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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天，突然暴熱起來。早晨的時候還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陽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們家搭出來的小陽台上。我帶著美國來的朋友瑪格麗特走進那裡，瑪格麗特好遠就展開雙臂，做出跟母親擁抱的姿勢。媽媽躺在床上，一邊笑著一邊吃力地說道：“我土得很，不會你們這種美國式的東西。”我翻譯給瑪格麗特聽，她哈哈大笑：“那告訴我，什麼是中國式的？”我們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問我：“我能和她單獨照一張嗎？好給我鄉下的女兒寄去看看。”瑪格麗特還沒有回答，母親已經在那裡說了：“沒有問題。照吧。”當我翻譯了她們倆的對話以後，瑪格麗特笑得更高興了，她學著母親的口氣和中文，大聲地說道：“照吧。”
可是，就在黃昏的時候，就在我和瑪格麗特逛老城隍廟的時候，她堅持要給媽媽買個禮物，我說那得問問她喜歡什麼啊。我試著打電話回去，只聽見小梅大叫著：“媽媽不行了，你快回來。不行了！”追到醫院裡，媽媽抽搐著，高燒已經到源園度猿了。醫生發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裡，把冰袋壓在她身上，她打著哆嗦，嘴唇乾裂了，小便已經失禁，一陣一陣的尿臭從她下身冒出來。老阿姨試著給她擦身，剛換了褲子，又尿濕了。我打電話到南京叫小鈞快回來。我害怕得厲害，天天在那裡說什麼死啊，生的。可是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的五臟六腑都攪動起來了，無法抗拒地被瘟熱、被浴室般的熱氣籠罩住。一切都是濕的，熱的。在炎熱之中，像喝醉了一樣，像是被蛇纏住的蛤蟆，在那裡扭動著，掙扎著。黎明到來之前，救護車的聲音一分鐘都沒有停過，呼嘯著，刺耳又尖利，像划過玻璃的鋼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過。似乎是挨不過黑夜了，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我衝出了病房，站在馬路上給瑪格麗特打電話，我說你過來，幫我來看看吧。她是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衛生部長，原來就是一個內科醫生。半夜裡，她也衝過來了。但是急救病房隨便怎麼，就是不放這個美國鬼子進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斷地解釋。沒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聲地嚎哭起來。
我一九九六年離開美國回上海之前，在紐約的留影紀念。這個我生活了七年的城市，每每回憶起來都充滿了懷念。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瑪格麗特來看望媽媽。為我們和媽媽拍下了最後一張合影。左一為我的小姐姐小梅，右一為照顧媽媽的老阿姨。右二是我。
媽媽被搶救回來了，她睜開眼睛看著我們四個孩子（小蘭在美國，沒有趕來），疑惑了一會兒，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問我們：“為什麼不讓我去死啊？”
整個夏天，我天天給她送飯，但是，她已經很虛弱，不想吃飯，因為大量服用治療類風濕的止痛藥，使她的胃大面積潰爛，不能進食。醫生決定給媽媽注射血清，加強營養。可我還是不放心現在血漿的質量，萬一她再得個肝炎或者其他什麼通過輸血感染的疾病，這不是更糟糕？騎上自行車，我急急忙忙地往醫院趕，還想和醫生商量一下，把這個治療方案取消。一進病房只看見媽媽渾身發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著：“醫生，醫生不好了。”護士們聽見喊聲就沖了進來，一看不對，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輸血的針頭，可是媽媽已經不行了，整個臉呈青色，嘴唇漸漸地發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這時，走廊上“哐當哐當”響起來了，搶救車在往媽媽的病房推來，後面跟著主任醫生。
母親被搶救回來以後，連話都說不出。但是當她看見第四代，小鈞的外孫女王雨涵的時候，人立刻變得神采奕奕，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年輕的生命。
護士已經熟練地將橡皮管子扎在媽媽的手臂上，要給她注射靜脈針，注射鎮靜劑。但是，她的血管已經硬化了，怎麼也插不進針頭，護士戳戳手臂，又改著戳戳手背，都進不去。只看見母親的五官在緊緊地收攏，發出一聲聲尖叫。人，抽搐得越來越厲害，於是兩個護士死死地將她按在床上，還在那裡找穴位給她注射。
我恐懼極了，站在鐵床的架子後面：“你們快一點，快一點，她受不了了。”
醫生決定將她的大腿拉開，在腹股溝大動脈這裡注射。但是，媽媽有類風濕關節炎，骨頭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她根本不可能將大腿伸直。醫生將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裡懇求：“死，讓……我死……求求……你們。”護士長讓我幫助一起將她的大腿拉住，我掉過頭去，雖然在那裡用力拉著，但是我不敢看。我跟著一起叫起來了。“快一點啊。”護士長親自用三寸長的大針頭，猛地扎進媽媽的大動脈里。媽媽整個人像撕裂一樣，本能地扭曲著。……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戰勝這一份死亡？人的直覺就像一支黯淡、閃爍的小蠟燭，整個一生都在陰森可怕的世界裡顫抖。護士長熟練的技術，終於將這一針打進去了。當針頭拔出來的時候，那麼長的大針頭，竟然被擰歪了。媽媽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見她的臉還是那麼痛苦地擰在一起，人在漸漸地安靜下來，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可是，就在黃昏的時候，就在我和瑪格麗特逛老城隍廟的時候，她堅持要給媽媽買個禮物，我說那得問問她喜歡什麼啊。我試著打電話回去，只聽見小梅大叫著：“媽媽不行了，你快回來。不行了！”追到醫院裡，媽媽抽搐著，高燒已經到源園度猿了。醫生發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裡，把冰袋壓在她身上，她打著哆嗦，嘴唇乾裂了，小便已經失禁，一陣一陣的尿臭從她下身冒出來。老阿姨試著給她擦身，剛換了褲子，又尿濕了。我打電話到南京叫小鈞快回來。我害怕得厲害，天天在那裡說什麼死啊，生的。可是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的五臟六腑都攪動起來了，無法抗拒地被瘟熱、被浴室般的熱氣籠罩住。一切都是濕的，熱的。在炎熱之中，像喝醉了一樣，像是被蛇纏住的蛤蟆，在那裡扭動著，掙扎著。黎明到來之前，救護車的聲音一分鐘都沒有停過，呼嘯著，刺耳又尖利，像划過玻璃的鋼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過。似乎是挨不過黑夜了，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我衝出了病房，站在馬路上給瑪格麗特打電話，我說你過來，幫我來看看吧。她是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衛生部長，原來就是一個內科醫生。半夜裡，她也衝過來了。但是急救病房隨便怎麼，就是不放這個美國鬼子進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斷地解釋。沒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聲地嚎哭起來。
我一九九六年離開美國回上海之前，在紐約的留影紀念。這個我生活了七年的城市，每每回憶起來都充滿了懷念。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瑪格麗特來看望媽媽。為我們和媽媽拍下了最後一張合影。左一為我的小姐姐小梅，右一為照顧媽媽的老阿姨。右二是我。
媽媽被搶救回來了，她睜開眼睛看著我們四個孩子（小蘭在美國，沒有趕來），疑惑了一會兒，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問我們：“為什麼不讓我去死啊？”
整個夏天，我天天給她送飯，但是，她已經很虛弱，不想吃飯，因為大量服用治療類風濕的止痛藥，使她的胃大面積潰爛，不能進食。醫生決定給媽媽注射血清，加強營養。可我還是不放心現在血漿的質量，萬一她再得個肝炎或者其他什麼通過輸血感染的疾病，這不是更糟糕？騎上自行車，我急急忙忙地往醫院趕，還想和醫生商量一下，把這個治療方案取消。一進病房只看見媽媽渾身發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著：“醫生，醫生不好了。”護士們聽見喊聲就沖了進來，一看不對，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輸血的針頭，可是媽媽已經不行了，整個臉呈青色，嘴唇漸漸地發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這時，走廊上“哐當哐當”響起來了，搶救車在往媽媽的病房推來，後面跟著主任醫生。
母親被搶救回來以後，連話都說不出。但是當她看見第四代，小鈞的外孫女王雨涵的時候，人立刻變得神采奕奕，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年輕的生命。
護士已經熟練地將橡皮管子扎在媽媽的手臂上，要給她注射靜脈針，注射鎮靜劑。但是，她的血管已經硬化了，怎麼也插不進針頭，護士戳戳手臂，又改著戳戳手背，都進不去。只看見母親的五官在緊緊地收攏，發出一聲聲尖叫。人，抽搐得越來越厲害，於是兩個護士死死地將她按在床上，還在那裡找穴位給她注射。
我恐懼極了，站在鐵床的架子後面：“你們快一點，快一點，她受不了了。”
醫生決定將她的大腿拉開，在腹股溝大動脈這裡注射。但是，媽媽有類風濕關節炎，骨頭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她根本不可能將大腿伸直。醫生將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裡懇求：“死，讓……我死……求求……你們。”護士長讓我幫助一起將她的大腿拉住，我掉過頭去，雖然在那裡用力拉著，但是我不敢看。我跟著一起叫起來了。“快一點啊。”護士長親自用三寸長的大針頭，猛地扎進媽媽的大動脈里。媽媽整個人像撕裂一樣，本能地扭曲著。……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戰勝這一份死亡？人的直覺就像一支黯淡、閃爍的小蠟燭，整個一生都在陰森可怕的世界裡顫抖。護士長熟練的技術，終於將這一針打進去了。當針頭拔出來的時候，那麼長的大針頭，竟然被擰歪了。媽媽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見她的臉還是那麼痛苦地擰在一起，人在漸漸地安靜下來，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