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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最近經常收到公安部轉來的一些信件，有的寫信人，你別說不認識，就是他信上寫的那個地方，我們在地圖上都查不到。不知道在哪個偏僻的角落裡的一個大隊會計或者是什么小鎮上的幹事之類的人，就因為在報紙看了我父親的一首詩，說了一聲‘好’，於是也給戴上一個‘胡風分子’的帽子。你說在那麼一個地方，誰還想著去管這些人的平反問題？人，這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
我木呆呆地張著嘴，腦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麼會發瘋的？”
“你知道的，我父親是一個很天真的人，關在裡面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還以為就是他一個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監獄生活就能挺過來。給他最致命的打擊，是他出來以後，第一次看見了中央關於‘胡風案件’處理問題的文件，那裡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瘋、打死的人的具體數字。這樣大的一個數目，竟然都是和他牽連在一起的。這是他從來沒有想到，一點精神準備都沒有，這還不包括我剛才跟你說的那些小人物。突然，他崩潰了，他怎麼也受不了這一份內疚，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於是再一次出現了精神錯亂。”
……
外面響起了“噼噼啪啪”的聲音，不知是在放爆竹還是下雨。那響聲像抽打在牆上的鞭子，每一下都打得那麼響，聽著覺得觸目驚心。我多不願意去回憶這些事情。做一個中國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媽媽還是在給我寫信，催促我去人民文學出版社打聽父親的小說。我看見了社長韋君宜。她就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那裡堆放著很多很多的稿子，顯得那麼凌亂，桌面上幾乎沒有餘地能讓她伏案工作。屋子很小，像一個辦公室，簡單又樸素。韋君宜梳著短短的頭髮，抬起頭嚴厲地看著我，目光里閃爍著老幹部慣有的原則。這種時刻，我就變得極其愚蠢，我身上散發出的那份無法掩飾的散漫，一定讓她感到討厭。我怏怏地低著頭，嚇得連問話都忘記了。她有點不耐煩地問道：“你找我有什麼事情？”
“媽媽讓我問一問爸爸的小說……，您……您有什麼看法。”
在生活中一用“您”字，自己都覺得非常做作，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做作會把我的緊張情緒帶走，我努力在設計措詞之中把握自己。她已經沒有興趣再看我一眼，開始在那裡翻閱文件和稿子。
“《戰爭與人民》，目前我們不會考慮出版。你父親的歷史問題很嚴重。”
“我知道，但是魏文伯已經托人帶話給媽媽了，說是，說是胡風……”
“不是胡風案子……你父親是叛徒。”
如果說開始我還是那麼懦弱的話，很快，我那種肆無忌憚、暴躁的性格就又會流露出來。他媽的，不就是要出本書嗎，又來了，什麼“叛徒”不“叛徒”的，人都讓你們搞死了。怎麼經歷了十年“文革”，這些有原則的同志們，還在那裡革命著。我說：“爸爸的被捕問題是有結論的，誰說他是叛徒？我們家只知道他的問題出在胡風問題上。”
“最近上海新四軍的作家到北京，他們跟我說的。”
他們，他們是誰？
學校放假的時候，我很少回家。我習慣於漂泊的生活，習慣於留在自己空落落的宿舍里，廢紙、書籍，任我亂攤亂扔。原以為沾有這樣習慣的人，都會是寬容的，容易溝通的人，沒有想到韋君宜在原則面前，一點都沒有讓步。冬天，我回到上海，又像在“文革”里一樣，在黑夜裡和母親一起猜測著，上海哪一個新四軍作家那麼恨爸爸。媽媽火氣也很大，她說，上海不就是幾個新四軍作家，茹志鵑和吳強嗎？茹志鵑這個人正派得很，她不會去幹這種事情。那就是吳強，可是像爸爸這樣的死老虎，還值得有人去仇恨嗎？
我還是想把這些瑣瑣碎碎的故事寫下來。事隔二十年以後，再看這些事情的時候，那一份荒誕就被我們自己勾勒出來了。我跑去要求出書，可是書本身的價值已經變得無關緊要，要緊的是身份，是人的背景和與書本身沒有任何關係的事情。
上海的冬天，又濕又冷。可是媽媽哪裡管得了這些，頂著大風就去找陳其五叔叔，那時候他的問題平反了，恢復了他上海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他早年在“燕京大學”哲學系上學時和韋君宜是同學。等到一九五六年底爸爸從監獄裡出來以後，陳其五叔叔竟敢常常跑到安福路上——我們家，看望爸爸。媽媽說：“陳部長會為你父親說話的。”她急急忙忙跑去了。一切正像媽媽預料的那樣，聽了她的訴說，陳其五叔叔就說：“我馬上給韋君宜寫信。她會告訴我怎麼回事的。”
結果，陳其五叔叔的信還沒有寄出去時，宣傳部卻轉來了韋君宜的信，他將原信拿給媽媽看。
信上說：“有一件事情，我想來想去只好問問你。即有位彭柏山同志被劃成胡風分子之後，有一部小說稿，名叫《戰爭與人民》，現在我社。按胡風分子現在大部分已解決。彭柏山同志最後所屬單位河南農學院據說也表示過他們將努力為彭柏山同志另作結論。這一點似乎並不妨礙他出書。但我社的編輯曾聽說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吳強同志（也是老新四軍的）說：‘胡風分子問題即使解決，他還有個歷史上的叛徒問題，只怕不好辦。’我們莫名其妙，問他的家屬，家屬說：只見過去結論上寫著胡風分子問題。後來廈大及河南農學院說‘維持原結論’，也是胡風問題的原結論，別的不知還有什麼。我想，你也是新四軍的，又是老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究有無問題，你當會知道。想寫信到你家，又不知地址，只好寫到機關去。閱後請你個人給我回信，萬勿聲張為幸。握手！老同學韋君宜。”
我木呆呆地張著嘴，腦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麼會發瘋的？”
“你知道的，我父親是一個很天真的人，關在裡面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還以為就是他一個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監獄生活就能挺過來。給他最致命的打擊，是他出來以後，第一次看見了中央關於‘胡風案件’處理問題的文件，那裡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瘋、打死的人的具體數字。這樣大的一個數目，竟然都是和他牽連在一起的。這是他從來沒有想到，一點精神準備都沒有，這還不包括我剛才跟你說的那些小人物。突然，他崩潰了，他怎麼也受不了這一份內疚，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於是再一次出現了精神錯亂。”
……
外面響起了“噼噼啪啪”的聲音，不知是在放爆竹還是下雨。那響聲像抽打在牆上的鞭子，每一下都打得那麼響，聽著覺得觸目驚心。我多不願意去回憶這些事情。做一個中國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媽媽還是在給我寫信，催促我去人民文學出版社打聽父親的小說。我看見了社長韋君宜。她就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那裡堆放著很多很多的稿子，顯得那麼凌亂，桌面上幾乎沒有餘地能讓她伏案工作。屋子很小，像一個辦公室，簡單又樸素。韋君宜梳著短短的頭髮，抬起頭嚴厲地看著我，目光里閃爍著老幹部慣有的原則。這種時刻，我就變得極其愚蠢，我身上散發出的那份無法掩飾的散漫，一定讓她感到討厭。我怏怏地低著頭，嚇得連問話都忘記了。她有點不耐煩地問道：“你找我有什麼事情？”
“媽媽讓我問一問爸爸的小說……，您……您有什麼看法。”
在生活中一用“您”字，自己都覺得非常做作，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做作會把我的緊張情緒帶走，我努力在設計措詞之中把握自己。她已經沒有興趣再看我一眼，開始在那裡翻閱文件和稿子。
“《戰爭與人民》，目前我們不會考慮出版。你父親的歷史問題很嚴重。”
“我知道，但是魏文伯已經托人帶話給媽媽了，說是，說是胡風……”
“不是胡風案子……你父親是叛徒。”
如果說開始我還是那麼懦弱的話，很快，我那種肆無忌憚、暴躁的性格就又會流露出來。他媽的，不就是要出本書嗎，又來了，什麼“叛徒”不“叛徒”的，人都讓你們搞死了。怎麼經歷了十年“文革”，這些有原則的同志們，還在那裡革命著。我說：“爸爸的被捕問題是有結論的，誰說他是叛徒？我們家只知道他的問題出在胡風問題上。”
“最近上海新四軍的作家到北京，他們跟我說的。”
他們，他們是誰？
學校放假的時候，我很少回家。我習慣於漂泊的生活，習慣於留在自己空落落的宿舍里，廢紙、書籍，任我亂攤亂扔。原以為沾有這樣習慣的人，都會是寬容的，容易溝通的人，沒有想到韋君宜在原則面前，一點都沒有讓步。冬天，我回到上海，又像在“文革”里一樣，在黑夜裡和母親一起猜測著，上海哪一個新四軍作家那麼恨爸爸。媽媽火氣也很大，她說，上海不就是幾個新四軍作家，茹志鵑和吳強嗎？茹志鵑這個人正派得很，她不會去幹這種事情。那就是吳強，可是像爸爸這樣的死老虎，還值得有人去仇恨嗎？
我還是想把這些瑣瑣碎碎的故事寫下來。事隔二十年以後，再看這些事情的時候，那一份荒誕就被我們自己勾勒出來了。我跑去要求出書，可是書本身的價值已經變得無關緊要，要緊的是身份，是人的背景和與書本身沒有任何關係的事情。
上海的冬天，又濕又冷。可是媽媽哪裡管得了這些，頂著大風就去找陳其五叔叔，那時候他的問題平反了，恢復了他上海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他早年在“燕京大學”哲學系上學時和韋君宜是同學。等到一九五六年底爸爸從監獄裡出來以後，陳其五叔叔竟敢常常跑到安福路上——我們家，看望爸爸。媽媽說：“陳部長會為你父親說話的。”她急急忙忙跑去了。一切正像媽媽預料的那樣，聽了她的訴說，陳其五叔叔就說：“我馬上給韋君宜寫信。她會告訴我怎麼回事的。”
結果，陳其五叔叔的信還沒有寄出去時，宣傳部卻轉來了韋君宜的信，他將原信拿給媽媽看。
信上說：“有一件事情，我想來想去只好問問你。即有位彭柏山同志被劃成胡風分子之後，有一部小說稿，名叫《戰爭與人民》，現在我社。按胡風分子現在大部分已解決。彭柏山同志最後所屬單位河南農學院據說也表示過他們將努力為彭柏山同志另作結論。這一點似乎並不妨礙他出書。但我社的編輯曾聽說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吳強同志（也是老新四軍的）說：‘胡風分子問題即使解決，他還有個歷史上的叛徒問題，只怕不好辦。’我們莫名其妙，問他的家屬，家屬說：只見過去結論上寫著胡風分子問題。後來廈大及河南農學院說‘維持原結論’，也是胡風問題的原結論，別的不知還有什麼。我想，你也是新四軍的，又是老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究有無問題，你當會知道。想寫信到你家，又不知地址，只好寫到機關去。閱後請你個人給我回信，萬勿聲張為幸。握手！老同學韋君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