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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主張，凡有志於文學創作的青年，不妨老老實實好好地寫一些作品，光在自辦的校園刊物上過過癮是遠遠不夠的。當然，要是你並不喜歡創作，只喜歡批評，那另當別論。但如果喜歡創作，最好是先寫出來，我指的是寫出些名堂來，哪怕是小小的名堂。體會一下創作的艱辛與喜悅，熟悉一點行規和門道。否則容易出現姚文元心態，自己創作不行，又老戀著這檔子事，對行的人難免橫挑鼻子豎挑眼。看著人家的成就「技癢難熬」是好的，別成天只挖空心思捉摸著往別人身上潑髒水。——你王小波的小說寫得好麼？我看就不怎麼的，你是在美國混不下去了才回國的。——這就是典型的文化破壞者而不是建設者，嫉賢妒能而不是與人為善的心態，典型的張春橋、姚文元式的「文學批評」（如對待《八月的鄉村》）。試想，魯迅會幹這種沒頭臉的事嗎？純粹從事批評，也可以成為文化的建設者，甚至一代宗師。但那種學棍式的敲打，惡少式的糾纏，市井式的謾罵，我們總還是能分辨得出的。
其次，魯迅罵人講規矩，一般是批判某種社會現象，或諷刺當局、權貴，很少看見他主動攻擊具體的某個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槍、匕首基本是還手、回擊性質的。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動攻擊他人，被攻擊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或個人。所以他居高臨下，指名道姓，毫無顧及。魯迅雖然「一個都不寬恕」，但一旦發現被他罵錯，立即道歉。姚文元則絕不認錯，總是有理，永遠有理（上了法庭除外）。魯迅不忌諱解剖自己；姚文元只會解剖別人，把人家切得支離破碎，以便斷章取義。魯迅含蓄，點到即止，妙語妙喻，棉裡藏針；姚文元輕薄直露，把人批得滔滔不絕，登在報上跟社論似的，大量製造語言垃圾。
再次，魯迅絕不會在政治上置人於死地，被他批過的人在文革中的厄運，實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沒有一個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對手迫害，在北京丟了飯碗。姚文元則老是從政治上整人，凡事都要上綱上線，打棍子，扣帽子。你在那裡探討歷史問題，他偏要扯到政治上去，說你為什麼什麼「翻案」，要害就是「翻案」。他給你扣的帽子一定都極為可怕：漢奸、走狗、反動、造謠、騙子、叛徒、民族的罪人、反黨反政府、賣國賊、洋奴哲學、投降派、偽科學……。他羅織罪名，牽強附會，無限誇張，恨不得一棍子把你打死，不知他對別人哪來的那麼大仇。
魯迅和姚文元都有正義感。魯迅的正義感是個人的，自我的，獨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義感則來自於某種強大的勢力和意識形態，讀他的文章，你總可以感受到他身後的東西：黨，主義，科學，旗幟，國家，民族，人民……。他唯我獨革，唯我獨左，以馬克思主義的嫡傳弟子自居；若討論歷史，一定自命為愛國主義，滿嘴的民族大義，不象魯迅那樣實事求是地將元朝歸為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政權；若討論科學，一定又以最正確的「科學主義者」、「達爾文主義者」自居，不由別人分說，拉虎皮作大旗。虎皮令人膽寒，一旦他先擁有，你便是它們的對立面，只有死路一條。姚文元要沒有這些東西支撐，立刻硬不起來了。法庭上的姚文元為什麼變得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因為他發現身後的人民、民族、主義……都跑到前面去了。
魯迅富於幽默，也富於人情味。「憐子如何不丈夫」，正因為憐子，才把跟兒子年紀差不多的姚文元當靈童一併憐了進去。他還不乏自嘲，《偽自由書》呀，《且介亭集》呀，筆名「隋洛文」（墮落文人）呀，毫不介意拿對手的嘲諷開自己的玩笑。姚文元絕無幽默感，更談不上自嘲。你幽默兩句，他是怎麼也看不懂的，他甚至會把別人的反諷一本正經當反面材料來批判。無幽默感使他缺乏人情味，終至於喪失起碼的同情心，以把別人批倒批臭作為生活的最高準則。
魯迅是一位獨立作家，也就是所謂「自由知識份子」，不屈從或趨附於強權，不迎合任何政治機構與勢力，即使跟他關係友好的共產黨，他也堅持己見絕不苟且，不惜與領導左聯的黨員作家們公開論爭，甚至翻臉。姚文元則自覺充當強權的代言人，暴政的辯護士，御用的刀筆吏，權貴的馬前卒。此人極會摸風，「上面」有何意圖，他必然早有所察，積極配合，提前大造輿論。還要裝出一副純學術討論的樣子，扮成一個科學權威、主義闡釋者，讓不知底細的人蒙在鼓裡，以為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在他的批判文章背後，隱藏的總是一場血腥、恐怖和暴力，充滿著遲早要把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威嚇與自信。「魯迅」與「姚文元」的區別還有許多，而這無疑是最重要的一條。
正是這些區別，魯迅做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第一人，姚文元則位列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文痞。
姚文元這種人，如果是在晚明，說不定就是投效閹黨錦衣衛而為士子所不齒的阮大鋮；如果放在漢朝，一定是幫朝廷迫害正直史學家司馬遷的酷吏；設若一不留神讓他到了今天的美國，大概也免不了故伎重演，放出「輿論總管」的手段，亂扣連國內都罕見或棄之不用的罪名，橫行網壇，令世人避之猶恐不及。
「靈童」是可愛的，完全可能成為未來的魯迅、達爾文、袁崇煥，結果卻成了姚文元。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什麼教訓呢？「畫虎不成反類犬」，學習魯迅沒錯，千萬不要學成了一個姚文元。魯迅不常有，而姚文元老是不絕於世，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其次，魯迅罵人講規矩，一般是批判某種社會現象，或諷刺當局、權貴，很少看見他主動攻擊具體的某個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槍、匕首基本是還手、回擊性質的。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動攻擊他人，被攻擊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或個人。所以他居高臨下，指名道姓，毫無顧及。魯迅雖然「一個都不寬恕」，但一旦發現被他罵錯，立即道歉。姚文元則絕不認錯，總是有理，永遠有理（上了法庭除外）。魯迅不忌諱解剖自己；姚文元只會解剖別人，把人家切得支離破碎，以便斷章取義。魯迅含蓄，點到即止，妙語妙喻，棉裡藏針；姚文元輕薄直露，把人批得滔滔不絕，登在報上跟社論似的，大量製造語言垃圾。
再次，魯迅絕不會在政治上置人於死地，被他批過的人在文革中的厄運，實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沒有一個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對手迫害，在北京丟了飯碗。姚文元則老是從政治上整人，凡事都要上綱上線，打棍子，扣帽子。你在那裡探討歷史問題，他偏要扯到政治上去，說你為什麼什麼「翻案」，要害就是「翻案」。他給你扣的帽子一定都極為可怕：漢奸、走狗、反動、造謠、騙子、叛徒、民族的罪人、反黨反政府、賣國賊、洋奴哲學、投降派、偽科學……。他羅織罪名，牽強附會，無限誇張，恨不得一棍子把你打死，不知他對別人哪來的那麼大仇。
魯迅和姚文元都有正義感。魯迅的正義感是個人的，自我的，獨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義感則來自於某種強大的勢力和意識形態，讀他的文章，你總可以感受到他身後的東西：黨，主義，科學，旗幟，國家，民族，人民……。他唯我獨革，唯我獨左，以馬克思主義的嫡傳弟子自居；若討論歷史，一定自命為愛國主義，滿嘴的民族大義，不象魯迅那樣實事求是地將元朝歸為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政權；若討論科學，一定又以最正確的「科學主義者」、「達爾文主義者」自居，不由別人分說，拉虎皮作大旗。虎皮令人膽寒，一旦他先擁有，你便是它們的對立面，只有死路一條。姚文元要沒有這些東西支撐，立刻硬不起來了。法庭上的姚文元為什麼變得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因為他發現身後的人民、民族、主義……都跑到前面去了。
魯迅富於幽默，也富於人情味。「憐子如何不丈夫」，正因為憐子，才把跟兒子年紀差不多的姚文元當靈童一併憐了進去。他還不乏自嘲，《偽自由書》呀，《且介亭集》呀，筆名「隋洛文」（墮落文人）呀，毫不介意拿對手的嘲諷開自己的玩笑。姚文元絕無幽默感，更談不上自嘲。你幽默兩句，他是怎麼也看不懂的，他甚至會把別人的反諷一本正經當反面材料來批判。無幽默感使他缺乏人情味，終至於喪失起碼的同情心，以把別人批倒批臭作為生活的最高準則。
魯迅是一位獨立作家，也就是所謂「自由知識份子」，不屈從或趨附於強權，不迎合任何政治機構與勢力，即使跟他關係友好的共產黨，他也堅持己見絕不苟且，不惜與領導左聯的黨員作家們公開論爭，甚至翻臉。姚文元則自覺充當強權的代言人，暴政的辯護士，御用的刀筆吏，權貴的馬前卒。此人極會摸風，「上面」有何意圖，他必然早有所察，積極配合，提前大造輿論。還要裝出一副純學術討論的樣子，扮成一個科學權威、主義闡釋者，讓不知底細的人蒙在鼓裡，以為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在他的批判文章背後，隱藏的總是一場血腥、恐怖和暴力，充滿著遲早要把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威嚇與自信。「魯迅」與「姚文元」的區別還有許多，而這無疑是最重要的一條。
正是這些區別，魯迅做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第一人，姚文元則位列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文痞。
姚文元這種人，如果是在晚明，說不定就是投效閹黨錦衣衛而為士子所不齒的阮大鋮；如果放在漢朝，一定是幫朝廷迫害正直史學家司馬遷的酷吏；設若一不留神讓他到了今天的美國，大概也免不了故伎重演，放出「輿論總管」的手段，亂扣連國內都罕見或棄之不用的罪名，橫行網壇，令世人避之猶恐不及。
「靈童」是可愛的，完全可能成為未來的魯迅、達爾文、袁崇煥，結果卻成了姚文元。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什麼教訓呢？「畫虎不成反類犬」，學習魯迅沒錯，千萬不要學成了一個姚文元。魯迅不常有，而姚文元老是不絕於世，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