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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好！”
母親不再說話，她似乎不想再問我什麼，她完全放心了。但是我猛地坐了起來，恐慌地凝視著黑夜。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可是父親在黑夜裡消失了……我呢……我所有的肆無忌憚卻在母親的一句話中消失了。我這才知道，父親一直是那麼神聖地活在我們心裡。母親在為他吃了無盡的苦楚之後，還是把最後的位置留給了父親。她要我向他保證，向父親保證，面對這麼莊嚴的形象，母親對我進行了一次靈魂的測試。
我的驚恐不是因為我的內疚，我是被媽媽的原則感染了。她竟然永遠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維持一個父親的尊嚴，無論社會上是怎麼貶低、詆毀、唾棄爸爸。可媽媽帶領著我們，從來沒有踐踏在父親這個形象上。我會忠實於自己的保證的。
這些原來是這麼不足為奇，如今當小鈞都快是七十歲的人的時候，她還會跟我說，她記得太清楚了，爸爸被捕的第二天，媽媽就把他們三個大孩子叫到她自己的房間裡，每一個人都端坐在她的面前，像是在跟他們布道似地說：“你們父親對革命是有貢獻的。他和皮司令打下了孟良崮戰役，後來又打下了淮海戰役。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他和警衛員從日本人的憲兵隊裡冒死逃回了‘新四軍’，如果他是壞人，他當初就不會逃跑回來了……”
小鈞說，媽媽一直跟他們說這幾件事情。她確實沒有懷疑過父親是壞人。但是，說著，說著，她也憤怒起來。“真的，就像你的感覺一樣，我們這個家就是那麼鬼鬼祟祟的。家裡從來聽不見真話。爸爸開除黨籍以後，媽媽都沒有告訴我們。後來我在班上申請入團，填表的時候，還寫爸爸是‘黨員’，結果被我們班主任找去臭罵了一頓。當時，我真是覺得羞辱極了，恨透我們這個家，為什麼不告訴我們真話？我們在外面怎麼做人啊。”
真話，什麼是真話？當我的目光越過母親滿目瘡痍的面孔時，我對生活的玩世不恭一掃無遺，只留下我深深的悲哀和恐懼。我常常會想到美國小說《第二十二軍規》里說的一句話：戰爭致使多少誠實的人變成騙子，勇敢的人變成懦夫，赤膽忠心的人變成叛徒。
我再也不會相信那些天真的忠告，什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以為我們還是什麼人？我們是騙子，是懦夫，是社會的庶民。這麼簡單的道理，我當時卻一點都不明白。如果那時候我就能意識到這些的話，我也許能活得快樂一些，至少可以明確一些。但是沒有，我什麼都不明白，就是慌慌張張地在那裡活著。老是害怕哪裡又出問題了。直到很久以後，直到我去了美國，看見了別人的生活時，我才徹底理解了自己當初的處境。我混亂的童年生活中……可是，怎麼寫著寫著，我又會處於一種更加混亂的感覺里。
因為在“文革”中，媽媽不完全是那樣一個要死要活的面目。她跟我說，在下放農村勞改的日子裡，有一次潘我源阿姨踩死了一隻雛雞，立刻被造反派發現了，這就宣布召開批鬥大會，媽媽必然是陪斗對象。他們說潘我源是蓄意破壞，是對貧下中農的階級報復，是她的階級本性又一次大暴露。
開會前，潘我源阿姨低著頭湊著媽媽的耳朵悄悄地說道：“我踩死一隻雞有殺生之嫌，看來是對不起這隻雛雞了。現在我成了反革命，但是我怎麼一點都不難過，我要做一個快樂的反革命。”
媽媽忍不住偷偷笑了起來，跟著說道：“對，對。我也要做一個快樂的反革命。”
關於《戰爭與人民》
“做一個快樂的反革命”，這也只是說說而已，他們什麼時候敢去快樂？元化叔叔說到爸爸的時候，只會說：“你父親是個有腦子的人。”真的，他早早就對自己寫的東西有預感了，所以他到底是把《戰爭與人民》寄回家了。造反派燒毀了爸爸還沒有發表的十一個短篇小說。我們（包括媽媽在內）都沒有看過的十一個短篇小說。只有爸爸在廈門大學時候的好朋友，應錦襄教授看了其中一些。有一篇，就是寫的爸爸在傳達陳毅軍長的密件時，被日本人抓去的故事。題目叫“越獄”。
一直到我在北京上大學，一九七九年應錦襄阿姨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邀請，去北京編輯魯迅全集的時候，我又看見了她。我們還會說到這些作品。她說：“我看了《越獄》，真的很感人。還有一篇顯然寫的是你母親的……像你父親歷來的特點，文字簡單卻有自己的韻味，寫得真好……”
這都已經是後話了。我知道，不論寫了什麼，一定是動人的。因為它被毀滅了，因為那一定是他自己最真實的情感，因為在那個年代，真情就是災難。毀滅也帶來一份回憶，這一份回憶在那麼多年以後，還會讓我們活著的人去思念的本身，就已經是一份境界了。這給爸爸的作品染上了悲哀的色彩。不論他寫了什麼，在那樣的年代，在那樣的瞬間，還有人想在人間留下一份真情的願望，已經把我打動了。
胡風的夫人梅志阿姨和她第三個孩子張曉山的合影。攝於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似乎看不見金色的秋天，我沿著北京的街道走著。迎面刮來的大風，裹著塵土和灰沙向我撲來。我皺著眉頭，歪著臉頂風向前走去。那時候，“文革”前的原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托人帶話給媽媽，說是“彭柏山的問題，有可能平反”。聽到這個消息，媽媽連夜給我寫信，我似乎都能從信紙上聞到她淚水的氣味，那份嚮往，那份激動都可以把我簡陋的宿舍摧毀。我難受得直想哭，不是為了這個消息，是為了媽媽的形象，這麼一點點微弱的聲音就足以把母親，把母親一生的願望滿足，媽媽的生活目標是在什麼時候改變的？於是，幾乎像是去試探一樣，媽媽把爸爸厚厚的《戰爭與人民》的手抄本掛號寄到我們學校。信上她跟我說：“你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去找周揚，問他能不能幫助出版發表你父親的小說。”
母親不再說話，她似乎不想再問我什麼，她完全放心了。但是我猛地坐了起來，恐慌地凝視著黑夜。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可是父親在黑夜裡消失了……我呢……我所有的肆無忌憚卻在母親的一句話中消失了。我這才知道，父親一直是那麼神聖地活在我們心裡。母親在為他吃了無盡的苦楚之後，還是把最後的位置留給了父親。她要我向他保證，向父親保證，面對這麼莊嚴的形象，母親對我進行了一次靈魂的測試。
我的驚恐不是因為我的內疚，我是被媽媽的原則感染了。她竟然永遠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維持一個父親的尊嚴，無論社會上是怎麼貶低、詆毀、唾棄爸爸。可媽媽帶領著我們，從來沒有踐踏在父親這個形象上。我會忠實於自己的保證的。
這些原來是這麼不足為奇，如今當小鈞都快是七十歲的人的時候，她還會跟我說，她記得太清楚了，爸爸被捕的第二天，媽媽就把他們三個大孩子叫到她自己的房間裡，每一個人都端坐在她的面前，像是在跟他們布道似地說：“你們父親對革命是有貢獻的。他和皮司令打下了孟良崮戰役，後來又打下了淮海戰役。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他和警衛員從日本人的憲兵隊裡冒死逃回了‘新四軍’，如果他是壞人，他當初就不會逃跑回來了……”
小鈞說，媽媽一直跟他們說這幾件事情。她確實沒有懷疑過父親是壞人。但是，說著，說著，她也憤怒起來。“真的，就像你的感覺一樣，我們這個家就是那麼鬼鬼祟祟的。家裡從來聽不見真話。爸爸開除黨籍以後，媽媽都沒有告訴我們。後來我在班上申請入團，填表的時候，還寫爸爸是‘黨員’，結果被我們班主任找去臭罵了一頓。當時，我真是覺得羞辱極了，恨透我們這個家，為什麼不告訴我們真話？我們在外面怎麼做人啊。”
真話，什麼是真話？當我的目光越過母親滿目瘡痍的面孔時，我對生活的玩世不恭一掃無遺，只留下我深深的悲哀和恐懼。我常常會想到美國小說《第二十二軍規》里說的一句話：戰爭致使多少誠實的人變成騙子，勇敢的人變成懦夫，赤膽忠心的人變成叛徒。
我再也不會相信那些天真的忠告，什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以為我們還是什麼人？我們是騙子，是懦夫，是社會的庶民。這麼簡單的道理，我當時卻一點都不明白。如果那時候我就能意識到這些的話，我也許能活得快樂一些，至少可以明確一些。但是沒有，我什麼都不明白，就是慌慌張張地在那裡活著。老是害怕哪裡又出問題了。直到很久以後，直到我去了美國，看見了別人的生活時，我才徹底理解了自己當初的處境。我混亂的童年生活中……可是，怎麼寫著寫著，我又會處於一種更加混亂的感覺里。
因為在“文革”中，媽媽不完全是那樣一個要死要活的面目。她跟我說，在下放農村勞改的日子裡，有一次潘我源阿姨踩死了一隻雛雞，立刻被造反派發現了，這就宣布召開批鬥大會，媽媽必然是陪斗對象。他們說潘我源是蓄意破壞，是對貧下中農的階級報復，是她的階級本性又一次大暴露。
開會前，潘我源阿姨低著頭湊著媽媽的耳朵悄悄地說道：“我踩死一隻雞有殺生之嫌，看來是對不起這隻雛雞了。現在我成了反革命，但是我怎麼一點都不難過，我要做一個快樂的反革命。”
媽媽忍不住偷偷笑了起來，跟著說道：“對，對。我也要做一個快樂的反革命。”
關於《戰爭與人民》
“做一個快樂的反革命”，這也只是說說而已，他們什麼時候敢去快樂？元化叔叔說到爸爸的時候，只會說：“你父親是個有腦子的人。”真的，他早早就對自己寫的東西有預感了，所以他到底是把《戰爭與人民》寄回家了。造反派燒毀了爸爸還沒有發表的十一個短篇小說。我們（包括媽媽在內）都沒有看過的十一個短篇小說。只有爸爸在廈門大學時候的好朋友，應錦襄教授看了其中一些。有一篇，就是寫的爸爸在傳達陳毅軍長的密件時，被日本人抓去的故事。題目叫“越獄”。
一直到我在北京上大學，一九七九年應錦襄阿姨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邀請，去北京編輯魯迅全集的時候，我又看見了她。我們還會說到這些作品。她說：“我看了《越獄》，真的很感人。還有一篇顯然寫的是你母親的……像你父親歷來的特點，文字簡單卻有自己的韻味，寫得真好……”
這都已經是後話了。我知道，不論寫了什麼，一定是動人的。因為它被毀滅了，因為那一定是他自己最真實的情感，因為在那個年代，真情就是災難。毀滅也帶來一份回憶，這一份回憶在那麼多年以後，還會讓我們活著的人去思念的本身，就已經是一份境界了。這給爸爸的作品染上了悲哀的色彩。不論他寫了什麼，在那樣的年代，在那樣的瞬間，還有人想在人間留下一份真情的願望，已經把我打動了。
胡風的夫人梅志阿姨和她第三個孩子張曉山的合影。攝於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似乎看不見金色的秋天，我沿著北京的街道走著。迎面刮來的大風，裹著塵土和灰沙向我撲來。我皺著眉頭，歪著臉頂風向前走去。那時候，“文革”前的原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托人帶話給媽媽，說是“彭柏山的問題，有可能平反”。聽到這個消息，媽媽連夜給我寫信，我似乎都能從信紙上聞到她淚水的氣味，那份嚮往，那份激動都可以把我簡陋的宿舍摧毀。我難受得直想哭，不是為了這個消息，是為了媽媽的形象，這麼一點點微弱的聲音就足以把母親，把母親一生的願望滿足，媽媽的生活目標是在什麼時候改變的？於是，幾乎像是去試探一樣，媽媽把爸爸厚厚的《戰爭與人民》的手抄本掛號寄到我們學校。信上她跟我說：“你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去找周揚，問他能不能幫助出版發表你父親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