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頁
----------------------- Page 263-----------------------
算是主觀的分析。如若正確地說，他不過充當了審判組織者的傳聲筒和工具。 像他這樣的尚未被鎮壓機器碾成齏粉但已被嚇破膽的異黨徒，內務部的手中 是很多的。於是奧辛斯基這位左派共產主義者又被叫起來作證。但他說，他 只聽到某種含糊的傳聞，說卡普蘭受到左派共產主義者立場的鼓舞，而他本 人說不出布哈林什麼事情來。很顯然，無論左派共產主義者證人還是左派社 會革命黨證人都沒有拿出任何證明布哈林指使謀害列寧的證據，而只說出了 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分析和推測。雖然維辛斯基利用人們對謀害列寧的行 動的義憤，把 1918年黨內鬥爭的緊張氣氛與卡普蘭的行動聯繫起來，起到了 混淆視聽的效果，但布哈林作了有力的駁斥。他沒有屈服，法庭也未能證明 他的這一罪行。 雅可夫列娃、曼采夫、奧辛斯基、卡姆科夫和長列林被宣布為將另案處 理。除了雅可夫列娃外，其他4 人很快被槍決。把他們消滅至少帶有消滅證 人的性質。 關於陰謀中心的破壞罪，布哈林同樣以不知道各地陰謀組織破壞的情況 和中心未具體討論過破壞問題的說法，予以否認。 對布哈林的訊問和布哈林的交待結束了。他是在當時那樣強大的政治壓 力和社會壓力的條件下，在法律根本不保護被告權利的情況下，作出上述交 待的。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條件下， 所能作出的現實的交待和申辯。雖然他不得不承認所謂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團 的存在，並且他作為這個集團的首領要為它的一切罪行負責，但是，任何人 只要稍加認真仔細的研究就會發現，他的全部供詞充滿了含糊的和曲折的暗 示，用籠統肯定具體否定的方式，否定了幾乎所有的對他的重要指控。他用 曲折的方式表明了他大無畏的唯物主義立場和對強權的抗爭。當他承認他屬 於 “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團”這個所謂的反革命組織時，他說這個組織並沒有 完全確定它的宗旨；當他承認是他領導了這個集團時，他又說他作為領導人 並不了解這個集團的許多重要成員和他們的行動；當他承認這個集團為了復 辟資本主義，進行了間諜叛賣、破壞搗亂和恐怖的活動時，他明確地聲明自 己沒有下達過進行破壞、叛賣活動的指示，根本沒有參與如謀殺基洛夫、明 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的恐怖行動。他還堅決否認他作為 “左派共產主 義者”的首領於 1918 年參與刺殺列寧的陰謀。在他談到自己與托洛茨基分 子、季諾維也夫分子等之間的關係時，他說他是從與別人的談話中得知這種 聯繫及其協議的存在的。他一開始就承認他的集團全都變成了間諜，然後他 卻聲明對集團的間諜活動全然不知。甚至當李可夫、沙蘭戈維奇等供認了間 諜活動並說布哈林事實上參加了他們的活動時，他仍繼續強調他從未陷入間 諜活動並且不知道集團成員的間諜活動。在敘述他與托洛茨基組織和白衛組 織的聯繫時，他在供詞中有意地製造了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實際上否定了這 種聯繫的存在。當他被問及他的一夥親信與北高加索的白俄哥薩克集團有無 聯繫時，他簡直是輕蔑地回答說： “從數字概率的觀點來看，可以說這有很 大可能是事實。” （61）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交待和申辯是法庭上的一般聽眾所不予理會的。因為 他們大部分是由內務部選派來的聽眾，儘管不能說其中許多人的誠實的心靈 已經泯滅，但是，他們長期以來受到當局思想的灌輸和社會上大恐怖氣氛的 薰陶和浸染，已經習慣於把“罪犯”的誠實看作是對抗和頑固堅持反動立場。 當然，肯定會有一部分聽眾看出了問題，甚至看出了整個審判的虛偽，但是
----------------------- Page 264-----------------------
他們不能也不敢對此提出異議，更談不上仗義直言。檢察長維辛斯基和審判 長烏爾里赫這些御用的法律學家們無疑是了解事情的真相的，對布哈林通盤 交待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他實際上推翻了他們對他進行審判的全部根據。 因此，在一次審判時，烏爾里赫忍不住對布哈林說： “是的，但是你總是在 兜圈子，你並沒有說出關於這些罪行的任何事情。”在另一次，維辛斯基對 布哈林尖刻地說： “你顯然正在採取一種特別的策略，你不肯說實話，你口 若懸河企圖掩蓋自己，你盡在細節上糾纏，還侈談政治、哲學、理論等等， 你應該把這套玩藝兒永遠忘掉，要知道，你已經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根據 調查所得的事實，你是為某一家情報機關效勞的間諜分子。還是停止你的詭 辯吧。” （62） 可是，維辛斯基在整個審判期間，根本沒有拿出一件他 “調查所得的事 實”來，因為他的公文夾里除了逼供得到的口供外，一件調查來的事實也沒 有。關於這一點，蘇聯總檢察院 1988年 1月21 日提出的 《關於布哈林、李 可夫等人案件的異議書》明確地指出：“案件中沒有提出任何證據。”。（63） 這樣，我們看到，布哈林在供詞中除了用承認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團存在 和他為該集團的所有活動負責的一般詞句搪塞法庭外，實際上否認了強加給 他的所有重大罪行。而他之所以承擔罪責，顯然是出於多方面的考慮。他看 到國家正面臨著法西斯侵略的威脅，不願意以自己的公開對抗使黨的領導受 到削弱。他看到黨內和政府內已沒有什麼能改變史達林政策的實際力量，為 了避免因自己的公開反抗而引起更大規模的鎮壓，保住大量的誠摯地維護社 會主義事業的黨員和幹部，他寧肯使自己的名譽受損，而作出了屈厚的選擇。 同時，他不但是一個一生置生死於度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孜孜不倦地探索 真理的理論家，而且也是一個熱愛人民、熱愛生活、熱愛人生的人。他熱愛 自己年輕的妻子和尚處在童蒙時期的幼兒。他了解當時整個鎮壓機器的殘 酷，了解內務部把他的妻子和兒子作為人質是一種多麼毒辣的手段，而且這 種手段並非一種空口的訛詐。他並不是那種沽名釣譽的自私的人，他不願意 因自己而使兩個他非常熱愛的人無辜喪失性命。況且他的妻子還負有向未來 一代黨的領導人傳達他的衷腸的歷史責任。但是，他又不願意以原則的讓步 來換取妻子和兒子的生命。可以想見，布哈林當時是處於一種多麼複雜、矛 盾和痛苦的心情之中。因此，他在堅持事實的基礎上作出了一種似乎認罪的 一般的表示，這是當時情況下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最後，還應該指出的是， 我們在陳述公開審判時，依據的是殺人魔王及其辯護士所控制的法庭的記 錄。這樣的記錄與公開審判本身一樣，其政治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正如蘇 聯最高檢察院 1988年 1月21 日提出的 《關於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異 議書》指出的，公開審判的審問記錄、對質、法庭記錄和文件等，許多是偽 造的。“在初步受審時，尼·布哈林並不承認自己有罪。他申明，他與約·斯 大林在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上是有分歧的，但是不論是間諜活動，還是恐 怖活動，還是其他違法活動，他都沒有涉足。這樣的審問記錄沒有列入卷宗， 而是放在專門的地方，直到 1961年才發現。（64）注釋：①約瑟夫·戴維斯： 《出使莫斯科》，紐約1941年版，第 272 頁。②奧列戈·喬穆什金： 《時代 的聲音是真理的聲音》，載 （蘇）《星期》周刊1988年第 7期。③④ （英） 肯·科茨： 《布哈林案件》，北京1988年版，第 14、39 頁。⑤ 《誣陷與真 相》，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關於30—40 年代和50 年代初的與鎮壓 有關材料的補充審查委員會主席 M ·索洛緬采夫與《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算是主觀的分析。如若正確地說，他不過充當了審判組織者的傳聲筒和工具。 像他這樣的尚未被鎮壓機器碾成齏粉但已被嚇破膽的異黨徒，內務部的手中 是很多的。於是奧辛斯基這位左派共產主義者又被叫起來作證。但他說，他 只聽到某種含糊的傳聞，說卡普蘭受到左派共產主義者立場的鼓舞，而他本 人說不出布哈林什麼事情來。很顯然，無論左派共產主義者證人還是左派社 會革命黨證人都沒有拿出任何證明布哈林指使謀害列寧的證據，而只說出了 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分析和推測。雖然維辛斯基利用人們對謀害列寧的行 動的義憤，把 1918年黨內鬥爭的緊張氣氛與卡普蘭的行動聯繫起來，起到了 混淆視聽的效果，但布哈林作了有力的駁斥。他沒有屈服，法庭也未能證明 他的這一罪行。 雅可夫列娃、曼采夫、奧辛斯基、卡姆科夫和長列林被宣布為將另案處 理。除了雅可夫列娃外，其他4 人很快被槍決。把他們消滅至少帶有消滅證 人的性質。 關於陰謀中心的破壞罪，布哈林同樣以不知道各地陰謀組織破壞的情況 和中心未具體討論過破壞問題的說法，予以否認。 對布哈林的訊問和布哈林的交待結束了。他是在當時那樣強大的政治壓 力和社會壓力的條件下，在法律根本不保護被告權利的情況下，作出上述交 待的。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條件下， 所能作出的現實的交待和申辯。雖然他不得不承認所謂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團 的存在，並且他作為這個集團的首領要為它的一切罪行負責，但是，任何人 只要稍加認真仔細的研究就會發現，他的全部供詞充滿了含糊的和曲折的暗 示，用籠統肯定具體否定的方式，否定了幾乎所有的對他的重要指控。他用 曲折的方式表明了他大無畏的唯物主義立場和對強權的抗爭。當他承認他屬 於 “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團”這個所謂的反革命組織時，他說這個組織並沒有 完全確定它的宗旨；當他承認是他領導了這個集團時，他又說他作為領導人 並不了解這個集團的許多重要成員和他們的行動；當他承認這個集團為了復 辟資本主義，進行了間諜叛賣、破壞搗亂和恐怖的活動時，他明確地聲明自 己沒有下達過進行破壞、叛賣活動的指示，根本沒有參與如謀殺基洛夫、明 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的恐怖行動。他還堅決否認他作為 “左派共產主 義者”的首領於 1918 年參與刺殺列寧的陰謀。在他談到自己與托洛茨基分 子、季諾維也夫分子等之間的關係時，他說他是從與別人的談話中得知這種 聯繫及其協議的存在的。他一開始就承認他的集團全都變成了間諜，然後他 卻聲明對集團的間諜活動全然不知。甚至當李可夫、沙蘭戈維奇等供認了間 諜活動並說布哈林事實上參加了他們的活動時，他仍繼續強調他從未陷入間 諜活動並且不知道集團成員的間諜活動。在敘述他與托洛茨基組織和白衛組 織的聯繫時，他在供詞中有意地製造了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實際上否定了這 種聯繫的存在。當他被問及他的一夥親信與北高加索的白俄哥薩克集團有無 聯繫時，他簡直是輕蔑地回答說： “從數字概率的觀點來看，可以說這有很 大可能是事實。” （61）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交待和申辯是法庭上的一般聽眾所不予理會的。因為 他們大部分是由內務部選派來的聽眾，儘管不能說其中許多人的誠實的心靈 已經泯滅，但是，他們長期以來受到當局思想的灌輸和社會上大恐怖氣氛的 薰陶和浸染，已經習慣於把“罪犯”的誠實看作是對抗和頑固堅持反動立場。 當然，肯定會有一部分聽眾看出了問題，甚至看出了整個審判的虛偽，但是
----------------------- Page 264-----------------------
他們不能也不敢對此提出異議，更談不上仗義直言。檢察長維辛斯基和審判 長烏爾里赫這些御用的法律學家們無疑是了解事情的真相的，對布哈林通盤 交待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他實際上推翻了他們對他進行審判的全部根據。 因此，在一次審判時，烏爾里赫忍不住對布哈林說： “是的，但是你總是在 兜圈子，你並沒有說出關於這些罪行的任何事情。”在另一次，維辛斯基對 布哈林尖刻地說： “你顯然正在採取一種特別的策略，你不肯說實話，你口 若懸河企圖掩蓋自己，你盡在細節上糾纏，還侈談政治、哲學、理論等等， 你應該把這套玩藝兒永遠忘掉，要知道，你已經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根據 調查所得的事實，你是為某一家情報機關效勞的間諜分子。還是停止你的詭 辯吧。” （62） 可是，維辛斯基在整個審判期間，根本沒有拿出一件他 “調查所得的事 實”來，因為他的公文夾里除了逼供得到的口供外，一件調查來的事實也沒 有。關於這一點，蘇聯總檢察院 1988年 1月21 日提出的 《關於布哈林、李 可夫等人案件的異議書》明確地指出：“案件中沒有提出任何證據。”。（63） 這樣，我們看到，布哈林在供詞中除了用承認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團存在 和他為該集團的所有活動負責的一般詞句搪塞法庭外，實際上否認了強加給 他的所有重大罪行。而他之所以承擔罪責，顯然是出於多方面的考慮。他看 到國家正面臨著法西斯侵略的威脅，不願意以自己的公開對抗使黨的領導受 到削弱。他看到黨內和政府內已沒有什麼能改變史達林政策的實際力量，為 了避免因自己的公開反抗而引起更大規模的鎮壓，保住大量的誠摯地維護社 會主義事業的黨員和幹部，他寧肯使自己的名譽受損，而作出了屈厚的選擇。 同時，他不但是一個一生置生死於度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孜孜不倦地探索 真理的理論家，而且也是一個熱愛人民、熱愛生活、熱愛人生的人。他熱愛 自己年輕的妻子和尚處在童蒙時期的幼兒。他了解當時整個鎮壓機器的殘 酷，了解內務部把他的妻子和兒子作為人質是一種多麼毒辣的手段，而且這 種手段並非一種空口的訛詐。他並不是那種沽名釣譽的自私的人，他不願意 因自己而使兩個他非常熱愛的人無辜喪失性命。況且他的妻子還負有向未來 一代黨的領導人傳達他的衷腸的歷史責任。但是，他又不願意以原則的讓步 來換取妻子和兒子的生命。可以想見，布哈林當時是處於一種多麼複雜、矛 盾和痛苦的心情之中。因此，他在堅持事實的基礎上作出了一種似乎認罪的 一般的表示，這是當時情況下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最後，還應該指出的是， 我們在陳述公開審判時，依據的是殺人魔王及其辯護士所控制的法庭的記 錄。這樣的記錄與公開審判本身一樣，其政治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正如蘇 聯最高檢察院 1988年 1月21 日提出的 《關於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異 議書》指出的，公開審判的審問記錄、對質、法庭記錄和文件等，許多是偽 造的。“在初步受審時，尼·布哈林並不承認自己有罪。他申明，他與約·斯 大林在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上是有分歧的，但是不論是間諜活動，還是恐 怖活動，還是其他違法活動，他都沒有涉足。這樣的審問記錄沒有列入卷宗， 而是放在專門的地方，直到 1961年才發現。（64）注釋：①約瑟夫·戴維斯： 《出使莫斯科》，紐約1941年版，第 272 頁。②奧列戈·喬穆什金： 《時代 的聲音是真理的聲音》，載 （蘇）《星期》周刊1988年第 7期。③④ （英） 肯·科茨： 《布哈林案件》，北京1988年版，第 14、39 頁。⑤ 《誣陷與真 相》，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關於30—40 年代和50 年代初的與鎮壓 有關材料的補充審查委員會主席 M ·索洛緬采夫與《真理報》記者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