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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尋思,鬥爭的嚴峻歲月已經過去,喪失骨氣的共產黨員已經頹廢潦 倒或者參加了敵人的陣營,健康的分子始終為黨而鬥爭。這些就是工業化和 集體化的年代的情況。所以我不相信,在這種嚴峻的時代過去以後,卡爾波 夫以及像他這樣的人竟有可能置身於敵人的陣營。而現在根據證詞看來,似 乎卡爾波夫在 1934年被托洛茨基分子拉過去了。我個人是不相信 1934年時, 一個為了黨和社會主義而在對敵人無情鬥爭的漫長道路上走過來的忠實黨 員,現在會是敵對陣營中的人。我實在是不相信 我不能設想,一個在艱難 歲月里跟黨一起走過來的人,後來怎麼可能在 1934年竟加入了托洛茨基分子 的行列。這是一件十分離奇的事。”④ 接著,波斯蒂舍夫便要談對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問題,但史達林卻不 動聲色地及時地打斷了他的話,並以這種做法讓出席會議的人懂得他已知道 波斯蒂舍夫要談什麼。這可能就是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談到的史達林與 波斯蒂舍夫的那次爭論。赫魯雪夫說: “史達林在他的一次談話中表示了他 對波斯蒂舍夫的不滿,並且問他: ‘你到底是什麼人?’波斯蒂舍夫明確地 回答: ‘我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史達林同志,一個布爾什維克。’這種聲明 起初被認為是對史達林的不尊重,後來被認為是造成危害的行為,其結果是 波斯蒂舍夫被幹掉,並且毫無理由地被譴責為 ‘人民的敵人’。”⑤ 由於史達林的插話及其咄咄逼人的威勢,波斯蒂舍夫有些說不出話來。 他離開了發言稿,開始解釋他以及持有相同意見的人的疑問。他說,他聽了 史達林的分析後,現在收回自己的疑問並且希望其他人也這樣做。 大多數人在發言中這樣做了,但是,據說魯祖塔克、丘巴爾、埃赫以及 軍隊的幾個首長並沒有收回自己的疑問。他們強調說,他們的疑問並不是背 叛和懦弱,而是對蘇維埃國家的關心。丘巴爾的話尤其肯切。衛生人民委員 卡明斯基儘管只是中央候補委員,也坦率而堅決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見。他平 靜而有力地譴責了葉若夫及其清查手段。他們的意見雖然在大多數中央委員 中產生了共鳴,但他們手中沒有會議的領導權,無法使會議討論他們提出的 問題,更不用說對此進行表決和形成決議。所以,他們的抗爭變成了申訴和 暴露。而對方則不然。他們人數雖少,但手中握有領導權。他們思想上是堅 定的,組織上是團結的。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身居高位,權勢壓人。不僅有斯 大林,還有日丹諾夫、葉若夫、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米高 揚,甚至包括赫魯雪夫和什維爾尼克等。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對抗。邪惡勢 力有恃無恐。由於他們的主導地位和決定作用,中央委員會這一黨的最高民 主機構變成了自身的對立物。 史達林坐在主席團里自己的位子上,不動聲色地吸著菸斗。那繚繞的煙 霧賦予他一種神秘的權威。他不時插上幾句話,充分表明他在黨內至高無上、 居高臨下的地位和獨自享有的裁決權。會議結束時,他像家長一樣,用平緩 和寬厚的口氣講了話,感謝大家的建設性批評,並指出團結一致和堅定地反 對托洛茨基陰謀分子的必要性。整個會議,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掀起了一些 波瀾,波斯蒂舍夫、卡明斯基等捲起幾抹浪花外,還算開得順利和諧。但這 種順利和諧的真正含義很快就表露出來:在這次全會上對恐怖政策提出疑義 的人後來全被消滅掉了。 中央全會提出了開除和逮捕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問題,並且將拉狄克和索 科利尼科夫押上會場對布哈林和李可夫進行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沒有去懺 悔。他們多次站起,進行駁斥,進行辯護。布哈林還慷慨激昂地點名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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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達林和葉若夫建立警察專制政權的陰謀,含淚懇求中央委員會覺悟過來通 過正確的決定。他們進行了最後的抗爭後,於 2 月27 日被捕。關於他們被捕 的詳細經過,請看下文。 2 月26 日,日丹諾夫作了論組織問題的報告,不失時機地重複了全會前 報刊上已經登載的對烏克蘭黨組織的誣衊不實之詞,猛烈地抨擊了烏克蘭某 些黨的領導人 “破壞”黨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行為,實際上點出了波斯蒂舍夫。 全會就葉若夫的報告通過了決議,重複了史達林關於內務部在清查托洛 茨基陰謀集團工作方面落後了4 年的提法,從而使這一提法終於具有了中央 決議的冠冕堂皇的形式。在會上,史達林對雅哥達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雅哥 達向鼓掌的聽眾惡狠狠地說:要是在6個月前,他可以將他們全部逮捕。 接著是莫洛托夫的報告。他的報告原定由奧爾忠尼啟則去作,對此他在 報告的開始部分作了聲明。奧爾忠尼啟則自殺前,史達林針對奧反對恐怖的 態度,將內務部整理的揭發他的材料給他看,暗示 “無風不起浪”,同時利 用逮捕和審訊皮達可夫和他的哥哥來刺激他。而且,有意地吩咐他作 《關於 重工業方面的破壞活動》的報告。這無疑是讓奧爾忠尼啟則親自將手下的干 部送去犧牲。這是耿直的奧爾忠尼啟則無法忍受的。當形勢迫使他做出要麼 服從史達林,要麼被消滅的抉擇時,他作出了當時條件下迫不得已的勇敢的 選擇。半年以前曾面臨類似選擇的莫洛托夫這時已心安理得地作起大報告 來。他惡毒地嘲笑了那些對恐怖政策發出警告的人,別有用心地強調說,當 前突出的危險是陰謀破壞分子裝扮成了共產黨人。他的報告就像是一個進行 社會屠殺的號召書: “那些搖擺不定的共產黨人以前的動搖,已經轉化為破 壞、搗亂行動,轉化為服務於法西斯主義者並與之勾結的間諜活動。我們必 須以打擊還擊打擊,粉碎我們前進道路上任何地方出現的屬於法西斯陣營的 間諜和破壞分子隊伍 我們應該抓緊這項工作,不能遲疑,不能動搖。”⑥ 1937年3 月3 日,史達林作了題為《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 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報告,3 月5 日,史達林又給全會作了簡短的閉幕詞。 這兩次講話經過整理後分別登在 1937年3 月29 日和4 月1 日的 《真理報》 上。史達林在報告中錯誤地提出了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 的理論,並因此錯誤地把對敵鬥爭作為全黨的中心任務。他說: “我們的進 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採用 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緊最絕望的鬥爭 手段來作最後的掙扎。”⑦ 這一理論的錯誤,從報告本身就可看出。首先,讓我們看看史達林對敵 情的估計。我們姑且按照史達林的觀點把托洛茨基反對派當作敵人。我們看 到,史達林對作為主要敵人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的估計還是恰當的。斯大 林十分肯定地指出,“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們黨內從來就不是大的力量”。 然後,他用具體數字說明了他的論斷。他說,1927年全黨論戰時,進行了投 票。聯共 (布)當時共854000 人,參加表決的有75萬人。其中表決贊成布 爾什維克、贊成黨中央委員會而反對托洛茨基分子的黨員,共有724000人, 贊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 人,即占 0.5%左右,棄權的有2600 人。沒有 參加表決的黨員有 123000 人。他們所以沒有參加表決,或者是因為在旅途 中,或者是因為調動工作。如果給贊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 票里加上所有棄 權的票數 (假定他們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沒有參加表決 的票數 (假定不是照例按0.5%計算,而是按5%計算,就是說,大約有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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