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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去找陳國棟書記。她重新開始為父親的平反問題奔波。在整理她的書稿時，我看見厚厚的一本筆記，封面上寫著“平反難”。我已經完全喪失像母親那般的堅強，在這本稿子面前，我猶豫了很久，竟然沒有勇氣把它打開。我掉過頭去，是獨自一人的時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淚就那樣無力地滾落下來。
媽媽聽說陳國棟書記到上海了，便急急忙忙地找去。也許進門前，她還在給自己打氣，她不知道當年的好朋友現在會以什麼樣的臉色對待她，但是不能管那麼多了，為了父親的平反，媽媽把自尊心放到最後，最下面。她需要他們的簽字、批示。當她踏進東湖賓館，陳書記臨時的居住處的時候，陳書記哈哈大笑地說道：“你是不請自到啦。我家老沈（夫人）在北京就說了，到上海第一個要探望的就是你。”這一份親切不只是讓母親感動，在經歷了那麼久冷漠的歲月以後，這人間的真情，讓她感到一份委屈，她甚至要為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哭泣，但是她克制著。目前所有的一切，依然都是關於父親的平反。當陳書記聽完母親的請求，要求在上海為父親舉行追悼會時，他簡單明確地說了一句話：“那是一定的，我還在上海呢！”這以後，媽媽總是對我們說，“是陳書記給我們家，給你父親最後的支援。他在市委的常委會上就說：‘讓朱微明，孤兒寡母的跑到鄭州去，確實不合適。彭柏山的問題是在上海出的，我們就應該在上海給人家解決。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三十年了。’”
我知道在四十年代新四軍時，爸爸就和陳國棟書記結識了，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再後來，陳書記自己也經歷了極“左”路線的迫害，他對爸爸是理解的。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陳國棟書記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會，在上海龍華火葬場隆重舉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來的朋友，王一平叔叔、元化叔叔、陳其五叔叔還有那些上海的胡風分子，都來了。但是，胡風伯伯沒有來，當時他還在四川偏遠的村子裡“保外就醫”，他還在判刑之中，他的問題還沒有得到中央最後的認可。
媽媽收到了胡風伯伯的來信，他說，他在遙遠的四川鄉下也聽說了爸爸的事情，因為是住在鄉下，趕了很遠的路，才能給媽媽發出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參加爸爸的平反追悼會。信，寫得很短，信封是那種畫著很粗糙的圖案的農民用的。但是，在這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後面，凝固著多麼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媽媽卻被這一張薄薄的信紙嚇壞了。她完全是一隻關在玻璃籠子裡的蒼蠅，可以看見外面的人在行動，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掙扎，喘息。她已經被所有的“教導”把腦子洗得很乾淨了。她永遠會聽見那些低沉、繁複而沉悶的聲音，讓她作為一個黨員，保持原則。她不敢向胡風伯伯發出邀請，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風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傳部，由組織作決定。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主持了爸爸的追悼會。右三為陳國棟書記。右四王一平伯伯。右一夏征農伯伯，右二鍾民書記。
用媽媽自己的話說：我把信上繳給宣傳部以後，也不敢去索回；但我還是很想讓胡風來參加你父親的追悼會，他們實在是那麼好的朋友啊。可是“專案組”領導舒文說：“‘胡風事件’改正了，但胡風本人的問題，中央還未表態，不能讓他來。”我啞口無言。說真的，我已被極“左”路線嚇破了膽，年年歲歲我怕搞“運動”，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屬”的辮子隨時控制在領導的手上。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這個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見我寫下媽媽這一段經歷的時候，一定會給予諒解的。在那樣的年代，人已經被訓練成習慣挨打的畜生的時候，誰都不知道怎麼做出選擇。但是，後來，後來當媽媽病重在床，在最後的日子裡，她還會想起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說：“我真不該把胡風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寫的《胡風傳》上，看見這樣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開追悼會，梅志特地請在上海的朋友們代胡風送一個花圈，以表哀思（後來知道，當時還不允許把他送的花圈放在靈堂里。不過，這消息可沒敢告訴他）。
在一九七九年底的時候，聶紺弩伯伯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了。他在病床上聽說了爸爸的事情，為此寫了一首詩。
挽 柏 山
山外青山樓外樓，人生禁得幾拳頭！
《崖邊》寫了蘇區事，莫非反蘇錯報仇。
馮堂易老老彭難，何不當初美孔顏。
八百歲時一回馬，再活八百也等閒。
一九八○年的夏天，賴少其叔叔親自用毛筆提寫了輓詩，將它懸掛在靈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飲馬，揚鞭抽劍斬惡來。
忠良為國遭橫禍，清酒一杯祭靈台。
文壇宿將留遺作，繁華織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風吹到百花開。
讀著這些詩的時候，說他們還是年輕的豪傑，也許一點都不過分。在字裡行間依然洋溢著英武之氣。浪漫的老一代，是從血液裡面決定了他們的氣質，和我們這些已經沒有什麼情調，沒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聞到了那種難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義混雜的氣息。過去一些時間，過去那些往事，又過去一些年華，接著我們經不起新的誘惑，然後被滯留在歲月的後面。
媽媽聽說陳國棟書記到上海了，便急急忙忙地找去。也許進門前，她還在給自己打氣，她不知道當年的好朋友現在會以什麼樣的臉色對待她，但是不能管那麼多了，為了父親的平反，媽媽把自尊心放到最後，最下面。她需要他們的簽字、批示。當她踏進東湖賓館，陳書記臨時的居住處的時候，陳書記哈哈大笑地說道：“你是不請自到啦。我家老沈（夫人）在北京就說了，到上海第一個要探望的就是你。”這一份親切不只是讓母親感動，在經歷了那麼久冷漠的歲月以後，這人間的真情，讓她感到一份委屈，她甚至要為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哭泣，但是她克制著。目前所有的一切，依然都是關於父親的平反。當陳書記聽完母親的請求，要求在上海為父親舉行追悼會時，他簡單明確地說了一句話：“那是一定的，我還在上海呢！”這以後，媽媽總是對我們說，“是陳書記給我們家，給你父親最後的支援。他在市委的常委會上就說：‘讓朱微明，孤兒寡母的跑到鄭州去，確實不合適。彭柏山的問題是在上海出的，我們就應該在上海給人家解決。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三十年了。’”
我知道在四十年代新四軍時，爸爸就和陳國棟書記結識了，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再後來，陳書記自己也經歷了極“左”路線的迫害，他對爸爸是理解的。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陳國棟書記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會，在上海龍華火葬場隆重舉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來的朋友，王一平叔叔、元化叔叔、陳其五叔叔還有那些上海的胡風分子，都來了。但是，胡風伯伯沒有來，當時他還在四川偏遠的村子裡“保外就醫”，他還在判刑之中，他的問題還沒有得到中央最後的認可。
媽媽收到了胡風伯伯的來信，他說，他在遙遠的四川鄉下也聽說了爸爸的事情，因為是住在鄉下，趕了很遠的路，才能給媽媽發出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參加爸爸的平反追悼會。信，寫得很短，信封是那種畫著很粗糙的圖案的農民用的。但是，在這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後面，凝固著多麼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媽媽卻被這一張薄薄的信紙嚇壞了。她完全是一隻關在玻璃籠子裡的蒼蠅，可以看見外面的人在行動，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掙扎，喘息。她已經被所有的“教導”把腦子洗得很乾淨了。她永遠會聽見那些低沉、繁複而沉悶的聲音，讓她作為一個黨員，保持原則。她不敢向胡風伯伯發出邀請，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風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傳部，由組織作決定。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主持了爸爸的追悼會。右三為陳國棟書記。右四王一平伯伯。右一夏征農伯伯，右二鍾民書記。
用媽媽自己的話說：我把信上繳給宣傳部以後，也不敢去索回；但我還是很想讓胡風來參加你父親的追悼會，他們實在是那麼好的朋友啊。可是“專案組”領導舒文說：“‘胡風事件’改正了，但胡風本人的問題，中央還未表態，不能讓他來。”我啞口無言。說真的，我已被極“左”路線嚇破了膽，年年歲歲我怕搞“運動”，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屬”的辮子隨時控制在領導的手上。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這個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見我寫下媽媽這一段經歷的時候，一定會給予諒解的。在那樣的年代，人已經被訓練成習慣挨打的畜生的時候，誰都不知道怎麼做出選擇。但是，後來，後來當媽媽病重在床，在最後的日子裡，她還會想起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說：“我真不該把胡風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寫的《胡風傳》上，看見這樣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開追悼會，梅志特地請在上海的朋友們代胡風送一個花圈，以表哀思（後來知道，當時還不允許把他送的花圈放在靈堂里。不過，這消息可沒敢告訴他）。
在一九七九年底的時候，聶紺弩伯伯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了。他在病床上聽說了爸爸的事情，為此寫了一首詩。
挽 柏 山
山外青山樓外樓，人生禁得幾拳頭！
《崖邊》寫了蘇區事，莫非反蘇錯報仇。
馮堂易老老彭難，何不當初美孔顏。
八百歲時一回馬，再活八百也等閒。
一九八○年的夏天，賴少其叔叔親自用毛筆提寫了輓詩，將它懸掛在靈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飲馬，揚鞭抽劍斬惡來。
忠良為國遭橫禍，清酒一杯祭靈台。
文壇宿將留遺作，繁華織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風吹到百花開。
讀著這些詩的時候，說他們還是年輕的豪傑，也許一點都不過分。在字裡行間依然洋溢著英武之氣。浪漫的老一代，是從血液裡面決定了他們的氣質，和我們這些已經沒有什麼情調，沒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聞到了那種難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義混雜的氣息。過去一些時間，過去那些往事，又過去一些年華，接著我們經不起新的誘惑，然後被滯留在歲月的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