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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朝廷的保守勢力中，有兩個代表人物，代表性地反映了當時李鴻章所處的環境，以及其行為的艱難：
一個是蒙古族漢學家、曾擔任皇帝老師的倭仁。對於當時的“洋務運動”，他幾乎憤慨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建立國家的途徑在於端莊和正義，而非武力和陰謀……在於人心而非技術……蠻人是我們的仇敵。”他又說：“蠻人入侵北京，焚毀圓明園，殺我人民。為什麼我們要去尋找雕蟲小技，尊蠻人為師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變他們的正常學習，而追隨於蠻人之後，那就會驅使億萬中國人民去歸附蠻人……我們還要擴大他們的影響，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嗎？”
另一個是光緒時朝廷中最有學問的“徐太師”徐桐，一個極端排斥外國的“傳統的典範”。
徐桐絕不穿洋布製成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就罵。徐桐曾經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大清國軍隊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
像徐桐、倭仁這樣的舊知識分子，他們最適合畢生去研究生僻學問，可他們偏偏處於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持著朝政，掌握著輿論。
改革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既有利益的侵犯。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而且在輿論上得到了廣泛的支持。
李鴻章一直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即便洋務運動中走在前面的曾國藩，也主張適可而止，他反對建設電報、鐵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術，理由是那些東西可能有害民生並且擴大外國人的影響。左宗棠與曾國藩的觀點如出一轍，左宗棠對於清廷購買外國軍艦也不以為然。時任湖南巡撫的王文韶，也在討論中說：假如機器盛行的話，那麼大批人將會失業，假如失業者慢慢多起來，天下就不穩定了，所以應該除了有關軍事上的機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
就連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楨，竟然花錢將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買回來後下令拆掉，因為他不能容忍和英國人合營一條鐵路，也不能與他們共同管理，對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加以控制才行。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只有李鴻章才具備一顆“勇敢的心”。這樣的比喻，指的是李鴻章自始至終對於時局和國家，有著真正負責的態度，這種負責，不僅僅是被動的堅守，而且，以一種勇敢的態度，去積極地應對這種改變。
李鴻章的孤獨，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當權者人為製造的因素。而李鴻章所走的每一步，幾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別的阻撓和攻擊。
李鴻章忠心擁戴清朝，對此，西太后雖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內心卻始終提防。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滿人，進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親信恭親王奕主持總理衙門就是第一策。除了利用滿人制衡李鴻章，慈禧還在漢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詞臣”組成的“清流黨”，不斷地參奏、彈劾地方大員，在中央牽制湘、淮軍將領的行動。利用“海防”、“塞防”之爭，分化湘、淮軍舊將，製造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使李鴻章陷入深深的孤立。
儘管手握重權，卻遊走在核心權力之外；雖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內政上從來未被給予樞密大權，一直處於“外臣”地位。被自己所忠心的人懷疑，是李鴻章最大的不幸。
清朝“自強”無門，跌入深淵，無奈而戰，戰而不勝，最後只能“議和”，這場四十年的大結局，全部責任都推由李鴻章來承擔。
其實，對於這樣的結局，李鴻章早就明白，他早就提出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作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
“和戎”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改良和建設的國際環境，以外部環境的平靜來自強不息。李鴻章說：“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
李鴻章對自己的定位等同於歷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就說明了他對改革所面臨的隨時可能身敗名裂的風險有清醒的認識。
人越卓越，就必定越孤獨，而一個忍受不了孤獨的人，註定不會卓越。在朝廷的頑固派那裡，李鴻章是孤獨的；即便在洋務派內部，李鴻章也是孤獨的，左宗棠曾經批評李鴻章：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
李鴻章有一顆勇敢的心，因此，他才能孤獨地承受著來自各方的打擊和非議，毫不退縮，堅強地獨立中流而不倒。
6.苦心孤詣，成就晚清政壇的中流砥柱
有的人，遇到困難就改變目標；有的人，遇到困難就改變方法。
遇到困難就改變目標的人，最終達到的目標似是而非，甚至會在中途停滯下來；只有遇到困難，想辦法克服困難，並堅定地向目標前進的人，才能最終實現理想。
一個是蒙古族漢學家、曾擔任皇帝老師的倭仁。對於當時的“洋務運動”，他幾乎憤慨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建立國家的途徑在於端莊和正義，而非武力和陰謀……在於人心而非技術……蠻人是我們的仇敵。”他又說：“蠻人入侵北京，焚毀圓明園，殺我人民。為什麼我們要去尋找雕蟲小技，尊蠻人為師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變他們的正常學習，而追隨於蠻人之後，那就會驅使億萬中國人民去歸附蠻人……我們還要擴大他們的影響，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嗎？”
另一個是光緒時朝廷中最有學問的“徐太師”徐桐，一個極端排斥外國的“傳統的典範”。
徐桐絕不穿洋布製成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就罵。徐桐曾經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大清國軍隊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
像徐桐、倭仁這樣的舊知識分子，他們最適合畢生去研究生僻學問，可他們偏偏處於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持著朝政，掌握著輿論。
改革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既有利益的侵犯。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而且在輿論上得到了廣泛的支持。
李鴻章一直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即便洋務運動中走在前面的曾國藩，也主張適可而止，他反對建設電報、鐵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術，理由是那些東西可能有害民生並且擴大外國人的影響。左宗棠與曾國藩的觀點如出一轍，左宗棠對於清廷購買外國軍艦也不以為然。時任湖南巡撫的王文韶，也在討論中說：假如機器盛行的話，那麼大批人將會失業，假如失業者慢慢多起來，天下就不穩定了，所以應該除了有關軍事上的機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
就連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楨，竟然花錢將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買回來後下令拆掉，因為他不能容忍和英國人合營一條鐵路，也不能與他們共同管理，對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加以控制才行。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只有李鴻章才具備一顆“勇敢的心”。這樣的比喻，指的是李鴻章自始至終對於時局和國家，有著真正負責的態度，這種負責，不僅僅是被動的堅守，而且，以一種勇敢的態度，去積極地應對這種改變。
李鴻章的孤獨，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當權者人為製造的因素。而李鴻章所走的每一步，幾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別的阻撓和攻擊。
李鴻章忠心擁戴清朝，對此，西太后雖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內心卻始終提防。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滿人，進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親信恭親王奕主持總理衙門就是第一策。除了利用滿人制衡李鴻章，慈禧還在漢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詞臣”組成的“清流黨”，不斷地參奏、彈劾地方大員，在中央牽制湘、淮軍將領的行動。利用“海防”、“塞防”之爭，分化湘、淮軍舊將，製造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使李鴻章陷入深深的孤立。
儘管手握重權，卻遊走在核心權力之外；雖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內政上從來未被給予樞密大權，一直處於“外臣”地位。被自己所忠心的人懷疑，是李鴻章最大的不幸。
清朝“自強”無門，跌入深淵，無奈而戰，戰而不勝，最後只能“議和”，這場四十年的大結局，全部責任都推由李鴻章來承擔。
其實，對於這樣的結局，李鴻章早就明白，他早就提出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作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
“和戎”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改良和建設的國際環境，以外部環境的平靜來自強不息。李鴻章說：“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
李鴻章對自己的定位等同於歷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就說明了他對改革所面臨的隨時可能身敗名裂的風險有清醒的認識。
人越卓越，就必定越孤獨，而一個忍受不了孤獨的人，註定不會卓越。在朝廷的頑固派那裡，李鴻章是孤獨的；即便在洋務派內部，李鴻章也是孤獨的，左宗棠曾經批評李鴻章：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
李鴻章有一顆勇敢的心，因此，他才能孤獨地承受著來自各方的打擊和非議，毫不退縮，堅強地獨立中流而不倒。
6.苦心孤詣，成就晚清政壇的中流砥柱
有的人，遇到困難就改變目標；有的人，遇到困難就改變方法。
遇到困難就改變目標的人，最終達到的目標似是而非，甚至會在中途停滯下來；只有遇到困難，想辦法克服困難，並堅定地向目標前進的人，才能最終實現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