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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媽媽病重。我代表媽媽參加了胡風伯伯的追悼會。我攙扶著賈植芳叔叔，和其他“胡風分子”前往八寶山。左四是何滿子叔叔。左一是賈植芳叔叔的夫人任敏阿姨。後排左一是羅飛叔叔，後排左三是羅洛叔叔的夫人楊友梅阿姨，右二是曾卓叔叔。
突然，胡風伯伯搖晃起來，那麼艱難，像有千百個人在那裡推動著他，他努力著要站起來，一下又一下，可是他太大太沉，最後還是跌坐在沙發里。我伸出手，不知該不該去攙扶他一下。剎那間，他拉住了我的手，毫不猶豫地緊緊地握著，我卻放鬆下來。我觸摸到他寬大的手掌，有力，堅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覺到他手上溫暖的體溫。像父親一樣的一份溫暖，那麼具體和真切。
“胡風伯伯，您好！”我又大聲地叫了一遍。他似乎耳朵不大好。
他看著我，不斷地搖頭，他好像對我笑了笑。但是在那微笑里，那兩隻眼睛變得木然起來。他說：“回去告訴你媽媽，我對不起你爸爸，對不起你媽媽，我有罪，是我的罪啊……對不起你們，讓你們都為我吃苦了。對不起你爸爸……”他的手鬆開了，眼睛變得通紅通紅，布滿了血絲。淚水在一點一點涌了上來，他低下頭，似乎想縮進那隻破沙發里，他顯得那麼歉疚，充滿了罪惡感。但是他太大太高，依舊是直挺挺地端坐在那裡，但是他還在喃喃低語著，“對不起你爸爸啊……回去跟你媽媽說……”
我哽咽得連話也說不出，我多想大聲地哭出來啊。僅僅是為了這一份無力的善良，僅僅是為了這一份真誠，還有這一份透明的正直……當我早就把這些品質都忘卻的時候，怎麼還是有人這麼活著？為了這么小小的一點品質，他被監禁、被關押了整整二十四個年頭。幾乎和我的生命一樣漫長。不是嘛，當時我來這個世界上只有二十三個月，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就開始了。
突然，胡風伯伯變得靈活起來，他一把拉過曉山，小聲卻非常清晰地說道：“你知道後樓梯在哪裡嗎？”他堅定地向我做了一個手勢。“趁他們還沒有來之前，你趕快，快走！”他焦急地暗示著我。“聽見嗎？快走！”他急了，幾乎要狂叫起來，兩眼擰在一起，瘋狂地催促著我趕快走，有人要來抓我了。
至今我都記得那間小屋，記得那個情形。多像在我小的時候，一個夏天的日子，爸爸從廈門回來的時候。屋子是漆黑一團，厚厚的窗簾上落滿補丁，爸爸也是那樣端坐在家裡的沙發上。爸爸顯得那麼瘦小，他根本不抬頭，只是用他細長、神經質的手指在捻著沙發上的毛邊。他知道我站在那裡，也不理睬我。過了一會兒才說：“崽，聽話，出去玩。”我沒有動，用眼角死死地看著他，他的手還在那裡扭動著。黑暗中，他像一張白紙，薄薄地飄在風裡。半天，他跟我說：“出去玩，沒有什麼。你大伯伯死了。”爸爸似乎隨著他的語言一起消失在那張破沙發里，那紙變形地捲縮起來，沙沙作響。“是我害的……他們把他打成壞分子……他那麼老實的人，能幹什麼壞事啊。一直讓他勞動改造……你大伯伯太老實了，沒怨過我……我對不起他啊……”
多麼深的噩夢，我對爸爸、對胡風伯伯也感到了一份對不起。深深地對不起，是太對不起了，生活竟然把他們折磨成這樣。他們永遠也走不出這個噩夢了。
媽媽說：“你都想像不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縣秩堂鄉彭家祠村，也掀起了反胡風運動的狂瀾。”
我不敢接話，但是聽到這些荒誕到極點的事情，幾乎要笑起來。這些不識字的農民怎麼批判胡風？他們知道胡風是怎麼一個人嗎？……但是運動不僅能在精神上壓迫人，也能在肉體上消滅人。事情說著說著，就覺得說不下去了。我從來也不是什麼看破紅塵的人，我是一個農民的後代，爸爸家祖祖輩輩都是給地主當長工的僱農，安平知命的莊稼人。結果大伯伯彭開齋卻為爸爸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改。爸爸接到大伯伯死訊的時候，正是三年饑荒時期，大伯因為家裡沒有吃的，活活餓死了，至死還戴著“壞分子”的帽子。二伯伯彭象齋更是不由分說，爸爸的事情一出，立刻被開除黨籍，撤銷了鄉長的職務，也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全家人受盡欺凌和侮辱。即使這樣，和胡風伯伯家相比，我們家的這點經歷還是不算什麼。
我還有一個家，還有一個母親，她把我們拉扯長大。他們家呢，除了公安部現在還來的這些破家具，連一片紙屑都沒有殘存下來。一九六六年的時候，胡風伯伯從秦城監獄解押出來不久，又和梅志阿姨被判了無期徒刑，送往勞改地。看著曉山，我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在內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七年重新開始恢復高考時，他才有了一次機會，他的成績考得非常優秀。即使這樣，上面還下了紅頭文件，胡風的兒子不能進京，不能學文。
曉山不是這樣理解的，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都是活得不錯的，無望的不是我們這些人。”
“那還有誰會比我們活得更糟糕的？”
突然，胡風伯伯搖晃起來，那麼艱難，像有千百個人在那裡推動著他，他努力著要站起來，一下又一下，可是他太大太沉，最後還是跌坐在沙發里。我伸出手，不知該不該去攙扶他一下。剎那間，他拉住了我的手，毫不猶豫地緊緊地握著，我卻放鬆下來。我觸摸到他寬大的手掌，有力，堅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覺到他手上溫暖的體溫。像父親一樣的一份溫暖，那麼具體和真切。
“胡風伯伯，您好！”我又大聲地叫了一遍。他似乎耳朵不大好。
他看著我，不斷地搖頭，他好像對我笑了笑。但是在那微笑里，那兩隻眼睛變得木然起來。他說：“回去告訴你媽媽，我對不起你爸爸，對不起你媽媽，我有罪，是我的罪啊……對不起你們，讓你們都為我吃苦了。對不起你爸爸……”他的手鬆開了，眼睛變得通紅通紅，布滿了血絲。淚水在一點一點涌了上來，他低下頭，似乎想縮進那隻破沙發里，他顯得那麼歉疚，充滿了罪惡感。但是他太大太高，依舊是直挺挺地端坐在那裡，但是他還在喃喃低語著，“對不起你爸爸啊……回去跟你媽媽說……”
我哽咽得連話也說不出，我多想大聲地哭出來啊。僅僅是為了這一份無力的善良，僅僅是為了這一份真誠，還有這一份透明的正直……當我早就把這些品質都忘卻的時候，怎麼還是有人這麼活著？為了這么小小的一點品質，他被監禁、被關押了整整二十四個年頭。幾乎和我的生命一樣漫長。不是嘛，當時我來這個世界上只有二十三個月，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就開始了。
突然，胡風伯伯變得靈活起來，他一把拉過曉山，小聲卻非常清晰地說道：“你知道後樓梯在哪裡嗎？”他堅定地向我做了一個手勢。“趁他們還沒有來之前，你趕快，快走！”他焦急地暗示著我。“聽見嗎？快走！”他急了，幾乎要狂叫起來，兩眼擰在一起，瘋狂地催促著我趕快走，有人要來抓我了。
至今我都記得那間小屋，記得那個情形。多像在我小的時候，一個夏天的日子，爸爸從廈門回來的時候。屋子是漆黑一團，厚厚的窗簾上落滿補丁，爸爸也是那樣端坐在家裡的沙發上。爸爸顯得那麼瘦小，他根本不抬頭，只是用他細長、神經質的手指在捻著沙發上的毛邊。他知道我站在那裡，也不理睬我。過了一會兒才說：“崽，聽話，出去玩。”我沒有動，用眼角死死地看著他，他的手還在那裡扭動著。黑暗中，他像一張白紙，薄薄地飄在風裡。半天，他跟我說：“出去玩，沒有什麼。你大伯伯死了。”爸爸似乎隨著他的語言一起消失在那張破沙發里，那紙變形地捲縮起來，沙沙作響。“是我害的……他們把他打成壞分子……他那麼老實的人，能幹什麼壞事啊。一直讓他勞動改造……你大伯伯太老實了，沒怨過我……我對不起他啊……”
多麼深的噩夢，我對爸爸、對胡風伯伯也感到了一份對不起。深深地對不起，是太對不起了，生活竟然把他們折磨成這樣。他們永遠也走不出這個噩夢了。
媽媽說：“你都想像不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縣秩堂鄉彭家祠村，也掀起了反胡風運動的狂瀾。”
我不敢接話，但是聽到這些荒誕到極點的事情，幾乎要笑起來。這些不識字的農民怎麼批判胡風？他們知道胡風是怎麼一個人嗎？……但是運動不僅能在精神上壓迫人，也能在肉體上消滅人。事情說著說著，就覺得說不下去了。我從來也不是什麼看破紅塵的人，我是一個農民的後代，爸爸家祖祖輩輩都是給地主當長工的僱農，安平知命的莊稼人。結果大伯伯彭開齋卻為爸爸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改。爸爸接到大伯伯死訊的時候，正是三年饑荒時期，大伯因為家裡沒有吃的，活活餓死了，至死還戴著“壞分子”的帽子。二伯伯彭象齋更是不由分說，爸爸的事情一出，立刻被開除黨籍，撤銷了鄉長的職務，也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全家人受盡欺凌和侮辱。即使這樣，和胡風伯伯家相比，我們家的這點經歷還是不算什麼。
我還有一個家，還有一個母親，她把我們拉扯長大。他們家呢，除了公安部現在還來的這些破家具，連一片紙屑都沒有殘存下來。一九六六年的時候，胡風伯伯從秦城監獄解押出來不久，又和梅志阿姨被判了無期徒刑，送往勞改地。看著曉山，我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在內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七年重新開始恢復高考時，他才有了一次機會，他的成績考得非常優秀。即使這樣，上面還下了紅頭文件，胡風的兒子不能進京，不能學文。
曉山不是這樣理解的，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都是活得不錯的，無望的不是我們這些人。”
“那還有誰會比我們活得更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