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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星期天上教堂做禮拜，聖誕節平安夜去教堂做彌撒，辦喪事請神父或牧師做禱告，結婚也到教堂舉行典禮。此外還有唱詩班之類的文娛活動。中國的廟，從來不組織人們搞文藝節目，更別說為新人舉行婚禮了。和尚道士們只跟人辦喪事，叫「做道場」。吹吹打打拍拍，除了讓人感到形式繁瑣、裝模作樣，看不出有半點誠意。所以請他們這麼做的只是有錢人家。人們不到廟裡做禮拜和彌撒，只去磕頭，香客們大多是「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的功利主義者。即使有事相求，也盡搞拉拉扯扯的關係學，許願還願、賭咒發誓，賄賂之風盛行，市儈氣十足。從這點上看，又覺得只丟幾個蒲團讓他們去跪，真算是一種抬舉。
西方人只有一本《聖經》。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猶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談不上全盤西化的中東人，也只有一本《古蘭經》。它既是教義的經典，又是歷史，又是童話，又是小說，又是科普讀物。一冊在手，世間的萬般要義皆一目了然。凡意義重大、莊嚴肅穆的場合，包括美國總統的就職儀式，都少不得要對著《聖經》起誓。中國的經書卻名目繁多，汗牛充棟。道教的經書已數不勝數；佛經則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說美國總統拿不動，便是蘭博一類的肌肉型力士來了也只得掛牌而去。為了使信徒們面對浩如煙海的經書不致於知難而退，一個變通的辦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間念《毛主席語錄》。任何識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容易把那幾句現話背得滾瓜爛熟。懂不懂無關緊要，反正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實在連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彌陀佛」。
西方傳教士為了把《聖經》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拋卻先進的物質文明過苦行僧生活，到中國的偏僻鄉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窮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動也令人懷疑，——主要是令我們中國人懷疑。想當年唐玄奘帶領徒兒們去西方（其實就在印度，仍是東方）取經，歷盡千辛萬苦，只因忘了給經文館館長送禮，以為跟在咱們中國一樣只要亮一亮公文關牒就可以到處白吃白拿，結果被塞給了一套《無字真經》便打發他開路。儘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卻怎麼教大唐的國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當朝皇上賜予的紫金化齋缽這樣價值連城的國家一級文物，才換來有字真經。歷史上唐僧取經的真實故事，當然不象《西遊記》里描寫的那樣神奇和富於戲劇性，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求取真理所經歷的痛苦、艱險、誤入歧途與一波三折的磨難，絕對較《西遊記》有過之而無不及。
耶穌被傳教士們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時，一直保留著他的本來面目：鬍子拉匝，身穿長袍或僅以遮羞布蔽體。不用說也沒有受施過整容術，顯然容易引起中國人的疑慮。他那高鼻深目的長相，又滿臉晦氣，餓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數，一看便能斷定是個不得善終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話誰信？釋伽牟尼就通達多了，懂得入境隨俗，把臉孔打扮得比中國人還中國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閒氣定，面色祥和，以不變應萬變，有王者氣度兼平民作風，使人深信跟著他肯定有飯吃。「佛」與「福」諧音，「佛像」又確是「福相」，塑造的時候往往極盡人力物力，不怕身岸偉大如同頂樑柱，供在廟中央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更有偉大到連廟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實上，佛門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們雖未見得先富起來，至少沒有誰淪落到沿街乞討。中國做和尚又當叫化子的，絕不是什麼新鮮事。由於當的人多，其中還不乏學識淵博、道行高深的大師，大家也就非但不以為恥，反倒生出一種越窮越光榮的理直氣壯。玄奘身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萬里，稱旅行家。其實他一邊旅行一邊托著缽子化齋，——說白了就是要飯。本來他早有出國做訪問學者的打算，梵語也練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給發護照。及至貞觀三年，經濟蕭條，長安鬧饑荒，太宗決心開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展轉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風露宿，日曬雨淋，皮膚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個。吳承恩說他持外交護照、拿「J-1」簽證，用欽賜紫金化齋缽要飯，到哪個國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禮遇；少女們眉來眼去，愛他細皮嫩肉；妖怪們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飽口福，誠是小說家言，不足為信。
據說耶穌將自己的身體變成麵包，將自己的血變成葡萄酒，饗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則不然，只曉得向別人要吃要喝，口口聲聲慈悲為懷、普渡眾生，一來真格兒的卻捨不得把自身的肉無論肥瘦拿出來做一次愛的奉獻。一部《西遊記》，完全是一部「吃肉」與「反吃肉」的鬥爭史。他手下那幾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強的妖怪，大鬧天宮製造動亂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門，竟搖身一變都成了「護法者」。尤其大弟子孫悟空，一貫以正統的如來主義者自居，唯我獨左，到處打棍子扣帽子，斥這裡「烏煙瘴氣」，罵那個「妖精魔怪」，連師父都經常被他指為縱容自由化；取經途中動輒開打，張嘴喊殺，不知多少生靈被他打成「牛鬼蛇神」，關進集中營，或在他棍下成為怨鬼冤魂。
西方人只有一本《聖經》。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猶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談不上全盤西化的中東人，也只有一本《古蘭經》。它既是教義的經典，又是歷史，又是童話，又是小說，又是科普讀物。一冊在手，世間的萬般要義皆一目了然。凡意義重大、莊嚴肅穆的場合，包括美國總統的就職儀式，都少不得要對著《聖經》起誓。中國的經書卻名目繁多，汗牛充棟。道教的經書已數不勝數；佛經則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說美國總統拿不動，便是蘭博一類的肌肉型力士來了也只得掛牌而去。為了使信徒們面對浩如煙海的經書不致於知難而退，一個變通的辦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間念《毛主席語錄》。任何識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容易把那幾句現話背得滾瓜爛熟。懂不懂無關緊要，反正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實在連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彌陀佛」。
西方傳教士為了把《聖經》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拋卻先進的物質文明過苦行僧生活，到中國的偏僻鄉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窮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動也令人懷疑，——主要是令我們中國人懷疑。想當年唐玄奘帶領徒兒們去西方（其實就在印度，仍是東方）取經，歷盡千辛萬苦，只因忘了給經文館館長送禮，以為跟在咱們中國一樣只要亮一亮公文關牒就可以到處白吃白拿，結果被塞給了一套《無字真經》便打發他開路。儘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卻怎麼教大唐的國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當朝皇上賜予的紫金化齋缽這樣價值連城的國家一級文物，才換來有字真經。歷史上唐僧取經的真實故事，當然不象《西遊記》里描寫的那樣神奇和富於戲劇性，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求取真理所經歷的痛苦、艱險、誤入歧途與一波三折的磨難，絕對較《西遊記》有過之而無不及。
耶穌被傳教士們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時，一直保留著他的本來面目：鬍子拉匝，身穿長袍或僅以遮羞布蔽體。不用說也沒有受施過整容術，顯然容易引起中國人的疑慮。他那高鼻深目的長相，又滿臉晦氣，餓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數，一看便能斷定是個不得善終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話誰信？釋伽牟尼就通達多了，懂得入境隨俗，把臉孔打扮得比中國人還中國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閒氣定，面色祥和，以不變應萬變，有王者氣度兼平民作風，使人深信跟著他肯定有飯吃。「佛」與「福」諧音，「佛像」又確是「福相」，塑造的時候往往極盡人力物力，不怕身岸偉大如同頂樑柱，供在廟中央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更有偉大到連廟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實上，佛門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們雖未見得先富起來，至少沒有誰淪落到沿街乞討。中國做和尚又當叫化子的，絕不是什麼新鮮事。由於當的人多，其中還不乏學識淵博、道行高深的大師，大家也就非但不以為恥，反倒生出一種越窮越光榮的理直氣壯。玄奘身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萬里，稱旅行家。其實他一邊旅行一邊托著缽子化齋，——說白了就是要飯。本來他早有出國做訪問學者的打算，梵語也練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給發護照。及至貞觀三年，經濟蕭條，長安鬧饑荒，太宗決心開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展轉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風露宿，日曬雨淋，皮膚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個。吳承恩說他持外交護照、拿「J-1」簽證，用欽賜紫金化齋缽要飯，到哪個國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禮遇；少女們眉來眼去，愛他細皮嫩肉；妖怪們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飽口福，誠是小說家言，不足為信。
據說耶穌將自己的身體變成麵包，將自己的血變成葡萄酒，饗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則不然，只曉得向別人要吃要喝，口口聲聲慈悲為懷、普渡眾生，一來真格兒的卻捨不得把自身的肉無論肥瘦拿出來做一次愛的奉獻。一部《西遊記》，完全是一部「吃肉」與「反吃肉」的鬥爭史。他手下那幾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強的妖怪，大鬧天宮製造動亂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門，竟搖身一變都成了「護法者」。尤其大弟子孫悟空，一貫以正統的如來主義者自居，唯我獨左，到處打棍子扣帽子，斥這裡「烏煙瘴氣」，罵那個「妖精魔怪」，連師父都經常被他指為縱容自由化；取經途中動輒開打，張嘴喊殺，不知多少生靈被他打成「牛鬼蛇神」，關進集中營，或在他棍下成為怨鬼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