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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國的歌曲 《歌唱祖國》。這支歌的第一段是這樣的：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的森林、田園和河流。 我們從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人們可以這樣自由地呼吸。”(29) 在場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員以及旁聽的公眾都跳了起來，不知所措。怎 麼能允許一個即將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惡極的反動 透頂的人又怎麼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頌祖國、人民和社會主義的歌曲呢？可 是，羅森戈爾茨無法把歌詞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聲，跌坐在長 凳上。 羅森戈爾茨的血淚歌聲肯定激起了在場不少人的共鳴和悲憤。那些被選 派來的聽眾們不可能都是當局的奴隸和應聲蟲，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 權欲看得重於革命和人民的利益。當然，這種感情的自然迸發是得不到視個 人和小集團至高無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們更大的厭惡。因為， 罪犯的經歷、功勳和威信只能說明他背叛的程度。 後來，史達林在向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總結報告中提到反革命 陰謀集團時，特別加重了羅森戈爾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 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首要人物。(30) 雅哥達作最後陳述時聲音細弱而沮喪。他這樣的一個人，居然也沒有忘 記談到他的革命經歷。他說他從 14歲起就參加了黨的工作。他當然沒有忘記 表白他在內務部工作期間的 “功績”。可是，無論哪一種類型的聽眾，無論 是審判的組織者，還是被告和大廳中的一般聽眾，對他的所謂功績的評價卻 非常地一致，即他的 “功績”，他作為內務部的首腦時的“功績”是陰謀活 動。不過，他有一點是說得對的，即他堅決否認自己是外國間諜。他說，假 如他是間諜的話，那麼幾十個國家的情報機構就會關閉。實際上，內務部和 法庭也沒有拿出證明他是間諜的事實來，在這一點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 最後陳述如同他的供詞一樣，給人的明顯的印象是真假混雜、似是而非和藏 頭露尾。他承認了要他承認的許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認自己屬於“陰謀集團” 的中央控制小組，也否認了參與組織謀殺基洛夫的活動。這個往日的大清洗 的主謀者之一，雙手已經沾滿革命家鮮血的傢伙，當然是當時被告中的最大 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審判組織者和 “反革命陰謀集團”雙方 的企圖。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須把自己的屠殺和迫害革命幹部和群 眾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蓋起來，而去充當受他迫害的革命幹部的同謀。因此， 他不可能也不敢將基洛夫被謀殺的真相坦白出來，也不可能說清楚季諾維也 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來龍去脈。他對 “醫藥謀害”活 動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爾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 然神秘莫測。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決定的。這是一個可憐和可 惡的角色，一個被拋棄的走狗的角色。他註定要被滅口，因為這是政治上的 需要。當然，雅哥達不是一個糊塗人，他懂得，即使他被當作布哈林的同謀 犯被處死，也不會在日後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後 的時刻，對著擴音器以顫抖的聲音大聲求饒： “史達林同志，保衛機關的同 志們，你們饒恕我吧！”(31) 醫生們、高爾基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書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在最後陳述中再次談到了雅哥達對他們的威脅。這是被告們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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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自己的 “罪行”時一種開脫和減輕“罪行”的辦法。高爾基、古比雪夫 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還是被謀害的呢？假如是後者，那麼到底 是雅哥達通過醫藥手段和醫生將他們謀害的呢，還是雅哥達通過別人或別的 手段，抑或不是雅哥達而是別的人將他們謀害的，從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 的庭訊中，無法得出結論。有一點是清楚的，即蘇聯政府已對除雅哥達以外 的所有其他人進行了平反。這說明，他們是無罪的。而需要弄清的問題是高 爾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牽涉到的人和事，雅哥達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中，把 “醫藥謀害案”的受害者的最親近的秘 書和最接近的醫生作為罪犯，從審判組織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適的。這樣做， 可以增強案件的可信性，說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還可以消滅知情人， 最後還可以起到為公開審判的合理性辯護的作用：反革命陰謀集團不只殺害 了一個基洛夫，他們還殺害了人民所敬愛的高爾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萊溫由於疏忽，在最後陳述中談到了自己對高爾基的極其崇敬的感情，被當 場指責為是對高爾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奧夫談到了自己的醫學活動。他說， 他在受到偵訊的時候，仍在寫自己的專著，對於什麼集團的事情他根本一無 所知。 這些完全被治服的醫生和秘書，仍利用最後的機會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萊溫的最終陳述實際上否定了對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們！在我的最終陳述中，我想再次確認自己的罪行 “不過，我對這一切感受特別沉重的時刻，僅僅是最近的時候，當我呆 在監獄裡，即審判開始前的一些日子裡。那時，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訴書， 第一次從這個公訴書中得知我從來不知道的，沒有想過的，不可能設想到的， 不可能想像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傾聽著所有這些可怕的故事，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這裡說出的故事，傾聽著關於各種將軍、小集團，關於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國人、英國人、波蘭人的故事，人們不斷把秘密情報供給他們，把我國最 富饒的州和加盟共和國出賣給他們，去換取某種未來的好處。我還傾聽著關 於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毀掉牲畜、毀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關於他們要挑 起未來戰爭及要造成戰爭失敗的聳人聽聞的故事。我傾聽著這一切令人恐懼 的事情，感到所有這些就像是某種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單獨地說， 是不可能出現那種奇怪的、荒誕不經的、可怕 的念頭，即給某位黨和政府領導人造成某種最最輕微的損害的念頭，我本人 有幸認識這些領導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時候都不會產生給誰造 成某種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頭。這不僅是說阿歷克謝·馬克西莫 維奇·高爾基之死，誰都知道，我熱愛他，與他關係親近，我對他評價很高， 把他作為我國和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烏爾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終陳述中不要褻瀆偉人。 萊溫：請原諒。(32) 布拉諾夫在最後陳述中批評了自己的同伴。他說，他們直到現在還在欺 騙黨。從他的批評中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即許多被告被迫正式低頭認罪， 但卻沒有承認根本不存在的具體犯罪事實。而法庭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即 在被告沒有承認具體犯罪事實而公訴人又沒有擺出具體犯罪事實的基礎上， 確認他們的罪行的。不難看出，究竟是誰在欺騙黨。而如果說被告們在欺騙 黨的話，那麼他們也是在被迫欺騙黨，而審判的組織者們卻是在自覺地欺騙
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國的歌曲 《歌唱祖國》。這支歌的第一段是這樣的：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的森林、田園和河流。 我們從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人們可以這樣自由地呼吸。”(29) 在場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員以及旁聽的公眾都跳了起來，不知所措。怎 麼能允許一個即將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惡極的反動 透頂的人又怎麼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頌祖國、人民和社會主義的歌曲呢？可 是，羅森戈爾茨無法把歌詞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聲，跌坐在長 凳上。 羅森戈爾茨的血淚歌聲肯定激起了在場不少人的共鳴和悲憤。那些被選 派來的聽眾們不可能都是當局的奴隸和應聲蟲，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 權欲看得重於革命和人民的利益。當然，這種感情的自然迸發是得不到視個 人和小集團至高無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們更大的厭惡。因為， 罪犯的經歷、功勳和威信只能說明他背叛的程度。 後來，史達林在向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總結報告中提到反革命 陰謀集團時，特別加重了羅森戈爾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 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首要人物。(30) 雅哥達作最後陳述時聲音細弱而沮喪。他這樣的一個人，居然也沒有忘 記談到他的革命經歷。他說他從 14歲起就參加了黨的工作。他當然沒有忘記 表白他在內務部工作期間的 “功績”。可是，無論哪一種類型的聽眾，無論 是審判的組織者，還是被告和大廳中的一般聽眾，對他的所謂功績的評價卻 非常地一致，即他的 “功績”，他作為內務部的首腦時的“功績”是陰謀活 動。不過，他有一點是說得對的，即他堅決否認自己是外國間諜。他說，假 如他是間諜的話，那麼幾十個國家的情報機構就會關閉。實際上，內務部和 法庭也沒有拿出證明他是間諜的事實來，在這一點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 最後陳述如同他的供詞一樣，給人的明顯的印象是真假混雜、似是而非和藏 頭露尾。他承認了要他承認的許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認自己屬於“陰謀集團” 的中央控制小組，也否認了參與組織謀殺基洛夫的活動。這個往日的大清洗 的主謀者之一，雙手已經沾滿革命家鮮血的傢伙，當然是當時被告中的最大 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審判組織者和 “反革命陰謀集團”雙方 的企圖。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須把自己的屠殺和迫害革命幹部和群 眾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蓋起來，而去充當受他迫害的革命幹部的同謀。因此， 他不可能也不敢將基洛夫被謀殺的真相坦白出來，也不可能說清楚季諾維也 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來龍去脈。他對 “醫藥謀害”活 動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爾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 然神秘莫測。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決定的。這是一個可憐和可 惡的角色，一個被拋棄的走狗的角色。他註定要被滅口，因為這是政治上的 需要。當然，雅哥達不是一個糊塗人，他懂得，即使他被當作布哈林的同謀 犯被處死，也不會在日後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後 的時刻，對著擴音器以顫抖的聲音大聲求饒： “史達林同志，保衛機關的同 志們，你們饒恕我吧！”(31) 醫生們、高爾基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書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在最後陳述中再次談到了雅哥達對他們的威脅。這是被告們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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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自己的 “罪行”時一種開脫和減輕“罪行”的辦法。高爾基、古比雪夫 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還是被謀害的呢？假如是後者，那麼到底 是雅哥達通過醫藥手段和醫生將他們謀害的呢，還是雅哥達通過別人或別的 手段，抑或不是雅哥達而是別的人將他們謀害的，從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 的庭訊中，無法得出結論。有一點是清楚的，即蘇聯政府已對除雅哥達以外 的所有其他人進行了平反。這說明，他們是無罪的。而需要弄清的問題是高 爾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牽涉到的人和事，雅哥達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中，把 “醫藥謀害案”的受害者的最親近的秘 書和最接近的醫生作為罪犯，從審判組織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適的。這樣做， 可以增強案件的可信性，說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還可以消滅知情人， 最後還可以起到為公開審判的合理性辯護的作用：反革命陰謀集團不只殺害 了一個基洛夫，他們還殺害了人民所敬愛的高爾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萊溫由於疏忽，在最後陳述中談到了自己對高爾基的極其崇敬的感情，被當 場指責為是對高爾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奧夫談到了自己的醫學活動。他說， 他在受到偵訊的時候，仍在寫自己的專著，對於什麼集團的事情他根本一無 所知。 這些完全被治服的醫生和秘書，仍利用最後的機會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萊溫的最終陳述實際上否定了對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們！在我的最終陳述中，我想再次確認自己的罪行 “不過，我對這一切感受特別沉重的時刻，僅僅是最近的時候，當我呆 在監獄裡，即審判開始前的一些日子裡。那時，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訴書， 第一次從這個公訴書中得知我從來不知道的，沒有想過的，不可能設想到的， 不可能想像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傾聽著所有這些可怕的故事，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這裡說出的故事，傾聽著關於各種將軍、小集團，關於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國人、英國人、波蘭人的故事，人們不斷把秘密情報供給他們，把我國最 富饒的州和加盟共和國出賣給他們，去換取某種未來的好處。我還傾聽著關 於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毀掉牲畜、毀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關於他們要挑 起未來戰爭及要造成戰爭失敗的聳人聽聞的故事。我傾聽著這一切令人恐懼 的事情，感到所有這些就像是某種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單獨地說， 是不可能出現那種奇怪的、荒誕不經的、可怕 的念頭，即給某位黨和政府領導人造成某種最最輕微的損害的念頭，我本人 有幸認識這些領導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時候都不會產生給誰造 成某種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頭。這不僅是說阿歷克謝·馬克西莫 維奇·高爾基之死，誰都知道，我熱愛他，與他關係親近，我對他評價很高， 把他作為我國和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烏爾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終陳述中不要褻瀆偉人。 萊溫：請原諒。(32) 布拉諾夫在最後陳述中批評了自己的同伴。他說，他們直到現在還在欺 騙黨。從他的批評中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即許多被告被迫正式低頭認罪， 但卻沒有承認根本不存在的具體犯罪事實。而法庭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即 在被告沒有承認具體犯罪事實而公訴人又沒有擺出具體犯罪事實的基礎上， 確認他們的罪行的。不難看出，究竟是誰在欺騙黨。而如果說被告們在欺騙 黨的話，那麼他們也是在被迫欺騙黨，而審判的組織者們卻是在自覺地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