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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沿著北京的街道，那街道的盡頭一直通到中組部的招待所。這條大街每每在大風裡，就顯得那麼荒涼，不見人跡。風越刮越大，幾乎要把我刮跑。下了車，我拔腳就逃，順著風往前跑去。就像有人在身後追趕我，即使是白天，我依然感覺到一種懼怕。我拿著父親的小說，有一種見不得人的感覺，還是像要找個地方把它“窩贓”起來似的。一直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才從慌亂中清醒過來。中組部招待所看門的攔住我，惡狠狠地問道：“幹什麼的？”“找人。”“找誰？”“周揚伯伯。”“你是什麼人？”“我是彭柏山的女兒。”
說完以後，我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幾乎是在我這一輩子，在我整整二十六年的生命中，第一次這樣大聲地向人們宣稱父親的名字，宣稱我是他的女兒。這對我來說，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樂，一種淪落在災難中的快樂，我對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敵意地注視著看門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彭柏山”是誰。他讓我站在風裡，往裡面打電話。等他轉身出來的時候，態度和悅多了。他給我指路，告訴我周揚住在哪一棟小樓里。
走到那裡的時候，周揚已經坐在客廳的沙發里等我了。
周揚第一句話問我：“你父親還好嗎？”
我說：“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農學院。”
可以看出周揚驚訝的神情，他停頓了一會兒，掉過頭，迴避了我的目光，他說：“我，我不知道……他……已經……”
然後，我更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里，周揚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可是看著眼前的他，神態稍稍顯得呆滯，他望著牆壁，似乎不願意和我把話題繼續下去。也許他把我看成一個孩子，什麼都不懂的孩子。我的聲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打破這麼難堪的沉默。停頓了有那麼一會兒，周揚又問我：“你找我有什麼事情嗎？”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書稿的手抄本：“這是爸爸的小說《戰爭與人民》，媽媽說您過去讀過。”
周揚誠懇地抬頭看著我，慢慢地說道：“我記不得了。”
“媽媽問您，能不能幫助爸爸把書出版了。”
“我現在沒有什麼權了。但是，告訴你媽媽，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話雖不多，但是，難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動了，在這麼簡單的幾句話里，雖然是那麼無力，我卻聽見了一份內疚和一份真誠。我也開始像母親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來，我們這樣的人是很容易被打發，也很容易被滿足的。後來，我們還說了什麼，都記不清了，周揚已經答應幫助出書，這足以讓我把快樂傳達給媽媽，我甚至能想像出她的那份神情，她會快樂得睡不著覺，她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別人面前誇獎我的能幹。總之，一份可能到達彼岸的快樂。
不久，像周揚自己說的那樣，他把書推薦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向韋君宜社長推薦了爸爸的小說。
有再多的快樂，記憶中的北京，還是灰濛濛的。即使在過年的時候，厚厚的爆竹的紙屑在昏黃的路燈下飄舞。一九八一年的除夕，我朝胡風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夢裡，當一個一個人都死去以後，我竟然能沿著一條路，踏上去他們家的道路。我從來不敢想像，我甚至從來不知道，胡風這個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樣，是可以張口說出來的。沒有。從來沒有敢這麼去想像。我沒有去過他們家，可是當我一腳踏進屋子的時候，我竟是走在自己遙遙的歸途之中。連同他們的家具，都和我們家的一樣，散發出一陣陣的霉味，牆角、板壁的縫隙中落滿了灰塵。這些破家具是剛剛從公安部拿回來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對她的兒子老三——張曉山說：“帶小蓮去看看。”
我沒有太明白“去看看”什麼意思，去看什麼呢？我和曉山經過漆黑的過道，慢慢地推開了一扇門。“吱咯”一聲，門開了。曉山腳步輕輕地走向一個非常蒼老的人，那竟是胡風伯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胡風伯伯。在我的記憶中，只看見過他年輕時候的照片，一個高大驕傲的人，可是剎那間，在我面前坐著一個遲鈍的老人。這，是他嗎？
曉山幾乎是貼著胡風伯伯的耳朵在說什麼。我站在他的身後，努力聽著，但是就是聽不見。接著，曉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讓我過去。舊窗簾把窗子封得嚴嚴實實的，什麼光線都泄不進來。胡風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發上。
“胡風伯伯，您好！”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是那麼挺直著腰板坐著，兩眼像瞳孔放大一樣地凝視著我。他像個巨大的雕像，蒼白的臉。占據了他臉部一半的是他的額頭。他不說話，空氣變得緊張起來。他的瞳孔開始發亮，像被火點著似的。我想說什麼，又覺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乾澀得難以開口。曉山笑著，大聲地跟父親說：“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兒啊！”
一九七八年我考取北京電影學院離開江西農村時，趕到湖南老家看望還戴著“壞分子”帽子的二伯伯彭象齋。
說完以後，我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幾乎是在我這一輩子，在我整整二十六年的生命中，第一次這樣大聲地向人們宣稱父親的名字，宣稱我是他的女兒。這對我來說，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樂，一種淪落在災難中的快樂，我對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敵意地注視著看門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彭柏山”是誰。他讓我站在風裡，往裡面打電話。等他轉身出來的時候，態度和悅多了。他給我指路，告訴我周揚住在哪一棟小樓里。
走到那裡的時候，周揚已經坐在客廳的沙發里等我了。
周揚第一句話問我：“你父親還好嗎？”
我說：“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農學院。”
可以看出周揚驚訝的神情，他停頓了一會兒，掉過頭，迴避了我的目光，他說：“我，我不知道……他……已經……”
然後，我更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里，周揚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可是看著眼前的他，神態稍稍顯得呆滯，他望著牆壁，似乎不願意和我把話題繼續下去。也許他把我看成一個孩子，什麼都不懂的孩子。我的聲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打破這麼難堪的沉默。停頓了有那麼一會兒，周揚又問我：“你找我有什麼事情嗎？”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書稿的手抄本：“這是爸爸的小說《戰爭與人民》，媽媽說您過去讀過。”
周揚誠懇地抬頭看著我，慢慢地說道：“我記不得了。”
“媽媽問您，能不能幫助爸爸把書出版了。”
“我現在沒有什麼權了。但是，告訴你媽媽，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話雖不多，但是，難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動了，在這麼簡單的幾句話里，雖然是那麼無力，我卻聽見了一份內疚和一份真誠。我也開始像母親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來，我們這樣的人是很容易被打發，也很容易被滿足的。後來，我們還說了什麼，都記不清了，周揚已經答應幫助出書，這足以讓我把快樂傳達給媽媽，我甚至能想像出她的那份神情，她會快樂得睡不著覺，她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別人面前誇獎我的能幹。總之，一份可能到達彼岸的快樂。
不久，像周揚自己說的那樣，他把書推薦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向韋君宜社長推薦了爸爸的小說。
有再多的快樂，記憶中的北京，還是灰濛濛的。即使在過年的時候，厚厚的爆竹的紙屑在昏黃的路燈下飄舞。一九八一年的除夕，我朝胡風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夢裡，當一個一個人都死去以後，我竟然能沿著一條路，踏上去他們家的道路。我從來不敢想像，我甚至從來不知道，胡風這個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樣，是可以張口說出來的。沒有。從來沒有敢這麼去想像。我沒有去過他們家，可是當我一腳踏進屋子的時候，我竟是走在自己遙遙的歸途之中。連同他們的家具，都和我們家的一樣，散發出一陣陣的霉味，牆角、板壁的縫隙中落滿了灰塵。這些破家具是剛剛從公安部拿回來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對她的兒子老三——張曉山說：“帶小蓮去看看。”
我沒有太明白“去看看”什麼意思，去看什麼呢？我和曉山經過漆黑的過道，慢慢地推開了一扇門。“吱咯”一聲，門開了。曉山腳步輕輕地走向一個非常蒼老的人，那竟是胡風伯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胡風伯伯。在我的記憶中，只看見過他年輕時候的照片，一個高大驕傲的人，可是剎那間，在我面前坐著一個遲鈍的老人。這，是他嗎？
曉山幾乎是貼著胡風伯伯的耳朵在說什麼。我站在他的身後，努力聽著，但是就是聽不見。接著，曉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讓我過去。舊窗簾把窗子封得嚴嚴實實的，什麼光線都泄不進來。胡風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發上。
“胡風伯伯，您好！”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是那麼挺直著腰板坐著，兩眼像瞳孔放大一樣地凝視著我。他像個巨大的雕像，蒼白的臉。占據了他臉部一半的是他的額頭。他不說話，空氣變得緊張起來。他的瞳孔開始發亮，像被火點著似的。我想說什麼，又覺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乾澀得難以開口。曉山笑著，大聲地跟父親說：“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兒啊！”
一九七八年我考取北京電影學院離開江西農村時，趕到湖南老家看望還戴著“壞分子”帽子的二伯伯彭象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