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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不用任何解釋，已經不用多問，我已經全部明白了。明白了事情的全部過程，明白了母親的驚恐。這個突然出現的日本人，不僅僅意味著他是一個胡風問題的研究者，更多地是意味著，他會讓胡風先生變成裡通外國的“漢奸”，也會給我們家帶來“勾結”和“私下活動與外國特務來往”的罪名。八一年，今天人們都會說八十年代是最有生氣、思想最解放的年代；記憶總是發生錯誤。看著母親寫給近藤的字條，我才終於認識到，那個時代還是窒息的，讓人充滿了恐怖和懼怕。母親最怕的是這個日本人把事情攪黃了，怕她千辛萬苦幫助胡風聯繫到上海的治病，因為“勾結”了外國人，被趕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運動的時候，我們都會被這個日本人“陷害”的。
近藤沒有流露出更多的情緒，但是他還是補充地說道：“我就在胡風先生身邊，我走到他身邊了，我卻沒有看見他。一輩子，就這麼一次機會……”
近藤的惋惜裡面，有很多無奈，也還是包含了他對母親的不滿，雖然他是原諒了母親。我多為母親抱不平啊，她為什麼要有這些善良的“原則”呢？曉山，你為什麼就不能把醫院的地址直接交給近藤，為什麼讓他來找我母親呢？為什麼這個決定讓母親來選擇呢？最後還是我們家孩子對母親的判斷：“做了好事最後也是不落好。”那麼多人都被傷害了。梅志阿姨回家後聽說了這件事，她堅持要去找近藤先生，母親不斷地勸告她，不要給自己找麻煩，不斷告訴她，自己歷次運動中的經驗；因為梅志阿姨是在勞改農場，在監獄裡度過的，她不知道這些群眾運動的可怕！現在首當其衝的是給胡風先生治病，什麼研究，什麼日本人，什麼外國專家，這些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啊！梅志阿姨沒有聽從母親的勸告，她在乎，在乎這個研究胡風先生的日本學者，她在乎胡風先生的理論、學術和經歷，讓更多的人了解；她更在乎有人將胡風走過的路記錄下來，讓歷史為他平反。
近藤龍哉教授一九九一年在魯迅像前。
梅志阿姨，不是那種要虛榮的人，但是在胡風先生的問題上，她也有自己的原則。她根本不搭理母親的那套“經驗”，她坐牢都不害怕，她還怕你什麼政治運動？她瞞著母親趕到近藤先生下榻的錦江飯店，母親越來越憤怒，終於和梅志阿姨爭吵起來，以至於兩個人都翻了臉。
我問近藤：“你見到梅志阿姨了嗎？”
近藤回答說：“沒有！太可惜了，她是從曉山那裡得到我的地址的，當她匆匆忙忙趕來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因為見不到胡風先生，住宿是那麼貴，我覺得留在上海沒有意思。”
又是一個炎熱的夏天，灼熱把我們烤焦了！
現在的年青一代已經不會理解這種恐懼，就連我都會感覺母親在小題大做。但是，認真地回想起來，就明白了當時的環境和氣氛不是這樣的，僅僅是在這一年前的八○年夏天，上海市委還不允許胡風先生的花圈放在父親的追悼會上，你怎麼可能指望一年以後，整個環境會允許他去見一個日本人？外事活動不通過我們的“組織”，是會罪加一等的。可是，可是，就是我前面說的，這個決定為什麼要母親來做呢？她傷害了那麼多人，難道她自己沒有被傷害？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過去，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一切，都不能夠解決時，留給下一代的，就是要我們埋單。多不公平，多讓人心碎。
終於結束了
終於退休了。
媽媽說，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後就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繫，從現在開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裡翻譯小說了。她把自己的書桌收拾好，再不用為父親的問題奔波了。她在自己的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七十七歲的生日，為自己寫道：
寫 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風刀霜劍，蛇蠍擋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從年年。
但我：臨危不懼，臨辱不驚。
像燒盡的木炭，
耗盡熱能是我的義務。
一九九一年美國朋友麗薩來上海探望我母親，為她拍了照片帶給當時在美國的我。那時候母親因為治療類風濕關節炎，吃藥以後影響了心臟，嘴唇已經全黑了。她不能站立，坐在沙發上拍完此照。
生命對於她始終像是一個不祥的預言，當她開始充滿希望的時候，一定是最壞的事情即將發生。當她還來不及翻譯什麼東西，當她還沒有耗盡她的熱能的時候，她的類風濕關節炎急性發作，從這以後就再也沒有好過。她病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拿一塊手絹的能力都喪失了。她全身的關節變形，叫喊著、疼痛難忍，她癱瘓了。
有一次她跟我說：“我備了很多安眠藥，有一天，實在忍受不了這個疼痛的時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說了，你會理解我的。不要阻攔我，活著對我已沒有什麼意義，我是在這裡等死。”她看著我，我卻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來：“不許你胡思亂想。”看著母親，緊鎖的眉頭把五官扭歪了，她讓我頭暈目眩。怎麼會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們還能怎麼辦？都要走到那條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說出口。在我們前面，已經有許多人走去，我跟在後面看著，覺得自己像一條影子，歪歪扭扭，駝著背，看得昏昏沉沉。
近藤沒有流露出更多的情緒，但是他還是補充地說道：“我就在胡風先生身邊，我走到他身邊了，我卻沒有看見他。一輩子，就這麼一次機會……”
近藤的惋惜裡面，有很多無奈，也還是包含了他對母親的不滿，雖然他是原諒了母親。我多為母親抱不平啊，她為什麼要有這些善良的“原則”呢？曉山，你為什麼就不能把醫院的地址直接交給近藤，為什麼讓他來找我母親呢？為什麼這個決定讓母親來選擇呢？最後還是我們家孩子對母親的判斷：“做了好事最後也是不落好。”那麼多人都被傷害了。梅志阿姨回家後聽說了這件事，她堅持要去找近藤先生，母親不斷地勸告她，不要給自己找麻煩，不斷告訴她，自己歷次運動中的經驗；因為梅志阿姨是在勞改農場，在監獄裡度過的，她不知道這些群眾運動的可怕！現在首當其衝的是給胡風先生治病，什麼研究，什麼日本人，什麼外國專家，這些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啊！梅志阿姨沒有聽從母親的勸告，她在乎，在乎這個研究胡風先生的日本學者，她在乎胡風先生的理論、學術和經歷，讓更多的人了解；她更在乎有人將胡風走過的路記錄下來，讓歷史為他平反。
近藤龍哉教授一九九一年在魯迅像前。
梅志阿姨，不是那種要虛榮的人，但是在胡風先生的問題上，她也有自己的原則。她根本不搭理母親的那套“經驗”，她坐牢都不害怕，她還怕你什麼政治運動？她瞞著母親趕到近藤先生下榻的錦江飯店，母親越來越憤怒，終於和梅志阿姨爭吵起來，以至於兩個人都翻了臉。
我問近藤：“你見到梅志阿姨了嗎？”
近藤回答說：“沒有！太可惜了，她是從曉山那裡得到我的地址的，當她匆匆忙忙趕來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因為見不到胡風先生，住宿是那麼貴，我覺得留在上海沒有意思。”
又是一個炎熱的夏天，灼熱把我們烤焦了！
現在的年青一代已經不會理解這種恐懼，就連我都會感覺母親在小題大做。但是，認真地回想起來，就明白了當時的環境和氣氛不是這樣的，僅僅是在這一年前的八○年夏天，上海市委還不允許胡風先生的花圈放在父親的追悼會上，你怎麼可能指望一年以後，整個環境會允許他去見一個日本人？外事活動不通過我們的“組織”，是會罪加一等的。可是，可是，就是我前面說的，這個決定為什麼要母親來做呢？她傷害了那麼多人，難道她自己沒有被傷害？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過去，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一切，都不能夠解決時，留給下一代的，就是要我們埋單。多不公平，多讓人心碎。
終於結束了
終於退休了。
媽媽說，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後就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繫，從現在開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裡翻譯小說了。她把自己的書桌收拾好，再不用為父親的問題奔波了。她在自己的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七十七歲的生日，為自己寫道：
寫 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風刀霜劍，蛇蠍擋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從年年。
但我：臨危不懼，臨辱不驚。
像燒盡的木炭，
耗盡熱能是我的義務。
一九九一年美國朋友麗薩來上海探望我母親，為她拍了照片帶給當時在美國的我。那時候母親因為治療類風濕關節炎，吃藥以後影響了心臟，嘴唇已經全黑了。她不能站立，坐在沙發上拍完此照。
生命對於她始終像是一個不祥的預言，當她開始充滿希望的時候，一定是最壞的事情即將發生。當她還來不及翻譯什麼東西，當她還沒有耗盡她的熱能的時候，她的類風濕關節炎急性發作，從這以後就再也沒有好過。她病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拿一塊手絹的能力都喪失了。她全身的關節變形，叫喊著、疼痛難忍，她癱瘓了。
有一次她跟我說：“我備了很多安眠藥，有一天，實在忍受不了這個疼痛的時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說了，你會理解我的。不要阻攔我，活著對我已沒有什麼意義，我是在這裡等死。”她看著我，我卻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來：“不許你胡思亂想。”看著母親，緊鎖的眉頭把五官扭歪了，她讓我頭暈目眩。怎麼會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們還能怎麼辦？都要走到那條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說出口。在我們前面，已經有許多人走去，我跟在後面看著，覺得自己像一條影子，歪歪扭扭，駝著背，看得昏昏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