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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20多歲時，在暨南大學教書。學校設在距上海十多公里遠的真如鎮，那裡還是曠野，一派野趣橫生的景致。曹聚仁說：“那時的真如，可以說是十足的農村生活，環繞暨南四周圍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鄉的農村差不多，因為海風大，絕少有樓房。散散落落，有幾處園子，連帶有幾座樓房，那都是上海大戶人物的郊外別墅，假日消閒之地，並不出租的。後來，我和張天放師，總算找到了一所靠近楊家橋的樓房一同住下，當我們厭倦於上海塵雜生活的時候，這是很好的新環境。”“住在洋樓里，欣賞農村景物，當然是高雅的，隔籬桃花盛開，一陣風過，送來了菜花香，豈不是羲皇上人？這樣的詩意生活，我是領會得的。”
1924年6月，周作人去山東講學，6月1日車抵濟南，他在一封信中說：“十點鐘車到濟南站後，坐洋車進城，路上看見許多店鋪都已關門，一一都上著‘排門’，與浙東相似。我不能算是愛故鄉的人，但見了這樣的街市，卻也覺得很是喜歡。有一年夏天，我從家裡往杭州，因為河水乾涸，船只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分坐轎出發，通過蕭山縣城，那時所見街上的情形，很有點與這回相像……我不能說排門是比玻璃門更好，在實際上玻璃門當然比排門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觀地看去，總覺得舊式的鋪門較有趣味。”
黃裳的少年時代是在天津度過的。他說：“在我的記憶里，天津這個城市是溫暖的，是一個非常值得留戀的地方。”他回憶說：“在梨棧十字路口的轉角，有一家天津書局，小小的只有一間門面，但櫥窗的布置卻很有特色。一個冬天的傍晚，天上飄著雪花了，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在這櫥窗里看到了用棉花鋪成的雪地、紅絲帶捆好的賀年片、小紙房子、‘故宮日曆’……錯落地安排在‘雪地’上，還有幾本新書。行人匆匆地從背後走過，沒有誰停下來欣賞這美麗的雪景。我想，這大概就是給我帶來溫暖回憶的一個特定場景。”
抗戰期間，黃裳到重慶讀大學，曾在長江上游的小鎮上住過一段時間。他後來回憶：“鄉居寂寞得很。當時是初春，常常和朋友到江邊渡口的小竹棚里，喝著用小玻璃瓶裝的橘精酒，吃豆腐乾，喝苦苦的沱茶。看看鼓吹過江的上墳船，聽聽充滿了寂寞哀愁的船夫的歌聲，同時心裡也總想著忘不了的一些人和事。”
王維詩云：“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錢穆說：“誦中國詩此十字，亦如讀西方一部哲學書。”他解釋說：“枯坐荒山草廬中，雨中果落，燈下蟲鳴，聲聲入耳，乃使我心與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學，生物學。著語不多，而會心自在深微處。此為音樂人生與數理人生、物質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雙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他還由此聯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為呼應：“余在對日抗戰中，曾返蘇州，侍奉老母，居耦園中。有一小樓，兩面環河，名聽櫨樓。一人獨臥其中，枕上夢中，聽河中櫨聲，亦與聽雨中山果燈下草蟲情致無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別有其一境。”
18．識見
詩人朱湘15歲考入清華，後因抵制學生早餐時的點名制度，記滿三個大過而被學校開除。他在寫給低兩級的同學羅念生的信中說：“你問我為何要離開清華，我可以簡單回答一句，清華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奮鬥，而清華只是鑽分數，人生是變換，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我投身社會之後，怪現象雖然目擊耳聞了許多，但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於清華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個假，矯柔。”後來他還當面告訴羅念生，他恨死了清華，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勸他送兒子入清華，這樣才害得死人。
朱湘從不看電影，認為那不是藝術。
上世紀20年代，丁西林對梁實秋說，他理想的家庭具備五個條件：一是糊塗的老爺，二是能幹的太太，三是乾淨的孩子，四是和氣的傭人，五是二十四小時的熱水供應。
豐子愷說：“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種重要的養料，其重要幾近於麵包。別人都在為了獲得麵包而犧牲趣味，或者為了堆積法幣而抑制趣味。我現在有幸而沒有走上這兩種行徑，還可省下半隻麵包來換得一點趣味。”
學者錢穆認為，快節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種高級活法。上世紀40年代，他曾說：“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閒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下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裡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閒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錢穆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麼呢？他說：“人類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人類最理想的生命，是從大自然中創造文化，從鄉村里建設都市，從孤獨中集成大群，從安定中尋出活動。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華的都市，已熱鬧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動中討生活，那只是掙扎。覓享用，那只是墮退。問前途，也恐只有毀滅。想補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鄉村，在孤獨的安定中另求生機，重謀出路。”
1924年6月，周作人去山東講學，6月1日車抵濟南，他在一封信中說：“十點鐘車到濟南站後，坐洋車進城，路上看見許多店鋪都已關門，一一都上著‘排門’，與浙東相似。我不能算是愛故鄉的人，但見了這樣的街市，卻也覺得很是喜歡。有一年夏天，我從家裡往杭州，因為河水乾涸，船只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分坐轎出發，通過蕭山縣城，那時所見街上的情形，很有點與這回相像……我不能說排門是比玻璃門更好，在實際上玻璃門當然比排門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觀地看去，總覺得舊式的鋪門較有趣味。”
黃裳的少年時代是在天津度過的。他說：“在我的記憶里，天津這個城市是溫暖的，是一個非常值得留戀的地方。”他回憶說：“在梨棧十字路口的轉角，有一家天津書局，小小的只有一間門面，但櫥窗的布置卻很有特色。一個冬天的傍晚，天上飄著雪花了，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在這櫥窗里看到了用棉花鋪成的雪地、紅絲帶捆好的賀年片、小紙房子、‘故宮日曆’……錯落地安排在‘雪地’上，還有幾本新書。行人匆匆地從背後走過，沒有誰停下來欣賞這美麗的雪景。我想，這大概就是給我帶來溫暖回憶的一個特定場景。”
抗戰期間，黃裳到重慶讀大學，曾在長江上游的小鎮上住過一段時間。他後來回憶：“鄉居寂寞得很。當時是初春，常常和朋友到江邊渡口的小竹棚里，喝著用小玻璃瓶裝的橘精酒，吃豆腐乾，喝苦苦的沱茶。看看鼓吹過江的上墳船，聽聽充滿了寂寞哀愁的船夫的歌聲，同時心裡也總想著忘不了的一些人和事。”
王維詩云：“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錢穆說：“誦中國詩此十字，亦如讀西方一部哲學書。”他解釋說：“枯坐荒山草廬中，雨中果落，燈下蟲鳴，聲聲入耳，乃使我心與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學，生物學。著語不多，而會心自在深微處。此為音樂人生與數理人生、物質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雙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他還由此聯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為呼應：“余在對日抗戰中，曾返蘇州，侍奉老母，居耦園中。有一小樓，兩面環河，名聽櫨樓。一人獨臥其中，枕上夢中，聽河中櫨聲，亦與聽雨中山果燈下草蟲情致無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別有其一境。”
18．識見
詩人朱湘15歲考入清華，後因抵制學生早餐時的點名制度，記滿三個大過而被學校開除。他在寫給低兩級的同學羅念生的信中說：“你問我為何要離開清華，我可以簡單回答一句，清華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奮鬥，而清華只是鑽分數，人生是變換，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我投身社會之後，怪現象雖然目擊耳聞了許多，但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於清華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個假，矯柔。”後來他還當面告訴羅念生，他恨死了清華，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勸他送兒子入清華，這樣才害得死人。
朱湘從不看電影，認為那不是藝術。
上世紀20年代，丁西林對梁實秋說，他理想的家庭具備五個條件：一是糊塗的老爺，二是能幹的太太，三是乾淨的孩子，四是和氣的傭人，五是二十四小時的熱水供應。
豐子愷說：“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種重要的養料，其重要幾近於麵包。別人都在為了獲得麵包而犧牲趣味，或者為了堆積法幣而抑制趣味。我現在有幸而沒有走上這兩種行徑，還可省下半隻麵包來換得一點趣味。”
學者錢穆認為，快節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種高級活法。上世紀40年代，他曾說：“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閒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下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裡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閒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錢穆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麼呢？他說：“人類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人類最理想的生命，是從大自然中創造文化，從鄉村里建設都市，從孤獨中集成大群，從安定中尋出活動。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華的都市，已熱鬧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動中討生活，那只是掙扎。覓享用，那只是墮退。問前途，也恐只有毀滅。想補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鄉村，在孤獨的安定中另求生機，重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