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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請你個人給我回信”上的標記，是原信上存在的。
說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家的人，仍然是充滿了感激，因為陳其五叔叔看完信以後，毫不猶豫就站了出來為爸爸說話，為爸爸申辯。
這個時候已經是一九七九年底了，元化叔叔的問題開始明朗化，他能夠上北京參加文代會了。在會上他拿著爸爸的小說去找安徽省宣傳部長賴少其，看能不能在安徽出版。賴少其接過書，說：“我先把它給《清明》雜誌，讓他們先選擇幾個章節，先發一部分。”
於是，《戰爭與人民》就在這樣的狀態中，第一次可以正大光明地為人所知了。
我還是要說，還是要解釋，我過去一直說韋君宜是有原則的老幹部，言語之中沒有任何貶義。沒有，真的沒有。當她知道事實以後，她也批准出版爸爸的長篇小說《戰爭與人民》。這時候，爸爸的“胡風問題”還沒有最後平反。多不容易啊，對韋君宜來說，她同樣承受著壓力。
書，終於出版了。陳其五叔叔特為寫了“後記”。媽媽了卻一個心病，就像完成了一件歷史使命。那時候也沒有什麼複印機之類的東西。為了出書，僅僅是為了托人，求人推薦，媽媽手抄了十份——這三十四萬字的長篇，她一字一字地抄了十份。其他的，我都不再用文字來描述了。為了這本書，家裡的人都涉及進去了。可是，當今天我們回頭再看一眼這本書的時候，我想起了母親說的那一個詞“痛不欲生”，即使說出來了，也無法表達我最終的感覺……
儘管元化叔叔也在為爸爸的書奔走、為他說情。但是他會一點不含糊地跟我說：“唉，你父親幹什麼去寫那麼一本書呢，什麼偉大的軍事路線。這有什麼價值？文學的價值，還是寫人……你說，誰會去看呢？”
“但是，當初爸爸不這麼寫，就不可能發表。”
“你父親就不該去寫這種東西。你想想，他如果能把自己經歷的一生，非常真實的，點點滴滴，詳細地寫下來。那留到今天，會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經歷，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不好好寫寫這些事情？”
“這怎麼可能，在那樣的年代，什麼人敢寫真實的東西？連私下裡想都不敢去想。”
“我還是那句話，那就什麼都不要寫嘛。”
“可是你想想，在那樣的日子裡，他生活中一點寄託都沒有，日日夜夜趴在一個黑洞裡整理書，他怎麼會不想做一點什麼呢，何況他那麼熱愛寫作。”
“我們那時候，都是這樣在生活的。”
“爸爸跟你不一樣，你一直在上海，你有一個家。每天，你可以看見張可阿姨。爸爸是面對四堵牆壁，他跟誰說話去啊。”
“你不能理解我內心的痛苦，不是和誰說說話的事情。那是什麼日子啊。”
“真實”對於我們來說，成了對死亡的暗示。有多少人在談論真實的時候，忘記了真實是需要在一大堆污垢後面，用生命換取的？想想看，爸爸在最後的日子裡，連元化叔叔的那一首小詩都不敢隨身保存，他怎麼還敢再寫下自己真實的經歷和思想？特別是湘鄂西的那一段經歷。他甚至都不跟媽媽訴說……什麼都說不清楚。我給小鈞打長途電話，給中國明清史專家王春瑜打電話……總之我覺得是一份說不出的窩囊，我總是想找一個人說話，似乎在訴說的過程中，可以找到一份足以解釋的理由。但是，沒有，我始終找不到任何理由來維護父親的作品。深夜，當我捫心自問的時候，我清醒地知道《戰爭與人民》無法和他早期的作品比，這是他敗筆的形象，竟然為了這本書，爸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還是要為爸爸解釋，怎麼能這麼輕易地否定他這本書呢……但是還會有誰來聽我的訴說，還有誰知道世界上有這麼一本書的存在？
是的，沒有人知道這本書了。但是元化叔叔還是在對我說：“你父親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對毛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我就是受他的影響。那時候，大家都被大躍進三面紅旗搞得腦子發熱的時候，你父親就跟我說：‘看吧，二十年以後，一定會重新評價這個運動。’當時有人能這樣思考，是很不簡單的。我們那時候，就在那分析和批判著。所以，如果你父親能好好地把他自己思考的東西寫下來，把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寫下來，那就是留給後人多麼有價值的一份東西啊。”
“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你看在史達林的暴政下，在那麼殘酷的時代，蘇聯的一些知識分子還是寫出了一些東西，寫出了自己的經歷。那是很有價值的東西，這是為後代了解歷史，不是為自己。”
我沉默了。
王春瑜在長途電話里對我說：“你不要和王先生爭了……你父親和他的生活經歷是不一樣的……書，是寫壞了……那個年頭，誰能寫出好東西呢？”
這樣說，我還是想起母親用的詞“痛不欲生”。天很熱，窗外的垃圾筒飄來一陣一陣腐爛的臭氣，屋子也變得臭烘烘的。我似乎聞到是那隻大甲蟲的屍體氣味，卡夫卡送給我們的大甲蟲……一個小公務員辛辛苦苦地幹了一輩子，為了維持他的家庭。一天早晨醒來，他發現自己累得竟然變成了一隻大甲蟲。全家人都要把這隻蟲子打出門去，他們在那裡扑打著，追趕著，終於用一隻大蘋果打中了它的背部，狠狠地砸在上面。蘋果陷進了大甲蟲的背殼裡，一點一點陷了下去，後來蘋果開始腐爛，和肉長在一起。直到大甲蟲最後死去的時候，它的背上還馱著那一隻腐爛的大蘋果……
說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家的人，仍然是充滿了感激，因為陳其五叔叔看完信以後，毫不猶豫就站了出來為爸爸說話，為爸爸申辯。
這個時候已經是一九七九年底了，元化叔叔的問題開始明朗化，他能夠上北京參加文代會了。在會上他拿著爸爸的小說去找安徽省宣傳部長賴少其，看能不能在安徽出版。賴少其接過書，說：“我先把它給《清明》雜誌，讓他們先選擇幾個章節，先發一部分。”
於是，《戰爭與人民》就在這樣的狀態中，第一次可以正大光明地為人所知了。
我還是要說，還是要解釋，我過去一直說韋君宜是有原則的老幹部，言語之中沒有任何貶義。沒有，真的沒有。當她知道事實以後，她也批准出版爸爸的長篇小說《戰爭與人民》。這時候，爸爸的“胡風問題”還沒有最後平反。多不容易啊，對韋君宜來說，她同樣承受著壓力。
書，終於出版了。陳其五叔叔特為寫了“後記”。媽媽了卻一個心病，就像完成了一件歷史使命。那時候也沒有什麼複印機之類的東西。為了出書，僅僅是為了托人，求人推薦，媽媽手抄了十份——這三十四萬字的長篇，她一字一字地抄了十份。其他的，我都不再用文字來描述了。為了這本書，家裡的人都涉及進去了。可是，當今天我們回頭再看一眼這本書的時候，我想起了母親說的那一個詞“痛不欲生”，即使說出來了，也無法表達我最終的感覺……
儘管元化叔叔也在為爸爸的書奔走、為他說情。但是他會一點不含糊地跟我說：“唉，你父親幹什麼去寫那麼一本書呢，什麼偉大的軍事路線。這有什麼價值？文學的價值，還是寫人……你說，誰會去看呢？”
“但是，當初爸爸不這麼寫，就不可能發表。”
“你父親就不該去寫這種東西。你想想，他如果能把自己經歷的一生，非常真實的，點點滴滴，詳細地寫下來。那留到今天，會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經歷，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不好好寫寫這些事情？”
“這怎麼可能，在那樣的年代，什麼人敢寫真實的東西？連私下裡想都不敢去想。”
“我還是那句話，那就什麼都不要寫嘛。”
“可是你想想，在那樣的日子裡，他生活中一點寄託都沒有，日日夜夜趴在一個黑洞裡整理書，他怎麼會不想做一點什麼呢，何況他那麼熱愛寫作。”
“我們那時候，都是這樣在生活的。”
“爸爸跟你不一樣，你一直在上海，你有一個家。每天，你可以看見張可阿姨。爸爸是面對四堵牆壁，他跟誰說話去啊。”
“你不能理解我內心的痛苦，不是和誰說說話的事情。那是什麼日子啊。”
“真實”對於我們來說，成了對死亡的暗示。有多少人在談論真實的時候，忘記了真實是需要在一大堆污垢後面，用生命換取的？想想看，爸爸在最後的日子裡，連元化叔叔的那一首小詩都不敢隨身保存，他怎麼還敢再寫下自己真實的經歷和思想？特別是湘鄂西的那一段經歷。他甚至都不跟媽媽訴說……什麼都說不清楚。我給小鈞打長途電話，給中國明清史專家王春瑜打電話……總之我覺得是一份說不出的窩囊，我總是想找一個人說話，似乎在訴說的過程中，可以找到一份足以解釋的理由。但是，沒有，我始終找不到任何理由來維護父親的作品。深夜，當我捫心自問的時候，我清醒地知道《戰爭與人民》無法和他早期的作品比，這是他敗筆的形象，竟然為了這本書，爸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還是要為爸爸解釋，怎麼能這麼輕易地否定他這本書呢……但是還會有誰來聽我的訴說，還有誰知道世界上有這麼一本書的存在？
是的，沒有人知道這本書了。但是元化叔叔還是在對我說：“你父親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對毛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我就是受他的影響。那時候，大家都被大躍進三面紅旗搞得腦子發熱的時候，你父親就跟我說：‘看吧，二十年以後，一定會重新評價這個運動。’當時有人能這樣思考，是很不簡單的。我們那時候，就在那分析和批判著。所以，如果你父親能好好地把他自己思考的東西寫下來，把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寫下來，那就是留給後人多麼有價值的一份東西啊。”
“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你看在史達林的暴政下，在那麼殘酷的時代，蘇聯的一些知識分子還是寫出了一些東西，寫出了自己的經歷。那是很有價值的東西，這是為後代了解歷史，不是為自己。”
我沉默了。
王春瑜在長途電話里對我說：“你不要和王先生爭了……你父親和他的生活經歷是不一樣的……書，是寫壞了……那個年頭，誰能寫出好東西呢？”
這樣說，我還是想起母親用的詞“痛不欲生”。天很熱，窗外的垃圾筒飄來一陣一陣腐爛的臭氣，屋子也變得臭烘烘的。我似乎聞到是那隻大甲蟲的屍體氣味，卡夫卡送給我們的大甲蟲……一個小公務員辛辛苦苦地幹了一輩子，為了維持他的家庭。一天早晨醒來，他發現自己累得竟然變成了一隻大甲蟲。全家人都要把這隻蟲子打出門去，他們在那裡扑打著，追趕著，終於用一隻大蘋果打中了它的背部，狠狠地砸在上面。蘋果陷進了大甲蟲的背殼裡，一點一點陷了下去，後來蘋果開始腐爛，和肉長在一起。直到大甲蟲最後死去的時候，它的背上還馱著那一隻腐爛的大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