是個惡棍無賴，不學無術。才不是那麼回事。他無疑是很聰明的，要不怎麼被魯迅稱作「靈童」？翻遍《魯迅全集》，一歲就當靈童的孩子，也就一個姚文元了。魯迅可不是那種見了人家孩子就亂夸的俗人，君不見他還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諷刺這種人。姚好學不倦，不修邊幅，一心只會看書、寫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時住張春橋、姚文元一棟樓（解放日報編委樓），說張、姚二人的個人生活都是非常嚴謹、樸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與同事在小攤上吃油條，還自帶一小紙包糖，這樣買豆漿可以省下三分錢。姚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一直到死都極為節儉，孩子看戲都不能沾公家的光，這點做得跟焦裕祿一樣。
人是很複雜的。一個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個才學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為禍國殃民的大渾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可惜，魯迅沒有看到靈童長大成人的這一天。
魯迅當然無須對後來的姚文元負責。「靈童」的稱號保不了他，正象翻出張春橋當年的「狄克案」一樣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雖然一度以此來說明「很多問題」。人們發現，用「魯迅」來批判四人幫，結果自己就走進四人幫構制的怪圈。正是從這時開始，魯迅也被懷疑上了。跟著一個個大政治家走下神壇，魯迅頭上的光環漸漸消退。
我曾作《重讀大字報》一文（《文革大字報精選》一書導言），談到魯迅文體與文革大字報現象的關聯。事實上，流傳至今的所謂「毛氏話語系統」的形成，魯迅的功莫大焉。文革中「打倒一切」，魯迅不但不倒，其語錄反而與馬恩列斯毛的語錄並列，成為大批判反覆引用的真經。無數個小「魯迅」應運而生，如同大躍進時代產生了無數的農民「郭沫若」一樣。中央文革的秀才們，一個個都仿佛繼承了魯迅的衣缽，連江青都要說自己的骨頭跟魯迅一樣是「最硬的」。作為輿論總管的姚文元，則當之無愧地成了魯迅的護法大弟子。我們已經知道，他實曾是被「摸過頂」的。
我絕不認為，魯迅應該對文革負責，但魯迅和文革文化的關聯足以引起我們沉思。深刻與淺薄，沉鬱與喧囂，超凡與庸俗，精絕與垃圾，竟能夠如此和諧、相通！我完全理解現在一些作家、思想者對魯迅的反思甚至否定。他的偏激，他「一個也不寬恕」，他太尖酸刻薄，他強調文學的階級性，他對蘇聯社會的推崇和期盼，他把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得詰屈聱牙，他批判過的作家在文革中慘遭迫害，他無情嘲諷和痛斥過的那些對手中有許多成就卓然的文化大師如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儘管如此，我仍然推崇魯迅，從做人到為文。剛才講過，人是很複雜的。而魯迅尤其複雜。我們可以不學他的偏激，主張一點費厄潑賴，不再相信絕對正確的神話。但如果徹底沒有了魯迅，我們的社會、文化將過於蒼白。
魯迅是不會死的，無論他反對過多少人，曾被多少人反對過。「流氓加才子」的郭沫若在他死後公開認錯，「喪家的資產階級的乏走狗」梁實秋忍不住讚嘆他的文章實在是寫得好。這樣的人不會離我們而去，他已然成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承認不承認，喜不喜歡，他的作品、人品，風骨、風格，仍然是許許多多後世文化人仿效的對象。
這樣就有一個問題。學習魯迅，怎樣不變成姚文元？特別是那些搞批評的文化人？
我們看看，「魯迅」和「姚文元」有些什麼區別。
首先，魯迅是一個文化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魯迅的小說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傳》，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亦算精品。他還寫詩和散文，尤以散文為佳。他後期大量的雜文，文學價值也相當高，見解之獨到，語言之精練，比喻之絕妙，往往令人不忍釋卷。在文藝研究、史論方面，亦有值得稱道的貢獻。姚文元則首先是一個破壞者。他從事文學創作，基本上是失敗的。搞批評之前，寫過一部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百鍊成鋼》，投到出版社至今無有消息。他的雜文也無甚特色，平平板板，在文學上沒有什麼貢獻。雖然大量見諸於報紙雜誌，乃至頭版頭條，也能結集出版，但永遠不會在任何一本文學性的優秀作品選集中發現它。
魯迅與姚文元
又到了三月。因與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那是六十八年前，三月的最後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帶著他剛滿一歲的兒子去拜訪魯迅。魯迅關心青年，又特別喜歡小孩，——又圓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雖然忙，還是興致很高地接待了他們，並應請題贈小詩一首：
驀地飛仙降碧空，雲車雙輛挈靈童。
可憐蓬子非天子，逃來逃去吸北風。
對現代文學史有一點了解的人知道，這位青年作家，就是詩中提到的（姚）蓬子，中共黨員，時年26歲。他的兒子，即魯迅誇獎的「靈童」，日後名震中國政壇，以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序幕的姚文元。
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資聰穎，當左翼作家、書店老闆的父親的言傳身教，從小與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稱道的當然是一歲時就被帶到文學大師家「摸頂」，小小年紀便展露才華。他考入上海第一流的中學，加入中共地下黨，愛好文學，十幾歲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二十四歲因批判胡風一鳴驚人，成為青年理論家，開始在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整版刊登大塊文章。不久，受到博覽群書的毛澤東的注意。二十七歲，已出版了四本書。1962年春天，也就是他父親帶他去拜訪魯迅剛好三十年之後，他當上了解放日報社的編委。
許多人以為，姚文元從小便是個惡棍無賴，不學無術。才不是那麼回事。他無疑是很聰明的，要不怎麼被魯迅稱作「靈童」？翻遍《魯迅全集》，一歲就當靈童的孩子，也就一個姚文元了。魯迅可不是那種見了人家孩子就亂夸的俗人，君不見他還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諷刺這種人。姚好學不倦，不修邊幅，一心只會看書、寫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時住張春橋、姚文元一棟樓（解放日報編委樓），說張、姚二人的個人生活都是非常嚴謹、樸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與同事在小攤上吃油條，還自帶一小紙包糖，這樣買豆漿可以省下三分錢。姚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一直到死都極為節儉，孩子看戲都不能沾公家的光，這點做得跟焦裕祿一樣。
人是很複雜的。一個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個才學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為禍國殃民的大渾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可惜，魯迅沒有看到靈童長大成人的這一天。
魯迅當然無須對後來的姚文元負責。「靈童」的稱號保不了他，正象翻出張春橋當年的「狄克案」一樣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雖然一度以此來說明「很多問題」。人們發現，用「魯迅」來批判四人幫，結果自己就走進四人幫構制的怪圈。正是從這時開始，魯迅也被懷疑上了。跟著一個個大政治家走下神壇，魯迅頭上的光環漸漸消退。
我曾作《重讀大字報》一文（《文革大字報精選》一書導言），談到魯迅文體與文革大字報現象的關聯。事實上，流傳至今的所謂「毛氏話語系統」的形成，魯迅的功莫大焉。文革中「打倒一切」，魯迅不但不倒，其語錄反而與馬恩列斯毛的語錄並列，成為大批判反覆引用的真經。無數個小「魯迅」應運而生，如同大躍進時代產生了無數的農民「郭沫若」一樣。中央文革的秀才們，一個個都仿佛繼承了魯迅的衣缽，連江青都要說自己的骨頭跟魯迅一樣是「最硬的」。作為輿論總管的姚文元，則當之無愧地成了魯迅的護法大弟子。我們已經知道，他實曾是被「摸過頂」的。
我絕不認為，魯迅應該對文革負責，但魯迅和文革文化的關聯足以引起我們沉思。深刻與淺薄，沉鬱與喧囂，超凡與庸俗，精絕與垃圾，竟能夠如此和諧、相通！我完全理解現在一些作家、思想者對魯迅的反思甚至否定。他的偏激，他「一個也不寬恕」，他太尖酸刻薄，他強調文學的階級性，他對蘇聯社會的推崇和期盼，他把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得詰屈聱牙，他批判過的作家在文革中慘遭迫害，他無情嘲諷和痛斥過的那些對手中有許多成就卓然的文化大師如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儘管如此，我仍然推崇魯迅，從做人到為文。剛才講過，人是很複雜的。而魯迅尤其複雜。我們可以不學他的偏激，主張一點費厄潑賴，不再相信絕對正確的神話。但如果徹底沒有了魯迅，我們的社會、文化將過於蒼白。
魯迅是不會死的，無論他反對過多少人，曾被多少人反對過。「流氓加才子」的郭沫若在他死後公開認錯，「喪家的資產階級的乏走狗」梁實秋忍不住讚嘆他的文章實在是寫得好。這樣的人不會離我們而去，他已然成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承認不承認，喜不喜歡，他的作品、人品，風骨、風格，仍然是許許多多後世文化人仿效的對象。
這樣就有一個問題。學習魯迅，怎樣不變成姚文元？特別是那些搞批評的文化人？
我們看看，「魯迅」和「姚文元」有些什麼區別。
首先，魯迅是一個文化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魯迅的小說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傳》，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亦算精品。他還寫詩和散文，尤以散文為佳。他後期大量的雜文，文學價值也相當高，見解之獨到，語言之精練，比喻之絕妙，往往令人不忍釋卷。在文藝研究、史論方面，亦有值得稱道的貢獻。姚文元則首先是一個破壞者。他從事文學創作，基本上是失敗的。搞批評之前，寫過一部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百鍊成鋼》，投到出版社至今無有消息。他的雜文也無甚特色，平平板板，在文學上沒有什麼貢獻。雖然大量見諸於報紙雜誌，乃至頭版頭條，也能結集出版，但永遠不會在任何一本文學性的優秀作品選集中發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