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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還說：“一切物質生活全沒多大深度，因此影響於全部人生的，也並不深刻。乘飛機，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並不見得坐飛機的人，在其內心深處，便會發出多大變化來……若使其人終身囿於物質生活中，沒有啟示透發其愛美的求知的內心深處。一種無底止的向前追求，則實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無可補償。人生只有在心靈中進展，絕不僅在物質上塗飾。”
聞一多任青島大學教授時，曾在一封信里說：“我們這青島，凡屬於自然的都好，屬於人事的種種趣味，缺憾太多。”
豐子愷喜歡到一些沒名的、遊人多不會光顧的去處賞景。他說：“我把三潭印月、岳廟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讓給別人游。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是范蠡致富的秘訣，移用在欣賞上，也大得其宜。”
錢鍾書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
林語堂在評價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獨立性”這兩大要素時，認為“自在”比“獨立性”重要。他說：“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有怎樣寬大華麗的房屋，裡邊總有一間他所最喜愛，實在常處的房間，而且必是一間小而樸素，不甚整齊，和暖的房間。”他尤其欣賞李笠翁的這樣一段見解：“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鐵路的火車上致信孫伏園說：“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反對妹妹再嫁，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上世紀40年代，學者金性堯的一個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賣掉，在西湖邊另建別墅。金不贊成長居湖濱，這涉及他的一套對生活的理解：“我們對於一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晚的對著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來此盤桓徜徉，方能於精神上、於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輕鬆的調劑，然後又依依的跟它叩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天天讀李杜的詩篇，也會逐漸生厭，所謂忙裡偷閒，方是真正的領略悠閒之趣。否則，便流於無聊和扯淡，變成‘幾乎無事的悲劇’了。少時讀宋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至今猶覺綠葉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這樣的半日之閒，才抵得上十載勞頓。”
趙景深說：“錢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過得公式化。”
錢鍾書說：“心直口快的勸告，假使出諸美麗的異性朋友，如聞裂帛，如看快刀切菜，當然樂於聽受。不過，照我所知，美麗的女郎，中外一例，說話無不打著圈兒拐了彎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線的娘兒們兒，說話也筆直到底。”“無友一身輕，威斯婁的得意語，只算替我說的。”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謝六逸寫信給友人：“聰明人不願結婚，甚至不必有個家。”謝本人不僅結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美滿的家。
吳宓說：“除了學術與愛情，其他問題一概免談。”
梁漱溟曾談及擇偶標準：“在年齡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學識上，我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的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
梁實秋說：“齊（如山）先生心胸開朗，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灑，望之如閒雲野鶴。他並不是窮奢極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的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閒情逸緻去研討‘三百六十行’，他不吝與販夫走卒為伍，他肯嘗試各樣各種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請我們幾個人吃‘豆腐腦’，在北平崇文門外有一家專賣豆腐腦的店鋪，我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這等的一個地方。”
楊振聲說：“字畫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魯迅提起，歐陽予倩、田漢等人想以改良京劇來宣傳救國思想，魯迅笑道：“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麼？’”
聞一多任青島大學教授時，曾在一封信里說：“我們這青島，凡屬於自然的都好，屬於人事的種種趣味，缺憾太多。”
豐子愷喜歡到一些沒名的、遊人多不會光顧的去處賞景。他說：“我把三潭印月、岳廟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讓給別人游。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是范蠡致富的秘訣，移用在欣賞上，也大得其宜。”
錢鍾書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
林語堂在評價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獨立性”這兩大要素時，認為“自在”比“獨立性”重要。他說：“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有怎樣寬大華麗的房屋，裡邊總有一間他所最喜愛，實在常處的房間，而且必是一間小而樸素，不甚整齊，和暖的房間。”他尤其欣賞李笠翁的這樣一段見解：“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鐵路的火車上致信孫伏園說：“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反對妹妹再嫁，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上世紀40年代，學者金性堯的一個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賣掉，在西湖邊另建別墅。金不贊成長居湖濱，這涉及他的一套對生活的理解：“我們對於一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晚的對著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來此盤桓徜徉，方能於精神上、於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輕鬆的調劑，然後又依依的跟它叩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天天讀李杜的詩篇，也會逐漸生厭，所謂忙裡偷閒，方是真正的領略悠閒之趣。否則，便流於無聊和扯淡，變成‘幾乎無事的悲劇’了。少時讀宋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至今猶覺綠葉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這樣的半日之閒，才抵得上十載勞頓。”
趙景深說：“錢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過得公式化。”
錢鍾書說：“心直口快的勸告，假使出諸美麗的異性朋友，如聞裂帛，如看快刀切菜，當然樂於聽受。不過，照我所知，美麗的女郎，中外一例，說話無不打著圈兒拐了彎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線的娘兒們兒，說話也筆直到底。”“無友一身輕，威斯婁的得意語，只算替我說的。”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謝六逸寫信給友人：“聰明人不願結婚，甚至不必有個家。”謝本人不僅結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美滿的家。
吳宓說：“除了學術與愛情，其他問題一概免談。”
梁漱溟曾談及擇偶標準：“在年齡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學識上，我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的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
梁實秋說：“齊（如山）先生心胸開朗，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灑，望之如閒雲野鶴。他並不是窮奢極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的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閒情逸緻去研討‘三百六十行’，他不吝與販夫走卒為伍，他肯嘗試各樣各種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請我們幾個人吃‘豆腐腦’，在北平崇文門外有一家專賣豆腐腦的店鋪，我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這等的一個地方。”
楊振聲說：“字畫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魯迅提起，歐陽予倩、田漢等人想以改良京劇來宣傳救國思想，魯迅笑道：“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