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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總之,美國世紀還沒有結束,我們指的是美國在軍事、經濟和軟實力資源方面的主導地位,這使得美國處在一個異乎尋常的時期——位於全球均勢運作和提位全球公共物品的中心。與那些將這個世紀宣布為中國世紀的人相反,我們還沒有進入一個後美國世紀。但此後的美國不會像它在20世紀一樣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將低於它在20世紀中葉的水平,其他國家的崛起以及非國家行為體作用的增加所顯示的複雜性將使任何的施加影響或組織行動變得更加困難。分析家們應停止使用有關單極和多極的陳詞濫調,他們將不得不在不同的問題上同時接受這兩個概念。他們應該停止爭論,為定義不清的衰落概念多操點心。因為定義不清的衰落概念和多種不同類型的行為混在一起將導致錯誤的政策結論。

  領導力與主宰不是一回事。為了在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稱之為多元夥伴的世界裡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美國將不得不傾聽別人的意見。

  重要的是,要記住美國世紀中一直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領導力和影響力。美國從來沒有完全地控制世界。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即使美國擁有優勢資源,它也常常無法獲得想要的東西。而那些認為今天信息熵世界遠比過去複雜而動盪的人應該記得1956年。

  那一年,美國沒能阻止蘇聯對匈牙利的鎮壓,法國失去了越南,我們的盟友英國、法國和以色列發動了蘇伊士運河戰爭。人們在用樂觀心態看過去時都應該小心。借用一個喜劇演員的話來說,“霸權不是像它曾經的那樣,而是從來就沒有過霸權。”

  現在,隨著占有的優勢越來越少而面臨的世界更為複雜,如果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美國必須作出明智的國內和國際戰略選擇。美國世紀最起碼還能持續數十年,但看上去將與亨利·盧斯第一次闡述它時有很大的不同。

  * * *

  【注釋】

  ① 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入選世界百名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師從國際政治學大師亨廷頓,先後擔任《外交事務》雜誌主編、《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時代周刊》資深特約編輯。——譯者注

  [1] George Friedman,The Next100Years:A Forecast for the21st Century(New York:Doubleday,2009),p.18.

  [2] Lawrence Freedman,"A subversive on a 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09,p.39.

  [3] Stephen Sestanovich,Maximalist(New York:Knopf,2014).

  [4] David Ignatius,"Claims of US weakness and retreat of US power are unfounded,"Washington Post,June4,2014.

  [5] Mackubin Thomas Owens,"Obama chooses national decline,"National Review Online,February26,2014;William Kristol,"Superpower once lived here,"Weekly Standard,April7,2014,p.7.

  [6] Fareed Zakaria,"The perils of leaning forward,"The Washington Post,June5,2014.

  [7] Robert Zoellick,"A presidency of missed opportunities,"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10,2014.

  延伸閱讀

  關於第一章,我在《總統的領導力與美國時代的締造》(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中著眼於重要領導人在過去一個世紀的選擇。托馬斯·帕特森等人的《美國外交關係》(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第二卷中提供了歷史時期標準的劃分。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其《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Special Providenc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插nged the World)中為此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解釋。我們可以在威廉姆·威廉士的《美國外交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中看見經典的激進觀點。厄內斯特·梅在他的《美國的帝國主義》(American Imperialism)中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景,展現了美國在20世紀之交那段短暫的正式帝國主義時期,同時,在他的《世界戰爭與美國孤立:1914-1917》(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1914-1917)中展現了美國是如何選擇加入戰爭的。羅伯特·達萊克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美國外交政策:1932-1945》(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詳細解釋了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在沃爾特·艾薩克森和埃文·托馬斯合著的《智者:六個朋友和他們創造的世界》(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中戰後時期得到了很好的描述。關於戰後美國秩序起源的本質可以在約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利堅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機和轉型》(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中尋得,對此,在阿米塔夫·阿查亞的《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一書中可以見到懷疑性的回應。

  在第二章的霸權與衰落理論方面,保羅·甘迺迪的《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插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the Great Powers)是一部經典的論著。羅伯特·吉爾平在《世界政治的戰爭與變革》(War and 插nge in World Politics)中給出了傳統現實主義有關霸權的論述,同時羅伯特·基歐漢在其代表作《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衝突》(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中給出了自由制度主義的相關解釋。可以將喬治·莫德爾斯基的《世界政治的大循環》(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看作是關於合理性周期的主流努力,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經濟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則可以代表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論述。關於英國霸權的衰落,康瑞利·伯內特的《英國霸權的衰落》(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一書是值得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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