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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們可以給出一個令人可信的案例，極端主義者過度反應時期對美國權力轉換能力造成的傷害比緊縮時期更大。對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政治反應而產生的強烈的孤立主義推遲了美國對希特勒的回應；甘迺迪和詹森對越南戰爭的升級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的內向收縮的十年；伊拉克戰爭的結果是上面提到的民調數字。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亞①指出的那樣，當新保守主義者們稱頌羅斯福-杜魯門政府的“普遍積極干預”時，他們挑選的歷史案例避開了在蘇聯、中國和朝鮮遭受的失敗。積極干預的本意是威懾，但不盡如人意。[6]
然而，暗藏在政治爭論背後的是美國人在緊縮時期必須面對的嚴峻戰略選擇。其中之一是美國應該在國防和外交政策上花費多少？一些帝國過度擴張論的支持者認為，美國別無選擇，只有削減外交和國防開支，但事實並非如此，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部分，美國目前花費的還不到它在美國世紀得以鞏固的冷戰年代高峰時期的一半。只看預算而不看宏觀經濟約束時，問題就出現了。問題不是大炮與黃油的關係，而是大炮與黃油與稅收的關係。除非接受提高稅收從而擴大預算，否則國防和外交事務的支出將與諸如教育和國內基礎設施的修補以及研發等重要的國內投資鎖在一個零和的折中權衡之中，這可能會對國防和國內改革都造成傷害。
另一項真正的辯論與干預有關。美國應該如何或以何種方式參與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歐巴馬說，如果美國或美國盟國的安全受到威脅，美國應該在必要時單方面使用武力。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良心敦促美國做出反應，例如一個獨裁者殺害了大批公民，美國不應該單獨行動，只能在有很好的成功前景下使用武力。這些都是合理的原則，但在權衡價值與現實時的門檻是什麼？這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將近兩個世紀前，約翰·昆西·亞當斯曾為國內對干預外國獨立戰爭的要求而掙扎過。彼時，他留下名言，美國“不會去國外尋找怪獸並將之摧毀”，免得它“深陷一切因利益和陰謀，或因個人的貪婪、嫉妒和野心而引發的戰爭而無法解脫，因為那樣做是多管閒事並篡改了自由的標準”。
但是，如果容忍像敘利亞那樣的內戰，結果讓恐怖分子集團建立了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如二十年前塔利班在阿富汗那樣，或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正在做的那樣，怎麼辦？某種形式的干預可能是必要的，但美國應該置身於入侵和占領之外。在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社會人口流動的時代，外國占領勢必滋生怨恨。艾森豪明智地在20世紀50年代得出了這一結論。但拿什麼來取代它？有限制地使用武力是一個答案。然而尤其是在中東地區，革命可能會持續一代又一代，巧用武力將是至關重要的。從長遠來看，凱南式的遏制政策可能比占領和控制更有前途。
另一個爭論是關於如何為處理前面討論過的新的跨國問題而建立和加強體制，建立盟友圈，並制定政策。最大國家的領導力對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是重要的，美國少做一些，別的國家也會少做一些。遺憾的是，國內的政治僵持往往堵死了這樣的領導力。例如，美國參議院無視國家利益的所在，無視需要它來鞏固美國在中國南海的外交立場這一事實，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約。同樣，美國國會未能履行美國的一項承諾：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歐洲的配額重新分配給新興市場國家，儘管對此美國幾乎沒有任何花費。在領導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美國國內對碳排放罰款存在著強大的阻力。同樣，美國國內對國際貿易協定也存在著阻力。這種態度削弱了美國在應對全球公共物品上的帶頭作用，而這又削弱了對延續美國世紀至關重要的合法性和軟實力。
最後，美國世紀的持續時間取決於一系列廣泛的聯盟，並且將在世界政治的新環境中越來越多地這樣去做。如果其他國家認為美國在向內轉，美國如何去維持在這些盟友中的信譽？美國將如何在實現亞洲再平衡的同時又不削弱對如歐洲和中東地區的其他地區的承諾？而在亞洲，合作和競爭在對中國的戰略中至關重要，避免將政策過度軍事化也是很關鍵的。
軍事實力將是維持美國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盟友提供安全保證是影響力的重要來源，而有限的干預往往是至關重要的。但武力是一把鈍刀，而且把領導作用等同於單邊軍事行動是一個錯誤。那些指出美國軍隊的駐紮對歐洲、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功產生作用的人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軍隊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存在著一個明確而現實的外部威脅——韓國花了三十多年時間才得以實現民主。
美國在歐洲和東亞地區保持軍事平衡的戰略對美國世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試圖控制在中東革命中充滿民族主義情緒民眾的內部政治鬥爭可能會導致美國世紀的縮短。軍事實力在網際網路、氣候變化或金融穩定等跨國問題上並沒有多大用處。
如果希望延長美國世紀，美國必須塑造一種國際環境，通過貿易、金融、文化和體制為其他國家創造激勵機制，並建立與之相應的盟友圈和體制。新類型的盟友圈和多方利益相關的體制將發揮作用。正如前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已經指出的，“今天有機會在不使用美國軍事實力的情況下，調整世界使之符合美國的利益”。[7]美國還需作出更多努力以強化與歐亞的貿易以及減少貿易壁壘來深化北美一體化。雖然東亞一直是充滿經濟活力的地區，但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北美地區的人口和能源形勢將更有希望。如果美國想推行一項有效的戰略來維持美國世紀的話，即便是在東亞地區，它也需要推出新的經濟和生態舉措。僅對事件作就事論事的反應是不夠的，一個緊縮的時期需要軟實力戰略。
然而，暗藏在政治爭論背後的是美國人在緊縮時期必須面對的嚴峻戰略選擇。其中之一是美國應該在國防和外交政策上花費多少？一些帝國過度擴張論的支持者認為，美國別無選擇，只有削減外交和國防開支，但事實並非如此，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部分，美國目前花費的還不到它在美國世紀得以鞏固的冷戰年代高峰時期的一半。只看預算而不看宏觀經濟約束時，問題就出現了。問題不是大炮與黃油的關係，而是大炮與黃油與稅收的關係。除非接受提高稅收從而擴大預算，否則國防和外交事務的支出將與諸如教育和國內基礎設施的修補以及研發等重要的國內投資鎖在一個零和的折中權衡之中，這可能會對國防和國內改革都造成傷害。
另一項真正的辯論與干預有關。美國應該如何或以何種方式參與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歐巴馬說，如果美國或美國盟國的安全受到威脅，美國應該在必要時單方面使用武力。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良心敦促美國做出反應，例如一個獨裁者殺害了大批公民，美國不應該單獨行動，只能在有很好的成功前景下使用武力。這些都是合理的原則，但在權衡價值與現實時的門檻是什麼？這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將近兩個世紀前，約翰·昆西·亞當斯曾為國內對干預外國獨立戰爭的要求而掙扎過。彼時，他留下名言，美國“不會去國外尋找怪獸並將之摧毀”，免得它“深陷一切因利益和陰謀，或因個人的貪婪、嫉妒和野心而引發的戰爭而無法解脫，因為那樣做是多管閒事並篡改了自由的標準”。
但是，如果容忍像敘利亞那樣的內戰，結果讓恐怖分子集團建立了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如二十年前塔利班在阿富汗那樣，或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正在做的那樣，怎麼辦？某種形式的干預可能是必要的，但美國應該置身於入侵和占領之外。在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社會人口流動的時代，外國占領勢必滋生怨恨。艾森豪明智地在20世紀50年代得出了這一結論。但拿什麼來取代它？有限制地使用武力是一個答案。然而尤其是在中東地區，革命可能會持續一代又一代，巧用武力將是至關重要的。從長遠來看，凱南式的遏制政策可能比占領和控制更有前途。
另一個爭論是關於如何為處理前面討論過的新的跨國問題而建立和加強體制，建立盟友圈，並制定政策。最大國家的領導力對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是重要的，美國少做一些，別的國家也會少做一些。遺憾的是，國內的政治僵持往往堵死了這樣的領導力。例如，美國參議院無視國家利益的所在，無視需要它來鞏固美國在中國南海的外交立場這一事實，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約。同樣，美國國會未能履行美國的一項承諾：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歐洲的配額重新分配給新興市場國家，儘管對此美國幾乎沒有任何花費。在領導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美國國內對碳排放罰款存在著強大的阻力。同樣，美國國內對國際貿易協定也存在著阻力。這種態度削弱了美國在應對全球公共物品上的帶頭作用，而這又削弱了對延續美國世紀至關重要的合法性和軟實力。
最後，美國世紀的持續時間取決於一系列廣泛的聯盟，並且將在世界政治的新環境中越來越多地這樣去做。如果其他國家認為美國在向內轉，美國如何去維持在這些盟友中的信譽？美國將如何在實現亞洲再平衡的同時又不削弱對如歐洲和中東地區的其他地區的承諾？而在亞洲，合作和競爭在對中國的戰略中至關重要，避免將政策過度軍事化也是很關鍵的。
軍事實力將是維持美國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盟友提供安全保證是影響力的重要來源，而有限的干預往往是至關重要的。但武力是一把鈍刀，而且把領導作用等同於單邊軍事行動是一個錯誤。那些指出美國軍隊的駐紮對歐洲、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功產生作用的人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軍隊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存在著一個明確而現實的外部威脅——韓國花了三十多年時間才得以實現民主。
美國在歐洲和東亞地區保持軍事平衡的戰略對美國世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試圖控制在中東革命中充滿民族主義情緒民眾的內部政治鬥爭可能會導致美國世紀的縮短。軍事實力在網際網路、氣候變化或金融穩定等跨國問題上並沒有多大用處。
如果希望延長美國世紀，美國必須塑造一種國際環境，通過貿易、金融、文化和體制為其他國家創造激勵機制，並建立與之相應的盟友圈和體制。新類型的盟友圈和多方利益相關的體制將發揮作用。正如前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已經指出的，“今天有機會在不使用美國軍事實力的情況下，調整世界使之符合美國的利益”。[7]美國還需作出更多努力以強化與歐亞的貿易以及減少貿易壁壘來深化北美一體化。雖然東亞一直是充滿經濟活力的地區，但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北美地區的人口和能源形勢將更有希望。如果美國想推行一項有效的戰略來維持美國世紀的話，即便是在東亞地區，它也需要推出新的經濟和生態舉措。僅對事件作就事論事的反應是不夠的，一個緊縮的時期需要軟實力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