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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阿歷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死於萊溫之手的時候，醫學博士 萊溫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 《阿·馬·高爾基的最後時日》。他在此 文中寫到了偉人的死，傷心、哀嘆 他偽善地、假仁假義地、口是心非地 寫道：‘偉大人物的生與死都如同偉大人物那樣。’ ‘如同偉人那樣生與死！’ 萊溫沒有補上： ‘是死於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個卑鄙的殺人犯之手！’” (24) 不僅如此，維辛斯基甚至能夠在萊溫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證。文 章中有這樣的話：“在我對阿歷克謝·馬克西莫維奇10年的醫務觀察中，這 是他第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氣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並發。” 維辛斯基由此引伸道： “這就是說，萊溫已經清楚地知道，他在阿·馬·高 爾基與疾病的鬥爭中，可以朝哪個方面尋求併發症。殺人犯就這樣道出了殺 人的秘密。”(25)按照維辛斯基的說法，任何有經驗的醫生都能被指控為殺 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強詞奪理的詭辯。 最後，總檢察長維辛斯基談到了法律問題： “犯罪學家們中間有一種意 見，說共同犯罪需要具備每個罪犯和共謀者對每一項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 參加。然而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它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也從來未被採納 和實行過。它是狹隘的和不切實際的。生活要比這種觀點更廣闊。”(26)他 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別索諾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處死刑。他惡狠狠叫 道： “把他們像惡狗一樣槍斃掉！我們的人民只有一個要求：把這些可惡的 畜生軋個粉碎！ “時間在流逝，可憎的叛徒們的墳墓將會雜草叢生 而我們，我們的人 民，將會在掃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進， 在我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偉大的史達林領導下，前進，前進，直到共產主義！” (27) 布勞德和科莫多夫作辯護髮言，其內容與公訴人的發言並沒有多大不 同。不過，他們認為醫生們的罪過應該由雅哥達來承擔。接著，被告們挨個 作最後的發言。在法庭上稱 “最後的陳述”。人們的最後的話雖然內容不同， 但有一個共同點，即全體被告都對自己進行了譴責，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 克列斯廷斯基在內，沒有一個被告否定自己有罪。 別索諾夫承認自己有罪，但著重指出他在被懷疑時仍自願回國這一點。 伊萬諾夫指出布哈林沒有徹底認罪，時至今日仍企圖保存他的反革命餘孽， 以圖後舉。克列斯廷斯基雖然承認有罪，但仍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辯護。 他回顧了自己光輝的歷史，指出他從 1901年 18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此 後他在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地下組織里擔任領導工作並多次被捕；他曾經是列 寧在組織方面的助手。我們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說。作最後陳述的克列斯廷斯 基肯定不是替身，因為他又回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再次激憤地指出，關 於公訴書中所說的恐怖活動罪，他是在看到公訴書的副本時才知道的。他明 確表示，他不能容忍參與殺害高爾基的行動，他對殺害高爾基的事情事實上 一無所知。李可夫站起來說話時，臉色像紙一樣地白，聲音發顫，但他在籠 統地認罪的同時，仍對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辯護： “然而，國家公訴人指控 我犯下了我並沒有直接參加的罪行，因此我對此不能予以承認。這一指控說 我作出決定或下達了關於殺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爾基、佩什 科夫 的指示。公訴書詳細敘述了在這方面對我提出的罪證，這些罪證是以 雅哥達對葉努基澤的揭發為根據的。而在法庭審訊中，關於揭發我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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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再也沒有提出 殺害基洛夫一案曾是兩次審判審理的問題。出庭的有 該事件的直接參加者，也有該事件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我不記得當時提到過 我的名字。”然後，李可夫對法庭審理的失當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對 他參與恐怖案的起訴與 20 年前所謂謀害列寧一案的審理作了對比。他說，在 審理謀害列寧一案時，起訴人提出了證人，進行了對質，聽取了犯人在法庭 上的供詞。接著，李可夫質問說，為什麼對所謂他參與殺害上述5位要人的 案件就可以根據間接罪證而做出結論呢？李可夫認為這樣做是不正確的。“在 任何情況下，我都否認我參與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還指出他 在被捕前一直認為高爾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萬諾夫這樣 的人屬於他領導的反革命組織。不過，李可夫最後仍在原則上承認了自己的 罪過，認為自己的罪責當然是具體事實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擬的。他還呼籲沒 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儘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後的話實際上否定了他的罪 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論據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對此根本不予 理會，因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詞和說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沒有像李可夫那樣在絕望之中也要作出絕望的說明，他直言 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絕望，並且表示他願意容忍這種絕望。他說，他是在法 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的，並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認識一些被告的，但 是即使他說明這個事實又有什麼意義呢？他覺得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因此他 承認了對他的全部指控，並對托洛茨基進行了抨擊。 羅森戈爾茨還在兒童時代就為黨組織保存過秘密材料。他在最後陳述 中，情不自禁地回憶起自己的革命經歷，談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內戰時期所 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動起一支軍隊起而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 府。在內戰的炮火連天的歲月，他曾親臨最艱苦的地區完成黨交給他的最復 雜的任務。可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依據莫須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處這樣 一個革命幹部死刑。歷史的邏輯有時竟是這樣地被扭曲：一個資產階級政府 的鷹犬竟然能夠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講壇上搖唇鼓舌，來譴責和起訴他這樣的 革命者。像他這樣忠誠不渝的革命戰士，卻被迫在自己用鮮血造就的革命政 權面前，承認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視為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而被 判處死刑。可以想見，他這時的心情該是何等地痛苦。這是一個革命家面對 沙皇、白衛匪幫時所懷有的壯懷激烈的感情所無法比擬的。但是，面前的法 庭畢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現的。他從來沒有想到也根本不可 能去想，他在什麼時候對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尤其不能這樣做。 他必須譴責自己，把自己咒罵為人民的最兇惡的敵人。他必須忍受他根本不 該忍受的最大屈辱。於是，羅森戈爾茨在最後陳述中聲明，他不要求減輕對 他的嚴厲的判決，他認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臨死亡時竟然還必須把 自己打成反革命，並說這是罪有應得，而不能向黨和人民說上一句真誠的話， 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敵人。這時，他的純潔的心靈該是 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說： “這並不意味著我離開美麗的蘇維埃國土而不感 到痛苦。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美麗的新蓓蕾，有了布爾什維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們蘇聯興起了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設高潮。由於我們社會主 義建設已經碩果纍纍，離開祖國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們現在第一次有了一 種生活，一種充滿活力、絢麗多彩的生活 ”隨後，使大廳里每一個人都感到 驚奇的是，羅森戈爾茨講完了這些話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 列別傑夫—庫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這首歌無論是詞意和曲調以及它在人
“當阿歷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死於萊溫之手的時候，醫學博士 萊溫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 《阿·馬·高爾基的最後時日》。他在此 文中寫到了偉人的死，傷心、哀嘆 他偽善地、假仁假義地、口是心非地 寫道：‘偉大人物的生與死都如同偉大人物那樣。’ ‘如同偉人那樣生與死！’ 萊溫沒有補上： ‘是死於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個卑鄙的殺人犯之手！’” (24) 不僅如此，維辛斯基甚至能夠在萊溫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證。文 章中有這樣的話：“在我對阿歷克謝·馬克西莫維奇10年的醫務觀察中，這 是他第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氣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並發。” 維辛斯基由此引伸道： “這就是說，萊溫已經清楚地知道，他在阿·馬·高 爾基與疾病的鬥爭中，可以朝哪個方面尋求併發症。殺人犯就這樣道出了殺 人的秘密。”(25)按照維辛斯基的說法，任何有經驗的醫生都能被指控為殺 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強詞奪理的詭辯。 最後，總檢察長維辛斯基談到了法律問題： “犯罪學家們中間有一種意 見，說共同犯罪需要具備每個罪犯和共謀者對每一項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 參加。然而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它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也從來未被採納 和實行過。它是狹隘的和不切實際的。生活要比這種觀點更廣闊。”(26)他 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別索諾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處死刑。他惡狠狠叫 道： “把他們像惡狗一樣槍斃掉！我們的人民只有一個要求：把這些可惡的 畜生軋個粉碎！ “時間在流逝，可憎的叛徒們的墳墓將會雜草叢生 而我們，我們的人 民，將會在掃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進， 在我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偉大的史達林領導下，前進，前進，直到共產主義！” (27) 布勞德和科莫多夫作辯護髮言，其內容與公訴人的發言並沒有多大不 同。不過，他們認為醫生們的罪過應該由雅哥達來承擔。接著，被告們挨個 作最後的發言。在法庭上稱 “最後的陳述”。人們的最後的話雖然內容不同， 但有一個共同點，即全體被告都對自己進行了譴責，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 克列斯廷斯基在內，沒有一個被告否定自己有罪。 別索諾夫承認自己有罪，但著重指出他在被懷疑時仍自願回國這一點。 伊萬諾夫指出布哈林沒有徹底認罪，時至今日仍企圖保存他的反革命餘孽， 以圖後舉。克列斯廷斯基雖然承認有罪，但仍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辯護。 他回顧了自己光輝的歷史，指出他從 1901年 18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此 後他在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地下組織里擔任領導工作並多次被捕；他曾經是列 寧在組織方面的助手。我們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說。作最後陳述的克列斯廷斯 基肯定不是替身，因為他又回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再次激憤地指出，關 於公訴書中所說的恐怖活動罪，他是在看到公訴書的副本時才知道的。他明 確表示，他不能容忍參與殺害高爾基的行動，他對殺害高爾基的事情事實上 一無所知。李可夫站起來說話時，臉色像紙一樣地白，聲音發顫，但他在籠 統地認罪的同時，仍對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辯護： “然而，國家公訴人指控 我犯下了我並沒有直接參加的罪行，因此我對此不能予以承認。這一指控說 我作出決定或下達了關於殺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爾基、佩什 科夫 的指示。公訴書詳細敘述了在這方面對我提出的罪證，這些罪證是以 雅哥達對葉努基澤的揭發為根據的。而在法庭審訊中，關於揭發我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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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再也沒有提出 殺害基洛夫一案曾是兩次審判審理的問題。出庭的有 該事件的直接參加者，也有該事件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我不記得當時提到過 我的名字。”然後，李可夫對法庭審理的失當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對 他參與恐怖案的起訴與 20 年前所謂謀害列寧一案的審理作了對比。他說，在 審理謀害列寧一案時，起訴人提出了證人，進行了對質，聽取了犯人在法庭 上的供詞。接著，李可夫質問說，為什麼對所謂他參與殺害上述5位要人的 案件就可以根據間接罪證而做出結論呢？李可夫認為這樣做是不正確的。“在 任何情況下，我都否認我參與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還指出他 在被捕前一直認為高爾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萬諾夫這樣 的人屬於他領導的反革命組織。不過，李可夫最後仍在原則上承認了自己的 罪過，認為自己的罪責當然是具體事實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擬的。他還呼籲沒 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儘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後的話實際上否定了他的罪 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論據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對此根本不予 理會，因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詞和說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沒有像李可夫那樣在絕望之中也要作出絕望的說明，他直言 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絕望，並且表示他願意容忍這種絕望。他說，他是在法 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的，並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認識一些被告的，但 是即使他說明這個事實又有什麼意義呢？他覺得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因此他 承認了對他的全部指控，並對托洛茨基進行了抨擊。 羅森戈爾茨還在兒童時代就為黨組織保存過秘密材料。他在最後陳述 中，情不自禁地回憶起自己的革命經歷，談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內戰時期所 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動起一支軍隊起而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 府。在內戰的炮火連天的歲月，他曾親臨最艱苦的地區完成黨交給他的最復 雜的任務。可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依據莫須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處這樣 一個革命幹部死刑。歷史的邏輯有時竟是這樣地被扭曲：一個資產階級政府 的鷹犬竟然能夠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講壇上搖唇鼓舌，來譴責和起訴他這樣的 革命者。像他這樣忠誠不渝的革命戰士，卻被迫在自己用鮮血造就的革命政 權面前，承認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視為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而被 判處死刑。可以想見，他這時的心情該是何等地痛苦。這是一個革命家面對 沙皇、白衛匪幫時所懷有的壯懷激烈的感情所無法比擬的。但是，面前的法 庭畢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現的。他從來沒有想到也根本不可 能去想，他在什麼時候對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尤其不能這樣做。 他必須譴責自己，把自己咒罵為人民的最兇惡的敵人。他必須忍受他根本不 該忍受的最大屈辱。於是，羅森戈爾茨在最後陳述中聲明，他不要求減輕對 他的嚴厲的判決，他認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臨死亡時竟然還必須把 自己打成反革命，並說這是罪有應得，而不能向黨和人民說上一句真誠的話， 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敵人。這時，他的純潔的心靈該是 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說： “這並不意味著我離開美麗的蘇維埃國土而不感 到痛苦。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美麗的新蓓蕾，有了布爾什維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們蘇聯興起了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設高潮。由於我們社會主 義建設已經碩果纍纍，離開祖國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們現在第一次有了一 種生活，一種充滿活力、絢麗多彩的生活 ”隨後，使大廳里每一個人都感到 驚奇的是，羅森戈爾茨講完了這些話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 列別傑夫—庫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這首歌無論是詞意和曲調以及它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