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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實力評估和均勢
美國與中國的相對權力變化將取決於兩國未來政治變革的不確定性。如果中國沒有遇到不利的不確定性事件，現有規模和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幾乎肯定會增加其相對優勢，並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更接近美國的實力資源水平。這些相對的能量增加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將超越美國而成為最強大的國家。
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即使中國沒有遭受重大的國內政治挫折，目前基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很多預測只是目前增長速度的簡單線性外推，這一增長速度很有可能在未來放緩。此外，經濟預測是一維的，它忽略了美國的軍事和軟實力優勢，以及相比於美國與歐洲、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國家持有的友好關係，中國在亞洲內部均勢中處於不利的地緣政治態勢。試想一下如果美國的周邊不是海洋和兩個友好鄰邦，而是與不少國家接壤，其中還有些國家（如日本和印度）持有懷疑態度並實力強大，那情況看上去會有什麼不同。
我的猜測是，在眾多可能的未來里，出現一位如歐洲、俄羅斯、印度、巴西或是中國的挑戰者，超越美國並最終結束美國在全球實力平衡中的核心地位並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存疑。此外，如英國戰略家勞倫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不同於“過去占主導地位的大國：美國的實力是基於聯盟，而不是殖民地”。[2]聯盟和非正式盟友圈是一種資產，而殖民地是一種負擔。
在美國正經歷著絕對而非相對衰落的問題上，我們看到美國在諸如債務、中等教育、收入不平等，以及政治僵持等方面正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但應該注意的是它們只是畫面的一部分。在帳單有利的一面是人口、技術、能源的趨勢，以及如地理位置和開放的創業文化那樣持久的優勢。美國的問題是真實的，不解決這些問題將削弱國家應對不斷增長的全球複雜性的能力。將無解決方案與原則上可以有解決方案的情況區分開來是值得一試的。如果有人尋找未來可能的衰落場景，其一是美國對恐怖襲擊變得過於害怕並反應過度而向內收縮，自行割離從開放獲取的實力。另一種過度反應是像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的行動那樣：過量使勁，浪費鮮血和財富。
作為一個整體評估，將21世紀描述為美國的衰落世紀可能是不準確並帶有誤導性的。
“衰落”的語義混亂。例如從1945年至1970年，美國的政策主動製造了相對衰落，而理察·尼克森和亨利·基辛格則將其解釋為一種長期趨勢。但到了20世紀末，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更重要的是，談論“衰落”可能會導致危險的政策選擇，因為它會鼓勵俄羅斯那樣的國家推行冒險政策，鼓勵中國對鄰國更過度自信，或鼓勵美國出於恐懼而反應過度。
美國有很多問題，但它並沒有絕對衰落，甚至就相對而言，它可能在未來幾十年裡仍然比任何單一的國家更強大。美國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它是否會被中國或其他任一競爭者所取代，而是它將面對眾多極具權勢的挑戰者的同時興起——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這種權力擴散減少了美國控制他人的相對能力。
信息熵可能是比中國更大的挑戰。此外，世界將面臨越來越多新的跨國問題，這將同時需要別人的權力和壓倒別人的權力。在日益複雜的世界裡，美國長期低效率的權力轉換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策略選擇
即使美國繼續擁有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多的軍事、經濟和軟實力資源，也並不意味著它會在全球舞台上選擇將這些資源轉化為有效的實力行動。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就沒有選擇這樣去做。一些人認為這種情況現在又發生了。在歷經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之後，2013年的民意調查發現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照看好自己的事情，讓其他國家自行求得最好的相處關係”。這是皮尤在1964年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後，第一次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贊同這種看法。在歷史上，同意這一說法的比率大約在20%到40%不等，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僅為38%。
一些評論家立即宣稱這是美國孤立外交政策的回歸，但那個詞語已經成了政治大棒，不再是分析家的用語了。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美國人在19世紀的孤立主義並不意味著不干涉鄰國內政，更多的是一種針對遙遠的全球實力平衡中心歐洲的態度。20世紀30年代，通過幾次中立法案將真正的孤立主義寫入立法，旨在防止對歐洲的又一次干預。
理解目前狀態的一種更好的方式是把它看作外交政策鐘擺在被史蒂芬·塞斯坦諾維克稱之為“極端主義者”政策和“緊縮”政策之間長期擺動的一部分。[3]緊縮並非孤立，而是戰略性目標和手段的調整。從美國世紀開始至今實施緊縮政策的總統包括艾森豪、尼克森、福特、卡特、老布希和歐巴馬。雖然尼克森認為美國是在衰落，但如艾森豪等其他人並不這樣認為。如果與20世紀30年代的真正的孤立主義者相比，這些總統都是強烈的國際主義者，但這並不能保護他們免受批評。例如，從20世紀3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擁有大量讀者的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爾索普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曾警告說，軟弱和優柔寡斷的美國領導人將向我們的對手打開大門。“艾爾索普們對艾森豪的質疑尤其尖銳”，其中竟然包括了完全虛假的飛彈差距。[4]因此，當現代批評家們指責“歐巴馬政府似乎有意在追求讓美國衰落的政策”，或“緊縮看起來虛弱，因為它就是虛弱”時，這些批評告訴我們的更多與黨派政治有關，而不是美國世紀是否會在2041之前終結。[5]
美國與中國的相對權力變化將取決於兩國未來政治變革的不確定性。如果中國沒有遇到不利的不確定性事件，現有規模和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幾乎肯定會增加其相對優勢，並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更接近美國的實力資源水平。這些相對的能量增加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將超越美國而成為最強大的國家。
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即使中國沒有遭受重大的國內政治挫折，目前基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很多預測只是目前增長速度的簡單線性外推，這一增長速度很有可能在未來放緩。此外，經濟預測是一維的，它忽略了美國的軍事和軟實力優勢，以及相比於美國與歐洲、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國家持有的友好關係，中國在亞洲內部均勢中處於不利的地緣政治態勢。試想一下如果美國的周邊不是海洋和兩個友好鄰邦，而是與不少國家接壤，其中還有些國家（如日本和印度）持有懷疑態度並實力強大，那情況看上去會有什麼不同。
我的猜測是，在眾多可能的未來里，出現一位如歐洲、俄羅斯、印度、巴西或是中國的挑戰者，超越美國並最終結束美國在全球實力平衡中的核心地位並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存疑。此外，如英國戰略家勞倫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不同於“過去占主導地位的大國：美國的實力是基於聯盟，而不是殖民地”。[2]聯盟和非正式盟友圈是一種資產，而殖民地是一種負擔。
在美國正經歷著絕對而非相對衰落的問題上，我們看到美國在諸如債務、中等教育、收入不平等，以及政治僵持等方面正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但應該注意的是它們只是畫面的一部分。在帳單有利的一面是人口、技術、能源的趨勢，以及如地理位置和開放的創業文化那樣持久的優勢。美國的問題是真實的，不解決這些問題將削弱國家應對不斷增長的全球複雜性的能力。將無解決方案與原則上可以有解決方案的情況區分開來是值得一試的。如果有人尋找未來可能的衰落場景，其一是美國對恐怖襲擊變得過於害怕並反應過度而向內收縮，自行割離從開放獲取的實力。另一種過度反應是像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的行動那樣：過量使勁，浪費鮮血和財富。
作為一個整體評估，將21世紀描述為美國的衰落世紀可能是不準確並帶有誤導性的。
“衰落”的語義混亂。例如從1945年至1970年，美國的政策主動製造了相對衰落，而理察·尼克森和亨利·基辛格則將其解釋為一種長期趨勢。但到了20世紀末，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更重要的是，談論“衰落”可能會導致危險的政策選擇，因為它會鼓勵俄羅斯那樣的國家推行冒險政策，鼓勵中國對鄰國更過度自信，或鼓勵美國出於恐懼而反應過度。
美國有很多問題，但它並沒有絕對衰落，甚至就相對而言，它可能在未來幾十年裡仍然比任何單一的國家更強大。美國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它是否會被中國或其他任一競爭者所取代，而是它將面對眾多極具權勢的挑戰者的同時興起——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這種權力擴散減少了美國控制他人的相對能力。
信息熵可能是比中國更大的挑戰。此外，世界將面臨越來越多新的跨國問題，這將同時需要別人的權力和壓倒別人的權力。在日益複雜的世界裡，美國長期低效率的權力轉換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策略選擇
即使美國繼續擁有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多的軍事、經濟和軟實力資源，也並不意味著它會在全球舞台上選擇將這些資源轉化為有效的實力行動。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就沒有選擇這樣去做。一些人認為這種情況現在又發生了。在歷經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之後，2013年的民意調查發現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照看好自己的事情，讓其他國家自行求得最好的相處關係”。這是皮尤在1964年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後，第一次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贊同這種看法。在歷史上，同意這一說法的比率大約在20%到40%不等，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僅為38%。
一些評論家立即宣稱這是美國孤立外交政策的回歸，但那個詞語已經成了政治大棒，不再是分析家的用語了。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美國人在19世紀的孤立主義並不意味著不干涉鄰國內政，更多的是一種針對遙遠的全球實力平衡中心歐洲的態度。20世紀30年代，通過幾次中立法案將真正的孤立主義寫入立法，旨在防止對歐洲的又一次干預。
理解目前狀態的一種更好的方式是把它看作外交政策鐘擺在被史蒂芬·塞斯坦諾維克稱之為“極端主義者”政策和“緊縮”政策之間長期擺動的一部分。[3]緊縮並非孤立，而是戰略性目標和手段的調整。從美國世紀開始至今實施緊縮政策的總統包括艾森豪、尼克森、福特、卡特、老布希和歐巴馬。雖然尼克森認為美國是在衰落，但如艾森豪等其他人並不這樣認為。如果與20世紀30年代的真正的孤立主義者相比，這些總統都是強烈的國際主義者，但這並不能保護他們免受批評。例如，從20世紀3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擁有大量讀者的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爾索普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曾警告說，軟弱和優柔寡斷的美國領導人將向我們的對手打開大門。“艾爾索普們對艾森豪的質疑尤其尖銳”，其中竟然包括了完全虛假的飛彈差距。[4]因此，當現代批評家們指責“歐巴馬政府似乎有意在追求讓美國衰落的政策”，或“緊縮看起來虛弱，因為它就是虛弱”時，這些批評告訴我們的更多與黨派政治有關，而不是美國世紀是否會在2041之前終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