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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後，皮定均叔叔的夫人張烽阿姨在給我們孩子的來信中，還會提到：讀著你媽媽寫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現出她悽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老淚涌流，我的大孫子皮虎和外孫在旁邊驚奇地看著我，卻不敢問為什麼。你媽媽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經過不懈的努力，才為你爸爸爭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這樣的妻子，光靠你們幾個兒女是不行的……在你們家長期遭遇的不幸中，我們很歉疚地無能為力，由於距離較遠，經濟上也沒有及時給予接濟，這也是我流淚的內心原因。
追悼會上，陳國棟叔叔和媽媽握手，向她致哀。
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在回信中也只當沒有看見最後一段。實在是對皮叔叔和張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紙面上都是難以表達的。但是，一切確實像她所說的，沒有媽媽的努力，我們幾個子女又怎麼可能為爸爸找回一個公正的結局？
那時候，爸爸的朋友都努力在那裡幫助我們。記得一九八○年的除夕，我獨自留在北京電影學院空落落的宿舍里，湊著冬日寒冷的陽光在那裡讀書，我似乎喜歡自己的惡習，老想逃離人群，逃避所有的節日，那些歡樂對於我不光是陌生的，總覺得是虛假的。我不相信什麼快樂，什麼幸福。我想去尋找我自己也說不明白的東西，也許這樣做，是出於我愚蠢的自信，也許是出自於我深深的自卑。偏偏在我意想不到的時候，有人會打破我的“表演”。爸爸的老朋友陸定一伯伯的夫人嚴慰冰阿姨給我打電話來了，讓我去她家吃年夜飯。那時候，他們夫婦倆剛從秦城監獄釋放回來不久，在監禁了十年之後，我沒有理由拒絕她的邀請。但是，我不會有什麼衝動和感激，想到見面我就會和“秦城監獄”聯繫在一起。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是歷史的記憶同樣是不溫暖的。
天很冷，從朱莘莊趕到東單東總部胡同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站在客廳的過道里，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老人，突然我被堆在走廊里滿滿的圖書迷惑住了，那簡直像是一個圖書倉庫，黑壓壓的一堆，幾乎要頂到天花板。人都很難從那裡跨越過去。我蹲了下來，開始翻書。一口氣，我找出了一大批“文革”前出版的“黃皮書”，正往下翻的時候，嚴阿姨走出來了。對我這個不懂規矩的孩子，竟然一點都不生氣。她說：“不要翻了，我給你一本世界上最好看的書！”
媽媽率子女和元化叔叔在爸爸的骨灰盒前留影。右二為媽媽，右四為元化叔叔，後排左三為在曹楊中學教書的舅舅朱祖銘。我在外地拍戲，沒有參加。實際上我已不在乎這些事情。
上一代人說好看的書，你會相信嗎？我假惺惺地笑著，接過她交給我的書。突然，我發現那是爸爸一九五○年出版的《三個時代的側影》。整整三十年了，黃黃的紙頁變得脆了，扉頁上保留著爸爸淡淡的工整的鋼筆小字，“陸定一部長指正”。嚴阿姨接著又對我說：“小鬼，好好看看這本書。給你媽媽寄去，待以後再版的時候，再送給我們一本吧。”
我愣住了，媽媽多少次在那裡傷心著，說這本書早已絕版，她再也找不到了。“文革”時把什麼都毀了，這書，怎麼就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了呢？我已經找不到任何感激的措辭，也不知道怎麼對陸定一伯伯和嚴阿姨表達內心的情感，只是恨不能立刻拿著書，把自己和書都貼滿了郵票，一塊郵寄回上海，再給母親一個驚喜。嚴阿姨是多麼心細的人。她說，這些書是前一個星期剛剛從公安部拿回來的，都還沒有時間整理呢，但是她看見我父親的小說了，所以立刻把我叫來。吃完年夜飯，我捧著書重新坐長途車回學校了。挨著不太熱的暖氣片，一夜把書看完，當我看見天蒙蒙發亮的時候，一點睡意都沒有，真想找個人說說，這是父親早年的作品，寫得多好啊，那文字似乎能讓我重新聞到父親身上的氣息。可是找誰去說呢？誰又能理解我想說的？來不及感慨了，我拿起了書，又搭上長途車進城了，我用掛號把書寄給了母親。直到一九八四年，在胡風伯伯的推薦下，書交給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那裡重新再版。錢君陶先生給爸爸的書做了封面設計，韓和平先生為書畫了插圖。那時候出版一本書的數位是嚇人的，一開印就是兩萬五千本。
一九八○年以後，中國的政治氣候在改變，一點一點讓我們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時，爸爸從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歷史，終於也給予了一份諒解。經組織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蓋黨旗。當時我在外地拍戲，沒有趕回上海。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當時在任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為父親舉行了加蓋黨旗的儀式。故事並不美好，但是有了一個還算說得出口的結局。更何況是元化叔叔為父親的骨灰盒加蓋了黨旗，就有了一點戲劇性的色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當時在任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親自為爸爸的骨灰盒加蓋了黨旗。父親的一生有了一個說得出口的結局。
父親的骨灰盒上加蓋了黨旗。
豪情都做斷腸夢，歲月漸摧鬢髮斑，
心事茫茫誰堪訴，問君更得幾時還。
母親的坐牢問題在“文革”結束的時候，也跟著定案了——維持原來結論，沒有出賣同志，沒有破壞組織，在敵人的監獄裡表現堅強。恢復黨籍，沒有預備期。當這一份快樂到來的時候，真是精疲力竭。她辦理了離休手續。媽媽微笑著，那笑容陷在她長滿凍瘡的臉上，顯得很虛假。但她是真心實意地在笑，動作遲鈍地在那裡轉悠著，在上影廠三號門的門房間裡，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乾淨，轉身向周圍的老師傅和工人告別。日子過得真快，她在這裡也呆了有兩個多年頭了，看門，看著上影廠的各種人物進進出出。她說了一句俄文：再見。開始大家還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明白以後，學著她的腔調，重複著，師傅缺了門牙的嘴怎麼說，怎麼漏風，發不出“斯”的聲音，最後大伙兒都在那裡哈哈大笑起來。
追悼會上，陳國棟叔叔和媽媽握手，向她致哀。
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在回信中也只當沒有看見最後一段。實在是對皮叔叔和張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紙面上都是難以表達的。但是，一切確實像她所說的，沒有媽媽的努力，我們幾個子女又怎麼可能為爸爸找回一個公正的結局？
那時候，爸爸的朋友都努力在那裡幫助我們。記得一九八○年的除夕，我獨自留在北京電影學院空落落的宿舍里，湊著冬日寒冷的陽光在那裡讀書，我似乎喜歡自己的惡習，老想逃離人群，逃避所有的節日，那些歡樂對於我不光是陌生的，總覺得是虛假的。我不相信什麼快樂，什麼幸福。我想去尋找我自己也說不明白的東西，也許這樣做，是出於我愚蠢的自信，也許是出自於我深深的自卑。偏偏在我意想不到的時候，有人會打破我的“表演”。爸爸的老朋友陸定一伯伯的夫人嚴慰冰阿姨給我打電話來了，讓我去她家吃年夜飯。那時候，他們夫婦倆剛從秦城監獄釋放回來不久，在監禁了十年之後，我沒有理由拒絕她的邀請。但是，我不會有什麼衝動和感激，想到見面我就會和“秦城監獄”聯繫在一起。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是歷史的記憶同樣是不溫暖的。
天很冷，從朱莘莊趕到東單東總部胡同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站在客廳的過道里，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老人，突然我被堆在走廊里滿滿的圖書迷惑住了，那簡直像是一個圖書倉庫，黑壓壓的一堆，幾乎要頂到天花板。人都很難從那裡跨越過去。我蹲了下來，開始翻書。一口氣，我找出了一大批“文革”前出版的“黃皮書”，正往下翻的時候，嚴阿姨走出來了。對我這個不懂規矩的孩子，竟然一點都不生氣。她說：“不要翻了，我給你一本世界上最好看的書！”
媽媽率子女和元化叔叔在爸爸的骨灰盒前留影。右二為媽媽，右四為元化叔叔，後排左三為在曹楊中學教書的舅舅朱祖銘。我在外地拍戲，沒有參加。實際上我已不在乎這些事情。
上一代人說好看的書，你會相信嗎？我假惺惺地笑著，接過她交給我的書。突然，我發現那是爸爸一九五○年出版的《三個時代的側影》。整整三十年了，黃黃的紙頁變得脆了，扉頁上保留著爸爸淡淡的工整的鋼筆小字，“陸定一部長指正”。嚴阿姨接著又對我說：“小鬼，好好看看這本書。給你媽媽寄去，待以後再版的時候，再送給我們一本吧。”
我愣住了，媽媽多少次在那裡傷心著，說這本書早已絕版，她再也找不到了。“文革”時把什麼都毀了，這書，怎麼就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了呢？我已經找不到任何感激的措辭，也不知道怎麼對陸定一伯伯和嚴阿姨表達內心的情感，只是恨不能立刻拿著書，把自己和書都貼滿了郵票，一塊郵寄回上海，再給母親一個驚喜。嚴阿姨是多麼心細的人。她說，這些書是前一個星期剛剛從公安部拿回來的，都還沒有時間整理呢，但是她看見我父親的小說了，所以立刻把我叫來。吃完年夜飯，我捧著書重新坐長途車回學校了。挨著不太熱的暖氣片，一夜把書看完，當我看見天蒙蒙發亮的時候，一點睡意都沒有，真想找個人說說，這是父親早年的作品，寫得多好啊，那文字似乎能讓我重新聞到父親身上的氣息。可是找誰去說呢？誰又能理解我想說的？來不及感慨了，我拿起了書，又搭上長途車進城了，我用掛號把書寄給了母親。直到一九八四年，在胡風伯伯的推薦下，書交給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那裡重新再版。錢君陶先生給爸爸的書做了封面設計，韓和平先生為書畫了插圖。那時候出版一本書的數位是嚇人的，一開印就是兩萬五千本。
一九八○年以後，中國的政治氣候在改變，一點一點讓我們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時，爸爸從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歷史，終於也給予了一份諒解。經組織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蓋黨旗。當時我在外地拍戲，沒有趕回上海。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當時在任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為父親舉行了加蓋黨旗的儀式。故事並不美好，但是有了一個還算說得出口的結局。更何況是元化叔叔為父親的骨灰盒加蓋了黨旗，就有了一點戲劇性的色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當時在任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親自為爸爸的骨灰盒加蓋了黨旗。父親的一生有了一個說得出口的結局。
父親的骨灰盒上加蓋了黨旗。
豪情都做斷腸夢，歲月漸摧鬢髮斑，
心事茫茫誰堪訴，問君更得幾時還。
母親的坐牢問題在“文革”結束的時候，也跟著定案了——維持原來結論，沒有出賣同志，沒有破壞組織，在敵人的監獄裡表現堅強。恢復黨籍，沒有預備期。當這一份快樂到來的時候，真是精疲力竭。她辦理了離休手續。媽媽微笑著，那笑容陷在她長滿凍瘡的臉上，顯得很虛假。但她是真心實意地在笑，動作遲鈍地在那裡轉悠著，在上影廠三號門的門房間裡，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乾淨，轉身向周圍的老師傅和工人告別。日子過得真快，她在這裡也呆了有兩個多年頭了，看門，看著上影廠的各種人物進進出出。她說了一句俄文：再見。開始大家還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明白以後，學著她的腔調，重複著，師傅缺了門牙的嘴怎麼說，怎麼漏風，發不出“斯”的聲音，最後大伙兒都在那裡哈哈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