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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腐爛的過程是迅速的,可是那些煎熬的日子卻是緩慢的。不管父親被折磨成什麼樣子,文字和寫作,在他的生命里,像是宗教一樣神聖,像宗教那樣讓他不能輕易放棄。他還是偷偷地在那裡寫作,直到最後,造反派還是從他那裡抄到了一些短篇小說。

  一九七九年從河南農學院來了兩位落實政策的人,媽媽看見他們的時候,首先問道:“彭柏山最後的稿子在哪裡?”

  “都被造反派燒掉了。”

  ……

  母親難受得說不出話,眼淚忍不住就從眼裡滾落下來,看著這麼堅強的女人都在哭泣,來人努力安慰著母親說:“你還在乎那幾篇小說幹嗎?我們那裡很多人家的黃金抄掉都找不回來了。”

  母親驚訝地看著他們,這時候眼淚也幹了。她幾乎是憤怒地叫喊起來:“黃金算什麼?彭柏山寫的東西,能用黃金計算嗎?”

  燒毀了。毀於一旦的東西,是父親付出生命寫成的。可是,爸爸為什麼要那麼執著呢?多不希望那本書是在爸爸背上腐爛的大蘋果。可是,他又為什麼像大甲蟲一樣認真?如果能敷衍了事,他就會發現命運的歸宿都寫在那裡了,誰也改變不了它。如果能活下來,他還可以寫多少東西啊。但是,他不相信未來,他徹底絕望了。他就是那麼認真地活了一輩子。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也許同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把門關上,獨自坐在黑暗之中。

  拿出《戰爭與人民》,我想把它重新看一遍。不能就這麼簡簡單單地寫上幾個字,就算是交代了。打開書的扉頁的時候,我看見爸爸的照片,想起了元化叔叔對書的評價。他說:“你爸爸的《戰爭與人民》是一個敗筆,一點意思都沒有,寫它幹什麼。”我雖然嘴上沒有和他有太多的爭辯,但是心裡還是覺得非常的痛心。他畢竟是爸爸最好的朋友,是最早在那裡閱讀初稿的人。我挪動了椅子,讓自己坐到陽光里。那樣去讀書的話,也許會感覺好一點。這些日子我一直在重新看這本書,開始的時候,覺得很沉重,確實爸爸的文字跟他早年的短篇小說,特別無法和《皮背心》、《崖邊》那樣的作品比較,真有點慘不忍睹的感覺,怎麼變得那麼幼稚?什麼“依靠組織”、“整個中華人民的心都激動起來”等等,這些空泛的措詞,不斷地出現在文章里。

  我甚至都想哭,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的?怎麼越寫越幼稚了?但是大姐小鈞跟我說:“當初不是這樣的,我記得我在上高中的時候,爸爸真是節約啊,他把用過的稿紙給我,讓我在反面打草稿。那時候,我讀書一點都不用功,題目做著做著就不想做了,翻過紙頭就在那裡看起小說來。我越看越感動,記得特別清楚的是,裡面寫了一個很好的人,但是最後這個人做了叛徒,我難過極了,我去問爸爸,為什麼這麼好的人會變成叛徒了呢?爸爸說:‘我就是想寫那種複雜的人性。你根本不能想像,被抓去以後,那種刑罰有多殘酷。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忍受得了的。’後來,爸爸就是把自己最滿意的一稿交給周揚的,他們把稿子退回來了,說爸爸的作品是小資產階級情調,不能發表。後來,你知道的,為了發表,書里那些人物和那些好的細節,都被爸爸自己刪掉了。”

  儘管王春瑜說,那時候有誰寫得出好東西?這也不足以安慰我。因為最後留給後人的終究是這樣一個作品。也許真該像元化叔叔說的那樣,這樣的東西,還不如不寫。把他的形象都損壞了……我停下來閱讀,給海諾德發了一個電子郵件,多希望有一份諒解,多希望有人跟我一起承受這一份心酸。

  晚上,打開電腦的時候,看見回信已經在那裡了。海諾德說:“在那樣的年代,在那樣的時候,中國人連自由都沒有,你爸爸怎麼會有自由的思想?誰還敢思想?在任何專制的統治下,沒有人敢面對自己的。但是,不管怎麼說,他想寫的話,為什麼不寫呢?能寫出來,就是一個勝利。我們美國人的座右銘:活著的全部秘訣,就是去行動。”

  我不知道他說對了沒有,看了他的郵件,我的心終於安靜下來。似乎找到了一種藉口,於是重讀小說時,居然漸漸地讀進去了。還是有很多概念的措詞、描寫,但是我突然看見了一份心態,在字裡行間,那一份坦然和安寧的心態。爸爸整個的文字是恬靜的。也許,這本書本身將會有多麼偉大,對他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從句子到句子之間,我讀到了他的這份認識。他只是把《戰爭與人民》作為一個信念,一個活下去的信念,一個為自己活著的藉口和理由在寫,他寫得非常投入,而且是真誠的。看到後面,人物也變得複雜了,越來越符合他們的身份和背景,書里的人物有他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有他自己的生活經歷。我甚至是被打動了,整個結構是嚴謹的,結局非常利落。看完以後,有一份說不出的感覺。(因為我知道,現在是不會再有人去看這樣的作品。但是,在這一類的小說里,爸爸的東西確實寫得是可以讀的,不僅僅是他的文字那樣乾乾淨淨,有章法。還是因為,寫的是他真心相信過的事情。)於是,忍不住我又給梅志阿姨打電話,給梅志阿姨寫信。後來梅志阿姨在電話里跟我說:“元化沒有那樣的經歷,你應該知道,他很難體驗到你父親對解放區,對自己為解放戰爭所付出的這一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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