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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來，元化叔叔的這一份批評，包含著太多的理想願望。他是在今天說這個話，他沒有面對一個事實，就是對於爸爸媽媽來說，在那個年代，他們的命運猶如一個無法痊癒的傷口。他們待在那裡，從一個痛苦到另一個痛苦，從一個失望轉換為另一個失望，他們無法掙脫。他們，正在走向從未見過的盡頭，他們自己命運的盡頭。
命運的盡頭
一九九六年二月，我從紐約回來，上海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小時候跟媽媽和爸爸走過的淮海路成了金燦燦的街道。夜晚那些燈箱GG，可以和耀眼的紐約街頭作比較。密集的法國梧桐樹消失了，計程車經過那光禿禿的街面時，開開停停，我們被堵在擁擠的人流和車流之中。喇叭聲不斷，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這燦爛的燈光下我害怕，怕什麼？我並不清楚，到處瀰漫著陌生的氣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裡。縮進破夾克里，抬起我穿著美國大兵皮鞋的腳，慢慢在尋找樓梯的台階。我的大頭皮鞋沒有給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讓我在那裡絆倒，我緊緊地拉住滿是灰塵的自行車輪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離開家的時候那樣，用鏈條鎖鎖著，綁在樓梯的半腰間。我深深地呼吸著，努力在走進家門之前把情緒穩定下來。小樓道，依然瀰漫著濃濃的油膩氣味，那油膩甚至就滲透在空氣中，我可以從呼吸里體會到。
我輕輕地敲著家裡的小門。老阿姨穿著洗得發黃的棉毛褲從被窩裡爬起來給我開門。像以往一樣，她說：“是小妹妹回來了。”她看著我沒有一點驚訝，而我卻驚訝地打量著她。在看慣了高大的美國人以後，我從來不知道她是這麼瘦小，從來不知道她的臉色這麼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後鎖上門，嘴裡發出“嘶嘶”的聲音。
“阿姨，趕快回去睡呀，不要凍著了。屋子怎麼那麼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靜得很，母親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個樣子，甚至連雞毛撣子都還掛在大櫥的側面。唯一的變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舊冰箱上都蓋滿了舊報紙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紙。家，看上去像一個廢品回收站。阿姨說：“上海的灰實在太大，沒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這些報紙來擋擋灰。”我該說什麼，總以為這個家是很溫馨的，總以為闊別七年之後，重逢會別有一番激動人心的瞬間。我在甘迺迪機場起飛的時候，都為自己的想像感動了。淚水在眼角轉動，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門的鑰匙，輕輕地將它打開，讓她們大吃一驚。
是的，我站在這裡，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燈在不斷地閃爍，我看見屋裡的舊報紙、破塑料布也在變幻著顏色，像萬花筒似的。家，在燈光下變得更加破敗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襖，領我走到母親睡覺的地方。她還是睡在陽台上搭出來的小房間裡。白天的時候，那裡可以更多地曬到太陽。老阿姨推了推母親，她從棉被裡伸出一隻完全變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纏過的小腳，手指交織在一起，已經不能伸張和彎曲，骨架全部萎縮了。母親用那樣的一隻手向阿姨搖了搖。
“是小妹妹回來了。”老阿姨大聲地叫著。
母親還是搖了搖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過去，握住了母親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鐵鉤子，掛在我的手上。她還在說：“我不要，我說了不要水嗎。你們不要來煩我了。我的日子不好過，我疼啊，我的類風濕不會好了。我求求你們……”
“媽媽，是我……回來看你了。”
“走吧，不要來煩我了。這個生活沒有什麼意義。我沒有幾天能活了，讓我太平一下啊。”
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我把這張照片寄回家的時候，媽媽說，她看著那一頂怪裡怪氣的方帽子哈哈大笑起來。可是笑著笑著，她卻流下了眼淚。我知道這眼淚里包含了多少永遠也說不清的心酸合她為我所感到的驕傲……
原來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成功的形象。讓她看看外婆故事裡的“窮秀才，寒窗十年，終於拿到了博士學位，她很快會嫁給一個有錢人的……”我把我紐約大學MFA的畢業證書放在隨身背的背包里，那是用羊皮紙做成的，拿到它的時候，就被卷得好好的，放在一個經得起擠壓的硬紙板做的圓筒子裡。我想告訴母親，這是我們電影製作中最高的學位，就等於其他學業里的博士學位。即使將來我在美國找不到錢拍戲，可是我憑著它，是可以在美國任何大學找到教書的工作的。我不僅想讓母親放心，我同樣想讓她為我驕傲。我想好了，一進門就亮給她看……可是，她病得這麼重，她沒有給我這個表演的機會。
就是這樣，我還是要說，跟過去比，我們家現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為父親召開了平反追悼會。媽媽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總是說：“那完全是因為陳國棟書記啊，沒有他，這個追悼會哪裡會開得這麼成功。”
“成功”，什麼算是“成功”？用這樣的措詞來形容爸爸的事情準確嗎？我害怕面對這些詞組，它與我的生活經驗相去太遠了。但是，媽媽把這一切都看得很重，雖然爸爸已經不會再知道這些事情了。活著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為死人著想。當時，“胡風問題”已經明朗化，陳沂部長主持的上海宣傳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給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後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傳部任職，所以追悼會不適宜在上海進行。媽媽堅決不答應，她說：“鄭州有誰認識你父親，在那裡開追悼會有什麼影響？你父親就是在上海被他們整的，憑什麼把我們這群孤兒寡女塞到那樣一個荒涼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給你父親平反。”
命運的盡頭
一九九六年二月，我從紐約回來，上海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小時候跟媽媽和爸爸走過的淮海路成了金燦燦的街道。夜晚那些燈箱GG，可以和耀眼的紐約街頭作比較。密集的法國梧桐樹消失了，計程車經過那光禿禿的街面時，開開停停，我們被堵在擁擠的人流和車流之中。喇叭聲不斷，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這燦爛的燈光下我害怕，怕什麼？我並不清楚，到處瀰漫著陌生的氣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裡。縮進破夾克里，抬起我穿著美國大兵皮鞋的腳，慢慢在尋找樓梯的台階。我的大頭皮鞋沒有給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讓我在那裡絆倒，我緊緊地拉住滿是灰塵的自行車輪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離開家的時候那樣，用鏈條鎖鎖著，綁在樓梯的半腰間。我深深地呼吸著，努力在走進家門之前把情緒穩定下來。小樓道，依然瀰漫著濃濃的油膩氣味，那油膩甚至就滲透在空氣中，我可以從呼吸里體會到。
我輕輕地敲著家裡的小門。老阿姨穿著洗得發黃的棉毛褲從被窩裡爬起來給我開門。像以往一樣，她說：“是小妹妹回來了。”她看著我沒有一點驚訝，而我卻驚訝地打量著她。在看慣了高大的美國人以後，我從來不知道她是這麼瘦小，從來不知道她的臉色這麼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後鎖上門，嘴裡發出“嘶嘶”的聲音。
“阿姨，趕快回去睡呀，不要凍著了。屋子怎麼那麼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靜得很，母親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個樣子，甚至連雞毛撣子都還掛在大櫥的側面。唯一的變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舊冰箱上都蓋滿了舊報紙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紙。家，看上去像一個廢品回收站。阿姨說：“上海的灰實在太大，沒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這些報紙來擋擋灰。”我該說什麼，總以為這個家是很溫馨的，總以為闊別七年之後，重逢會別有一番激動人心的瞬間。我在甘迺迪機場起飛的時候，都為自己的想像感動了。淚水在眼角轉動，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門的鑰匙，輕輕地將它打開，讓她們大吃一驚。
是的，我站在這裡，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燈在不斷地閃爍，我看見屋裡的舊報紙、破塑料布也在變幻著顏色，像萬花筒似的。家，在燈光下變得更加破敗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襖，領我走到母親睡覺的地方。她還是睡在陽台上搭出來的小房間裡。白天的時候，那裡可以更多地曬到太陽。老阿姨推了推母親，她從棉被裡伸出一隻完全變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纏過的小腳，手指交織在一起，已經不能伸張和彎曲，骨架全部萎縮了。母親用那樣的一隻手向阿姨搖了搖。
“是小妹妹回來了。”老阿姨大聲地叫著。
母親還是搖了搖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過去，握住了母親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鐵鉤子，掛在我的手上。她還在說：“我不要，我說了不要水嗎。你們不要來煩我了。我的日子不好過，我疼啊，我的類風濕不會好了。我求求你們……”
“媽媽，是我……回來看你了。”
“走吧，不要來煩我了。這個生活沒有什麼意義。我沒有幾天能活了，讓我太平一下啊。”
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我把這張照片寄回家的時候，媽媽說，她看著那一頂怪裡怪氣的方帽子哈哈大笑起來。可是笑著笑著，她卻流下了眼淚。我知道這眼淚里包含了多少永遠也說不清的心酸合她為我所感到的驕傲……
原來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成功的形象。讓她看看外婆故事裡的“窮秀才，寒窗十年，終於拿到了博士學位，她很快會嫁給一個有錢人的……”我把我紐約大學MFA的畢業證書放在隨身背的背包里，那是用羊皮紙做成的，拿到它的時候，就被卷得好好的，放在一個經得起擠壓的硬紙板做的圓筒子裡。我想告訴母親，這是我們電影製作中最高的學位，就等於其他學業里的博士學位。即使將來我在美國找不到錢拍戲，可是我憑著它，是可以在美國任何大學找到教書的工作的。我不僅想讓母親放心，我同樣想讓她為我驕傲。我想好了，一進門就亮給她看……可是，她病得這麼重，她沒有給我這個表演的機會。
就是這樣，我還是要說，跟過去比，我們家現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為父親召開了平反追悼會。媽媽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總是說：“那完全是因為陳國棟書記啊，沒有他，這個追悼會哪裡會開得這麼成功。”
“成功”，什麼算是“成功”？用這樣的措詞來形容爸爸的事情準確嗎？我害怕面對這些詞組，它與我的生活經驗相去太遠了。但是，媽媽把這一切都看得很重，雖然爸爸已經不會再知道這些事情了。活著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為死人著想。當時，“胡風問題”已經明朗化，陳沂部長主持的上海宣傳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給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後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傳部任職，所以追悼會不適宜在上海進行。媽媽堅決不答應，她說：“鄭州有誰認識你父親，在那裡開追悼會有什麼影響？你父親就是在上海被他們整的，憑什麼把我們這群孤兒寡女塞到那樣一個荒涼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給你父親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