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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月中央全會 莫斯科第二次公開審判的虛假性引起了普遍懷疑。被告大都是黨內正直 忠誠和成績卓著的實幹家。他們為了表示對黨的忠誠，即使受到極大的屈辱 和侮辱，也沒有想到對抗黨的意志，而是按照黨的要求，承認自己是黨的敵 人，以求贏得黨的信任。可是，他們要對黨忠誠，就要違心地侮蔑自己為黨 的敵人，人民的敵人，而且讓黨把自己作為敵人消滅掉。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呢？可能正是帶著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利夫希茨在臨刑前大聲喊出了心中 的話： “為什麼？！”他充滿血淚的臨終之言代表了被告共同的心聲，在黨 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中引起了議論。中央委員、基輔軍區司令亞基爾聽到這一 情況後私下說，他無法弄清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誹謗和誣陷。1937年2 月23 日聯共 （布）中央全會召開時，人們一般思想狀況就是這樣。 受到這種情緒的驅使，一些高級黨政幹部打算利用中央委員會這一形式 上的最高決策機構，做一次停止恐怖政策的努力。當然，他們準備這樣做的 時候，不會不想到可能的後果。但是情不自禁，勢在必發。他們從未參加過 任何反對派，出身和經歷即使按當時的看法也無可指責。他們預感到會受到 冷遇、歧視甚至打擊，但何曾想到日後竟因忠貞之言被趕出政治舞台直至肉 體消滅。 另一方是領導和控制中央全會的史達林及其親信。他們準備通過中央全 會把清洗推向深入。他們當然不希望有人在會上提出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見。 但他們對可能出現類似情況並不擔心。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把全會當作討論和 決定黨和國家大事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宣讀他們的決定和下達相應指示的 場所。中央委員算得了什麼？可以讓他們坐在會議廳里聽報告、議論和發言， 也可以不讓他們這樣做，甚至可以將他們逮捕。以前，甚至 1934 年和 1935 年還不敢如此輕慢中央委員會，現在則可以了。如果不召集他，他不過是一 些沒有任何決定權的軟弱無力的單個的人。 正式的報告人是葉若夫、日丹諾夫、莫洛托夫和史達林。從形式上看， 他們報告不同的題目，葉若夫報告國家安全問題，日丹諾夫報告黨的問題， 莫洛托夫報告經濟問題，史達林報告政治問題。實際上，所有報告的中心都 圍繞著他們當時關注的中心問題，即清洗的問題。這4 個報告中，只有斯大 林的報告見諸報刊。 在會上，首先發表不同意見並向內務部發難的是烏克蘭共產黨的第二書 記、聯共 （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波斯蒂舍夫。他和一些中央委員相約提 出反對逮捕和審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見，儘量阻止恐怖政策的實施。當然， 他之所以首先登台發言不僅是由於他的溫和派立場，而且是由於他在會前受 到了攻擊。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波斯蒂舍夫是一位正直、忠誠和有魄力的共產黨領導人。1926年，他擔 任烏克蘭共產黨哈爾科夫州委書記。在強制集體化期間，有人向聯共 （布） 中央委員會告狀，說他放慢了集體化速度並且對富農仁慈。奧爾忠尼啟則奉 命下去調查，得出了如下結論：如果別的州集體化的事情也像這裡一樣，那 就不會出現過火冒進現象，也就不必寫關於勝利沖昏頭腦的文章了。30 年代 曾在共產國際總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卡爾洛 ·希塔伊奈爾在其所著《劫 後餘生——古拉格歸來》一書中回憶說，波斯蒂舍夫擔任烏克蘭黨的書記也 是史達林的意見，正是合作化處於最困難的時期 波斯蒂舍夫是位十分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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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能幹而又理智的黨的領導人。他懂得正是合作化後烏克蘭才陷入了困境， 如果能制止農村中的無法無天行為，就能扭轉農村形勢乃至全國形勢。 “我 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在黨內 （還有共產國際內）到處聽人提到波斯蒂舍夫的 種種優點。他所採取的措施和緩了烏克蘭的局勢，連農民都開始信任他。他 的所作所為，還有他的工作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威 望，使他很快成為烏克蘭最受歡迎的人。”① 波斯蒂舍夫不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採取了現實主義的立場，而且在對 待幹部問題上反對無情打擊的政策。1932年 1月，他在莫斯科紅色普列斯尼 亞區黨代會上說，在史達林致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信發表後，“開始不 加分析地開除黨員，開始這樣地辦事：不是去幫助犯錯誤的人，同志式地糾 正他，而是這樣地整他，使他不能再工作或至少使他垂頭喪氣。”波斯蒂舍 夫認為，必須分清是一時的錯誤還是一貫的思想。在與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 鬥爭時，必須善於同志式地批評忠誠的但犯了錯誤的同志，而不要把他們說 成派別分子。② 1937年 1月初，因有人向中央遞送黑材料，告發波斯蒂舍夫與“人民的 敵人”的曖昧關係，中央再次派人下去調查。可這次來的人是以“左”、“強 硬”和 “緊跟”領袖著稱的卡岡諾維奇。聽到這個消息後，烏克蘭軍區司令 亞基爾急忙來到波斯蒂舍夫的家，對他說： “帕維爾，你必須立即採取措施。卡岡諾維奇正在找人，教他們要說些 什麼和怎麼說，如何反對你 ” 波斯蒂舍夫仍像平常一樣胸懷坦蕩，鎮定自若。他打斷了亞基爾： “你 算了吧。這是中央委員會的代表。我問心無愧，絕不插手任何事情。他想怎 麼調查就怎麼調查好了。”③ 就是在這時候，波斯蒂舍夫受到了間接的和不指名的攻擊。1 月 16 日， 基輔州黨委會撤銷了他州委第一書記的職務。2 月 1 日，他的得力幹部卡爾 波夫被宣布為黨的敵人和醜惡的托洛茨基分子。接著，波斯蒂舍夫任第一書 記的基輔黨組織有 60 名骨幹被隨意宣布為托洛茨基分子和陰謀分子並被開 除出黨。他們受到冤枉，背上黑鍋，而且不為各地黨員和群眾所理解，因為 中央或者說代表中央行使權力的人有意打擊他們並向人們封鎖真實情況。波 斯蒂舍夫眼睜睜看著他們受到打擊而無能為力，他的地位在削弱。同時他懂 得，上面這樣做是出於政治需要，矛頭是指向他的。 隨著中央全會的臨近，波斯蒂舍夫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1937年2 月8 日，《真理報》嚴厲抨擊基輔、亞述夫—黑海州和庫爾斯克州發現的“錯誤”。 2 月 9 日， 《真理報》又誣衊說，基輔州和羅斯托夫州阿諛奉承之風甚囂塵 上。亞述夫—黑海州的書記馬利諾夫和組織部長不久被宣布為托洛茨基分子 和陰謀分子。波斯蒂舍夫沒有屈服於壓力，他準備到中央全會上提出葉若夫 的問題。 史達林預先得知波斯蒂舍夫等人的意圖。於是，全會開幕後，他首先講 話，針對可能出現的不利的發言和理由進行了批駁，為大會定下了調子。同 時他還強調加強黨的團結，把那些可能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放在了非常不利的 地位。 在這種不利的氣氛中，波斯蒂舍夫硬著頭皮登上了講壇，讀起了自己的 發言稿。他的聲音乾巴、嘶啞、無力，似乎不是在論爭，而是在申訴，不過， 他還是很策略地表達了對恐怖政策的懷疑。他說：
1.2—3 月中央全會 莫斯科第二次公開審判的虛假性引起了普遍懷疑。被告大都是黨內正直 忠誠和成績卓著的實幹家。他們為了表示對黨的忠誠，即使受到極大的屈辱 和侮辱，也沒有想到對抗黨的意志，而是按照黨的要求，承認自己是黨的敵 人，以求贏得黨的信任。可是，他們要對黨忠誠，就要違心地侮蔑自己為黨 的敵人，人民的敵人，而且讓黨把自己作為敵人消滅掉。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呢？可能正是帶著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利夫希茨在臨刑前大聲喊出了心中 的話： “為什麼？！”他充滿血淚的臨終之言代表了被告共同的心聲，在黨 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中引起了議論。中央委員、基輔軍區司令亞基爾聽到這一 情況後私下說，他無法弄清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誹謗和誣陷。1937年2 月23 日聯共 （布）中央全會召開時，人們一般思想狀況就是這樣。 受到這種情緒的驅使，一些高級黨政幹部打算利用中央委員會這一形式 上的最高決策機構，做一次停止恐怖政策的努力。當然，他們準備這樣做的 時候，不會不想到可能的後果。但是情不自禁，勢在必發。他們從未參加過 任何反對派，出身和經歷即使按當時的看法也無可指責。他們預感到會受到 冷遇、歧視甚至打擊，但何曾想到日後竟因忠貞之言被趕出政治舞台直至肉 體消滅。 另一方是領導和控制中央全會的史達林及其親信。他們準備通過中央全 會把清洗推向深入。他們當然不希望有人在會上提出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見。 但他們對可能出現類似情況並不擔心。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把全會當作討論和 決定黨和國家大事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宣讀他們的決定和下達相應指示的 場所。中央委員算得了什麼？可以讓他們坐在會議廳里聽報告、議論和發言， 也可以不讓他們這樣做，甚至可以將他們逮捕。以前，甚至 1934 年和 1935 年還不敢如此輕慢中央委員會，現在則可以了。如果不召集他，他不過是一 些沒有任何決定權的軟弱無力的單個的人。 正式的報告人是葉若夫、日丹諾夫、莫洛托夫和史達林。從形式上看， 他們報告不同的題目，葉若夫報告國家安全問題，日丹諾夫報告黨的問題， 莫洛托夫報告經濟問題，史達林報告政治問題。實際上，所有報告的中心都 圍繞著他們當時關注的中心問題，即清洗的問題。這4 個報告中，只有斯大 林的報告見諸報刊。 在會上，首先發表不同意見並向內務部發難的是烏克蘭共產黨的第二書 記、聯共 （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波斯蒂舍夫。他和一些中央委員相約提 出反對逮捕和審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見，儘量阻止恐怖政策的實施。當然， 他之所以首先登台發言不僅是由於他的溫和派立場，而且是由於他在會前受 到了攻擊。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波斯蒂舍夫是一位正直、忠誠和有魄力的共產黨領導人。1926年，他擔 任烏克蘭共產黨哈爾科夫州委書記。在強制集體化期間，有人向聯共 （布） 中央委員會告狀，說他放慢了集體化速度並且對富農仁慈。奧爾忠尼啟則奉 命下去調查，得出了如下結論：如果別的州集體化的事情也像這裡一樣，那 就不會出現過火冒進現象，也就不必寫關於勝利沖昏頭腦的文章了。30 年代 曾在共產國際總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卡爾洛 ·希塔伊奈爾在其所著《劫 後餘生——古拉格歸來》一書中回憶說，波斯蒂舍夫擔任烏克蘭黨的書記也 是史達林的意見，正是合作化處於最困難的時期 波斯蒂舍夫是位十分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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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能幹而又理智的黨的領導人。他懂得正是合作化後烏克蘭才陷入了困境， 如果能制止農村中的無法無天行為，就能扭轉農村形勢乃至全國形勢。 “我 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在黨內 （還有共產國際內）到處聽人提到波斯蒂舍夫的 種種優點。他所採取的措施和緩了烏克蘭的局勢，連農民都開始信任他。他 的所作所為，還有他的工作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威 望，使他很快成為烏克蘭最受歡迎的人。”① 波斯蒂舍夫不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採取了現實主義的立場，而且在對 待幹部問題上反對無情打擊的政策。1932年 1月，他在莫斯科紅色普列斯尼 亞區黨代會上說，在史達林致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信發表後，“開始不 加分析地開除黨員，開始這樣地辦事：不是去幫助犯錯誤的人，同志式地糾 正他，而是這樣地整他，使他不能再工作或至少使他垂頭喪氣。”波斯蒂舍 夫認為，必須分清是一時的錯誤還是一貫的思想。在與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 鬥爭時，必須善於同志式地批評忠誠的但犯了錯誤的同志，而不要把他們說 成派別分子。② 1937年 1月初，因有人向中央遞送黑材料，告發波斯蒂舍夫與“人民的 敵人”的曖昧關係，中央再次派人下去調查。可這次來的人是以“左”、“強 硬”和 “緊跟”領袖著稱的卡岡諾維奇。聽到這個消息後，烏克蘭軍區司令 亞基爾急忙來到波斯蒂舍夫的家，對他說： “帕維爾，你必須立即採取措施。卡岡諾維奇正在找人，教他們要說些 什麼和怎麼說，如何反對你 ” 波斯蒂舍夫仍像平常一樣胸懷坦蕩，鎮定自若。他打斷了亞基爾： “你 算了吧。這是中央委員會的代表。我問心無愧，絕不插手任何事情。他想怎 麼調查就怎麼調查好了。”③ 就是在這時候，波斯蒂舍夫受到了間接的和不指名的攻擊。1 月 16 日， 基輔州黨委會撤銷了他州委第一書記的職務。2 月 1 日，他的得力幹部卡爾 波夫被宣布為黨的敵人和醜惡的托洛茨基分子。接著，波斯蒂舍夫任第一書 記的基輔黨組織有 60 名骨幹被隨意宣布為托洛茨基分子和陰謀分子並被開 除出黨。他們受到冤枉，背上黑鍋，而且不為各地黨員和群眾所理解，因為 中央或者說代表中央行使權力的人有意打擊他們並向人們封鎖真實情況。波 斯蒂舍夫眼睜睜看著他們受到打擊而無能為力，他的地位在削弱。同時他懂 得，上面這樣做是出於政治需要，矛頭是指向他的。 隨著中央全會的臨近，波斯蒂舍夫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1937年2 月8 日，《真理報》嚴厲抨擊基輔、亞述夫—黑海州和庫爾斯克州發現的“錯誤”。 2 月 9 日， 《真理報》又誣衊說，基輔州和羅斯托夫州阿諛奉承之風甚囂塵 上。亞述夫—黑海州的書記馬利諾夫和組織部長不久被宣布為托洛茨基分子 和陰謀分子。波斯蒂舍夫沒有屈服於壓力，他準備到中央全會上提出葉若夫 的問題。 史達林預先得知波斯蒂舍夫等人的意圖。於是，全會開幕後，他首先講 話，針對可能出現的不利的發言和理由進行了批駁，為大會定下了調子。同 時他還強調加強黨的團結，把那些可能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放在了非常不利的 地位。 在這種不利的氣氛中，波斯蒂舍夫硬著頭皮登上了講壇，讀起了自己的 發言稿。他的聲音乾巴、嘶啞、無力，似乎不是在論爭，而是在申訴，不過， 他還是很策略地表達了對恐怖政策的懷疑。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