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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宣傳部長陳沂，安排媽媽在退休以後，負責主辦上海的《文學報》，因為媽媽是老記者，有辦報經驗。
媽媽說：“我過去沒有做官，也不管這個官有多少大小，現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讓我解甲歸田吧。”但是，陳沂部長又請人上門來說服媽媽。媽媽跑去看陳國棟書記，她說：“陳書記啊，讓我保持個晚節，做個平民百姓吧。”
陳書記答應了媽媽的請求。
我不知道真正意義上的“解甲歸田”對媽媽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離休之後，她開始整理父親的作品，很快又上北京去探望父親的老朋友們。就在一九八一年的初春，媽媽在北醫三院探望了胡風伯伯。回來以後，她痛苦地跟我說：“太恐怖，太恐怖了！他們把胡先生用這麼粗的繩子綁在病床上，說他是狂躁型精神病，要打人的，所以就綁起來治療。怎麼可以這樣，他是病人啊，怎麼能綁起來啊，他的病不是要更加嚴重了嗎？”
回到上海以後，媽媽常和梅志阿姨通信，商量給胡風伯伯治病的問題。這時，媽媽想起當初王元化在監獄裡也是這樣發病的，是上海的周玉常醫生給他治療，是否讓胡伯伯到上海來治療呢？梅志阿姨覺得母親的建議很有道理，於是她們商量該怎麼辦，當她們有了最後的決定，就開始兩頭並進。梅志阿姨在北京向文化部打了報告，希望得到上面的認可，讓胡風伯伯去上海治療；媽媽重新拄著她的拐杖，瘸著腿奔走著。她再一次去找陳國棟書記，希望他能出來說話，這樣上海市政府就可以給予直接的幫助。陳書記立刻答應了媽媽的要求，讓宣傳部具體安排處理。當時，王元化正是上海的宣傳部長，他也著手安排下去。但是，媽媽還是不放心，她又去找了她的老戰友，上海醫科大學的黨委書記胡辛人，讓他給胡風先生具體地落實醫生、醫院和治療條件。胡辛人書記立刻找到了周玉常醫生，並囑咐了上海龍華精神病總院準備好專家班子，等病人一到就進行會診，然後由周醫生主持治療。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傍晚，從北京飛來的班機在上海虹橋機場降落，媽媽和市委方面派來的人，一起在那裡等候著胡風先生和梅志阿姨，以及他的女兒曉風。胡風伯伯還是病得很重，但是有梅志阿姨在身邊，情況總會好一點。
晚上從醫院回家，媽媽滿意地跟我們說：“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比她想像的還要好，醫院給胡先生安排了一個單間，房間很大，胡風伯伯可以在裡面散步；有沙發，也可以在裡面會客，同時還在那裡專門放了一台電視機，這在當時的環境裡是多麼奢侈的待遇啊。更晚些時候，梅志阿姨從醫院回來了，她在我們家住下，曉風陪伴著父親在醫院過了第一個夜晚。以後，白天就由梅志阿姨和曉風輪流在那裡陪伴，夜裡則由一位有經驗的老護士在那裡陪住。他們解開了胡風伯伯身上捆綁的繩子，周醫生經常和胡風伯伯談心，探討幻聽幻覺的問題，讓他老人家完全放鬆下來；同時改用日本的進口特效藥，那樣副作用就大大減少了。漸漸地，胡風伯伯不再覺得有人要來抓他、追捕他。人，漸漸地平靜下來，慢慢又拿出了自己的詩稿開始整理。終於有一天，他可以跨出第一步，到花園裡去走動了……當病情開始穩定下來的時候，那些“胡風分子”們在監禁、別離了二十五年之後，又陸陸續續從其他的城市趕來，看望他們敬愛的胡先生……
胡風伯伯從二十四年的監獄生活中活著出來了。但是他得了心因性精神病。這是他在北醫三院的精神病房裡與孫子的合影。他看見小孫子的時候，情緒就好多了。他特地將此照寄給了媽媽。
媽媽，繼續帶著對父親的感情在那裡奔走，她整理著梅志阿姨交給她的信件，那些從公安部退回來的父親寫給胡風伯伯的書信時，感慨地跟我們說：“我沒有想到，你父親跟胡風先生有這麼密切的往來；更沒有想到，他們的感情有這麼深。現在，他要是知道胡先生被摧殘成這樣，他是承受不了的。”用我們的話說，母親是在為父親還債，或許是在為父親還願。
爸爸什麼都不知道了，他的身體裡不會再有音樂，他靈魂里也沒有了文學，他更無法使生活像舞蹈那樣重新起舞，整個的生命在胡風伯伯之前就消失了，他帶著對胡先生的感情，死在天涯海角，死在鴉雀無聲的真理之中。我多想問他，是否真理在死亡和謊言面前，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他沒有回答我，我重新在困惑中，在混亂的思維中昏昏睡去；但是睡著又是談何容易，一旦當你開始懷疑什麼的時候，特別是當你受到過一些驚嚇之後，在睡夢中你依然在那裡質疑自己的人生。
永遠的缺憾
這麼多年過去了，即使當我把《他們的歲月》贈送給梅志阿姨的時候，她都沒有對我講述過一件事情，沒有！當二○○○年，我們請她為母親的書《往事札記》寫序言的時候，她正在生病，可是梅志阿姨卻一口答應了。她只說，“給我一點點時間，因為我最近身體不好。等我好一點的時候，就會動筆寫的”。實際上，稿子很快寄來了。文字還是像梅志阿姨的人那樣清新、真誠。一開頭寫的是五○年，戰爭結束後不久，母親從松江的二十四軍軍部，特為跑去上海市區里看望梅志阿姨，當那個美麗的梅志阿姨打開門的時候，只見母親穿著軍裝，對著她莊嚴地行了一個軍禮！真是一個意外，於是她倆快樂得在那裡大笑起來。一個活活潑潑的母親雀躍在紙面上，那時候，她們都只有三十多歲，年輕啊。可是梅志阿姨還是不滿意，她說，年紀大了，腦力不濟，否則會寫得更好。
媽媽說：“我過去沒有做官，也不管這個官有多少大小，現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讓我解甲歸田吧。”但是，陳沂部長又請人上門來說服媽媽。媽媽跑去看陳國棟書記，她說：“陳書記啊，讓我保持個晚節，做個平民百姓吧。”
陳書記答應了媽媽的請求。
我不知道真正意義上的“解甲歸田”對媽媽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離休之後，她開始整理父親的作品，很快又上北京去探望父親的老朋友們。就在一九八一年的初春，媽媽在北醫三院探望了胡風伯伯。回來以後，她痛苦地跟我說：“太恐怖，太恐怖了！他們把胡先生用這麼粗的繩子綁在病床上，說他是狂躁型精神病，要打人的，所以就綁起來治療。怎麼可以這樣，他是病人啊，怎麼能綁起來啊，他的病不是要更加嚴重了嗎？”
回到上海以後，媽媽常和梅志阿姨通信，商量給胡風伯伯治病的問題。這時，媽媽想起當初王元化在監獄裡也是這樣發病的，是上海的周玉常醫生給他治療，是否讓胡伯伯到上海來治療呢？梅志阿姨覺得母親的建議很有道理，於是她們商量該怎麼辦，當她們有了最後的決定，就開始兩頭並進。梅志阿姨在北京向文化部打了報告，希望得到上面的認可，讓胡風伯伯去上海治療；媽媽重新拄著她的拐杖，瘸著腿奔走著。她再一次去找陳國棟書記，希望他能出來說話，這樣上海市政府就可以給予直接的幫助。陳書記立刻答應了媽媽的要求，讓宣傳部具體安排處理。當時，王元化正是上海的宣傳部長，他也著手安排下去。但是，媽媽還是不放心，她又去找了她的老戰友，上海醫科大學的黨委書記胡辛人，讓他給胡風先生具體地落實醫生、醫院和治療條件。胡辛人書記立刻找到了周玉常醫生，並囑咐了上海龍華精神病總院準備好專家班子，等病人一到就進行會診，然後由周醫生主持治療。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傍晚，從北京飛來的班機在上海虹橋機場降落，媽媽和市委方面派來的人，一起在那裡等候著胡風先生和梅志阿姨，以及他的女兒曉風。胡風伯伯還是病得很重，但是有梅志阿姨在身邊，情況總會好一點。
晚上從醫院回家，媽媽滿意地跟我們說：“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比她想像的還要好，醫院給胡先生安排了一個單間，房間很大，胡風伯伯可以在裡面散步；有沙發，也可以在裡面會客，同時還在那裡專門放了一台電視機，這在當時的環境裡是多麼奢侈的待遇啊。更晚些時候，梅志阿姨從醫院回來了，她在我們家住下，曉風陪伴著父親在醫院過了第一個夜晚。以後，白天就由梅志阿姨和曉風輪流在那裡陪伴，夜裡則由一位有經驗的老護士在那裡陪住。他們解開了胡風伯伯身上捆綁的繩子，周醫生經常和胡風伯伯談心，探討幻聽幻覺的問題，讓他老人家完全放鬆下來；同時改用日本的進口特效藥，那樣副作用就大大減少了。漸漸地，胡風伯伯不再覺得有人要來抓他、追捕他。人，漸漸地平靜下來，慢慢又拿出了自己的詩稿開始整理。終於有一天，他可以跨出第一步，到花園裡去走動了……當病情開始穩定下來的時候，那些“胡風分子”們在監禁、別離了二十五年之後，又陸陸續續從其他的城市趕來，看望他們敬愛的胡先生……
胡風伯伯從二十四年的監獄生活中活著出來了。但是他得了心因性精神病。這是他在北醫三院的精神病房裡與孫子的合影。他看見小孫子的時候，情緒就好多了。他特地將此照寄給了媽媽。
媽媽，繼續帶著對父親的感情在那裡奔走，她整理著梅志阿姨交給她的信件，那些從公安部退回來的父親寫給胡風伯伯的書信時，感慨地跟我們說：“我沒有想到，你父親跟胡風先生有這麼密切的往來；更沒有想到，他們的感情有這麼深。現在，他要是知道胡先生被摧殘成這樣，他是承受不了的。”用我們的話說，母親是在為父親還債，或許是在為父親還願。
爸爸什麼都不知道了，他的身體裡不會再有音樂，他靈魂里也沒有了文學，他更無法使生活像舞蹈那樣重新起舞，整個的生命在胡風伯伯之前就消失了，他帶著對胡先生的感情，死在天涯海角，死在鴉雀無聲的真理之中。我多想問他，是否真理在死亡和謊言面前，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他沒有回答我，我重新在困惑中，在混亂的思維中昏昏睡去；但是睡著又是談何容易，一旦當你開始懷疑什麼的時候，特別是當你受到過一些驚嚇之後，在睡夢中你依然在那裡質疑自己的人生。
永遠的缺憾
這麼多年過去了，即使當我把《他們的歲月》贈送給梅志阿姨的時候，她都沒有對我講述過一件事情，沒有！當二○○○年，我們請她為母親的書《往事札記》寫序言的時候，她正在生病，可是梅志阿姨卻一口答應了。她只說，“給我一點點時間，因為我最近身體不好。等我好一點的時候，就會動筆寫的”。實際上，稿子很快寄來了。文字還是像梅志阿姨的人那樣清新、真誠。一開頭寫的是五○年，戰爭結束後不久，母親從松江的二十四軍軍部，特為跑去上海市區里看望梅志阿姨，當那個美麗的梅志阿姨打開門的時候，只見母親穿著軍裝，對著她莊嚴地行了一個軍禮！真是一個意外，於是她倆快樂得在那裡大笑起來。一個活活潑潑的母親雀躍在紙面上，那時候，她們都只有三十多歲，年輕啊。可是梅志阿姨還是不滿意，她說，年紀大了，腦力不濟，否則會寫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