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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八一年夏天梅志阿姨在上海照顧胡風伯伯的時候，在我們家住了一個月，最後是和母親以吵架的形式離開的。這個事情，母親從來沒有跟我提起過，那時候我在北京讀書，而梅志阿姨更是閉口不和任何人談論這件事情。看見她的時候，還是不斷地對我說，你母親多不容易啊，最近身體好一點了嗎？而母親，掛在嘴上的，也老是那麼一句話：沒有梅志阿姨，胡風伯伯就不可能在監獄裡活下來。梅志阿姨硬是陪著胡風伯伯把牢底坐穿了。
我們很難想像，她們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十幾年以後，大姐小鈞從元化叔叔那裡聽說，她們倆爭執得很厲害，最後梅志阿姨以搬離我們家向母親表達了自己的情緒。我們子女在私底下議論著，這就是我們的母親，做了好事最後也是不落好，而且每次還都會是她認為的一些“原則”把事情搞砸。只是，梅志阿姨的修養永遠是那麼好，她的沉默讓我們對她充滿著歉疚。那到底是什麼事情，又是什麼重大的“原則”需要堅持的？我們一直不知道。特別是梅志阿姨那麼好的脾氣，那麼寬的心胸，她一般都是不會生氣的。她們是怎麼爭吵的？想來那會是很嚴重的，於是這份缺憾像一塊傷疤，貼在手臂的表層，看著就覺得窩囊。我打開窗戶，對著陽光燦爛的世界，深深地嘆了口氣，生活為什麼就不能像我們設想的那樣簡單？為什麼我們這些喜歡直接表述自己想法的個性，又總是會以最簡單的方式把簡單的事情弄成複雜的？窗外，陽光金燦燦的，像針一樣直刺我的眼睛，灼熱又疼痛，多希望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幫助，能像陽光的另一面去溫暖我們？等我稍微適應了外界的時候，我再也看不見屋子裡的東西，黑乎乎的，在你的周圍是模糊的一團，體溫同樣是黑暗的。似乎，我們只有生活在黑暗中，只有掩飾很多的情緒和真相，生活才會因為複雜而變成簡單的？那個簡單是否又太虛假了？
二○○三年十一月，我去日本參加東京國際電影節，放映我的影片《假裝沒感覺》。去之前我找到了在東京女子大學任教的近藤龍哉教授。他從一九七○年開始就在那裡研究胡風先生，一九八○年第一次到中國尋找與胡風相關的文獻。一踏進他放滿書籍的辦公室小門，他就拿出了八七年的一份《收穫》雜誌，上面刊登著我的中篇小說《在我的背上……》，那是我第一次寫到父親和胡風伯伯的故事，我驚訝極了，他怎麼什麼都有？很快，他又拿出一張泛黃的、紙頭被裁了一半的便條，問我：“這是八一年，我見到你媽媽的時候，你看這個，是不是你媽媽寫的字？”我拿著字條愣住了，母親那既秀氣又有力的鋼筆字，是誰都寫不出來的。字條上寫著上海文化局在巨鹿路的地址，寫著上海外事辦工作成員的人名。我渾身發冷，我幾乎已經明白髮生了什麼，近藤聽說我要去見他，顯然是考慮了很多，也準備了很久。
近藤龍哉教授一九八一年在胡風書桌前留影紀念。
當近藤教授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些激進的年輕人，都對左翼運動充滿了憧憬。他說：“在日本，幾乎是無條件相信社會主義中國，很多日本人堅信不移。”說著，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權威性的《中日詞典》，熟練、準確地翻到一頁，有個詞條叫“胡風主義”，上面解釋為：“表面看上去是馬列主義，實質上是反馬列主義。”就是從這個不能解釋清楚，又讓近藤困惑的詞條開始，近藤教授開始了他一輩子的胡風先生的學術研究，他找到胡風先生在東京的居住和學習過的所有地方，了解到他參加了日本共產黨。後來，近藤甚至在東京警察局的檔案里，找到了胡風當年被捕的文案記錄，他還帶著我，沿著警察追捕胡風先生的路線，走了一圈。同時指給我看，那些胡風和他的左翼友人們活動、交流的場所。在一片完全改觀的建築前，他講述著，當初胡風先生是怎樣教授漢語、怎樣在東京半工半讀的。“當時胡風和他的日本朋友泉充一起住在這裡，應該就在這一帶。胡風在這裡用的是什麼漢語教材呢？工人、農民、勞動者寫的短文，在雜誌上發表後，胡風就是用這些文章作為教材，教漢語的。當時，這裡不叫本鄉而叫金助町。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了，僅僅留下一塊牌子。”後來，胡風被日本警察局驅逐出境，他和聶紺弩、周穎夫婦，一起登上回國的火車，在火車啟動的時候，他們一起高喊著口號：打到日本帝國主義！
實際上，讓近藤教授最傷心的是，他研究了一輩子的胡風先生，他終於有機會進入中國，八十年代初，對於一個外國人，那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他找到了胡風先生的蹤跡，他正在上海治病，他在胡風小兒子曉山那裡拿到了我們家的地址，一路興奮地趕到上海，可是母親把他攔在家門外面，沒有把他帶到醫院，沒有讓他見胡風先生，連梅志阿姨都沒有讓他見到。母親要他先去見“組織”，近藤跟我說：“我拿著你母親的字條，主動去報到，到那個文化局。”這裡他說的是標準的普通話，於是“那個文化局”斷然不讓他見胡風先生。他惋惜地說，“我和胡風先生交臂而過，後來再去中國的時候，胡風先生去世了。我一直沒有見到過胡風先生……”
我們很難想像，她們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十幾年以後，大姐小鈞從元化叔叔那裡聽說，她們倆爭執得很厲害，最後梅志阿姨以搬離我們家向母親表達了自己的情緒。我們子女在私底下議論著，這就是我們的母親，做了好事最後也是不落好，而且每次還都會是她認為的一些“原則”把事情搞砸。只是，梅志阿姨的修養永遠是那麼好，她的沉默讓我們對她充滿著歉疚。那到底是什麼事情，又是什麼重大的“原則”需要堅持的？我們一直不知道。特別是梅志阿姨那麼好的脾氣，那麼寬的心胸，她一般都是不會生氣的。她們是怎麼爭吵的？想來那會是很嚴重的，於是這份缺憾像一塊傷疤，貼在手臂的表層，看著就覺得窩囊。我打開窗戶，對著陽光燦爛的世界，深深地嘆了口氣，生活為什麼就不能像我們設想的那樣簡單？為什麼我們這些喜歡直接表述自己想法的個性，又總是會以最簡單的方式把簡單的事情弄成複雜的？窗外，陽光金燦燦的，像針一樣直刺我的眼睛，灼熱又疼痛，多希望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幫助，能像陽光的另一面去溫暖我們？等我稍微適應了外界的時候，我再也看不見屋子裡的東西，黑乎乎的，在你的周圍是模糊的一團，體溫同樣是黑暗的。似乎，我們只有生活在黑暗中，只有掩飾很多的情緒和真相，生活才會因為複雜而變成簡單的？那個簡單是否又太虛假了？
二○○三年十一月，我去日本參加東京國際電影節，放映我的影片《假裝沒感覺》。去之前我找到了在東京女子大學任教的近藤龍哉教授。他從一九七○年開始就在那裡研究胡風先生，一九八○年第一次到中國尋找與胡風相關的文獻。一踏進他放滿書籍的辦公室小門，他就拿出了八七年的一份《收穫》雜誌，上面刊登著我的中篇小說《在我的背上……》，那是我第一次寫到父親和胡風伯伯的故事，我驚訝極了，他怎麼什麼都有？很快，他又拿出一張泛黃的、紙頭被裁了一半的便條，問我：“這是八一年，我見到你媽媽的時候，你看這個，是不是你媽媽寫的字？”我拿著字條愣住了，母親那既秀氣又有力的鋼筆字，是誰都寫不出來的。字條上寫著上海文化局在巨鹿路的地址，寫著上海外事辦工作成員的人名。我渾身發冷，我幾乎已經明白髮生了什麼，近藤聽說我要去見他，顯然是考慮了很多，也準備了很久。
近藤龍哉教授一九八一年在胡風書桌前留影紀念。
當近藤教授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些激進的年輕人，都對左翼運動充滿了憧憬。他說：“在日本，幾乎是無條件相信社會主義中國，很多日本人堅信不移。”說著，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權威性的《中日詞典》，熟練、準確地翻到一頁，有個詞條叫“胡風主義”，上面解釋為：“表面看上去是馬列主義，實質上是反馬列主義。”就是從這個不能解釋清楚，又讓近藤困惑的詞條開始，近藤教授開始了他一輩子的胡風先生的學術研究，他找到胡風先生在東京的居住和學習過的所有地方，了解到他參加了日本共產黨。後來，近藤甚至在東京警察局的檔案里，找到了胡風當年被捕的文案記錄，他還帶著我，沿著警察追捕胡風先生的路線，走了一圈。同時指給我看，那些胡風和他的左翼友人們活動、交流的場所。在一片完全改觀的建築前，他講述著，當初胡風先生是怎樣教授漢語、怎樣在東京半工半讀的。“當時胡風和他的日本朋友泉充一起住在這裡，應該就在這一帶。胡風在這裡用的是什麼漢語教材呢？工人、農民、勞動者寫的短文，在雜誌上發表後，胡風就是用這些文章作為教材，教漢語的。當時，這裡不叫本鄉而叫金助町。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了，僅僅留下一塊牌子。”後來，胡風被日本警察局驅逐出境，他和聶紺弩、周穎夫婦，一起登上回國的火車，在火車啟動的時候，他們一起高喊著口號：打到日本帝國主義！
實際上，讓近藤教授最傷心的是，他研究了一輩子的胡風先生，他終於有機會進入中國，八十年代初，對於一個外國人，那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他找到了胡風先生的蹤跡，他正在上海治病，他在胡風小兒子曉山那裡拿到了我們家的地址，一路興奮地趕到上海，可是母親把他攔在家門外面，沒有把他帶到醫院，沒有讓他見胡風先生，連梅志阿姨都沒有讓他見到。母親要他先去見“組織”，近藤跟我說：“我拿著你母親的字條，主動去報到，到那個文化局。”這裡他說的是標準的普通話，於是“那個文化局”斷然不讓他見胡風先生。他惋惜地說，“我和胡風先生交臂而過，後來再去中國的時候，胡風先生去世了。我一直沒有見到過胡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