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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衰西方還是叩問制度？
不過，弗格森所列舉的六大武器也許過於強調製度，強調硬體，而忽視了精神與思想層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賓格勒、德芒容以及弗格森本人在內的對歐洲地位的憂思，對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構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極其強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國學者將歐洲精神歸納為批判精神，一部歐洲思想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懷疑、批判、創新再懷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藝復興之後，人文從上帝束縛中解脫，歐洲高揚批判大旗，社會標新立異。思想創新成為歐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進劑之一。直至今日，從精神自由、思想開新的角度，歐洲仍然充滿了活力。僅僅從衰落這一主題切入，歐洲文明史給我們展開的是代代不絕這種“唱衰”詠嘆。不必追溯至歐洲對羅馬帝國崩潰難以磨滅的文化記憶，僅從當代歐洲對社會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歐洲的這一強大文化脈動。
粗略說來，跨過上世紀90年代東西“冷戰”後的短暫歡欣之後，歐洲社會意義危機凸顯。對立的共產主義陣營驟然消失，以憲政民主、經濟自由為框架的西方社會突然失重。先有“歷史終結論”不脛而走，繼有“文明衝突論”後來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靂，給予贏得“冷戰”後自信的西方一記猛掌。2008年以來，受美國信貸危機的衝擊，歐洲經濟一蹶不振。危機使歐洲悲觀論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質疑和批判歐洲政治經濟制度乃至文化體系的行列。一時間，關於歐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機的聲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義環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樂會。這種所謂“唱衰”音樂會在歐洲深陷經濟困境的時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卻既非曇花一現的絢麗煙花，也非隨波逐流的應時之作。所謂“唱衰”，更多的是叩問，是批判，是質疑，尤其是對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叩問。
法國哲學家達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總結說：“9·11”事件可以被解讀為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政治基準——民主制度的全盤反抗；美國信貸危機不僅象徵著美國霸權衰落的開始，也意味著起源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敗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於海嘯引起的日本核電危機則預示著整個現代物質文明的根本發生動搖，人類不僅最終難以駕馭自然，甚至也無法控制自身的科學發明(5)。換句話說，起源於西方的現代文明體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受到全方位挑戰。筆者並不贊同將“9·11”事件看成是對民主的嚴峻挑戰的論點。“9·11”事件可以被看成外部世界對西方價值的攻擊，但從價值層面看，這一攻擊是失敗的。這一攻擊的手法殘酷野蠻，決定其無法傳播正面價值。不過，“9·11”事件的確強化了西方思想界對民主制度本身的質疑和叩問。
從現象上看，在政治層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國家主導地位減弱，傳統左右政黨之間的張力縮小，政黨輪替缺乏活力，選民看不到選舉的作用，社會動員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仇外排外情緒蔓延。伴隨這種結構性問題的則是利己主義的膨脹、私域對公域的蠶食、個體對公權力的不信任。
在社會層面，由於長期的繁榮與和平，民主國家的社會保障體制漸漸難以支撐越來越大的福利開支，貧富差距出現積重難返之勢。對環境破壞與能源枯竭的憂慮加上經濟危機的持續，使得民眾對無論是英美式的占有大量資源的市場主義和德法式的福利國家模式的信心均發生動搖。同時，網絡的迅速普及，不僅打破了社會原有的表達和參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機制無法滿足民眾對參政的新需求。
面對來自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挑戰，歐洲應該如何應對？對此，法蘭西學院教授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提出民主的雙重性的命題。所謂民主的雙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對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莊嚴承諾，一方面又具有一種總是不能完全達到目的的不可兌現性。換句話說，民主機制從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著一種內在緊張。羅桑瓦隆認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強調製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種制度安排，如三權分立、定期選舉、多黨執政等雖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體，但民主對公民的參與、議政，對社會層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會必須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強民主與公民的聯繫，動員公民的認同，將討論、議政、質疑、批判納入民主框架(6)。如果聯繫到今天歐盟架構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況，如何為民主尋求新的活力源是對當今歐洲社會的嚴峻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民主受到來自內部的廣泛質疑之時，伊斯蘭世界爆發了“阿拉伯之春”。從很大意義上，這一重大事件可以被看成是伊斯蘭文明內部對借宗教之名挑戰西方價值的恐怖主義的回擊。當今世界的演進令人目不暇接，歷史潮頭追波逐浪。深陷危機的民主正在積極尋找應對危機之計而不得要領之時，其對手卻已經先自放下了武器。
歐洲的衰落還是文明的共同挑戰？
承認歐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傳統和思想開新的活力，並非為了遮掩歐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歐洲衰落的內涵和衰落的緊迫性。如果說由於經濟增長乏力與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後來居上，使歐洲處於一種相對衰落的態勢的話，那麼歐洲還必須應對更為根本的制度衰落。上述政治動員力不足、民主代表性減弱、對於未來的信心危機等問題，即是難以以數字來計量的根本問題。上述法國哲學家達瓦洛所指的民主、資本主義與科學技術三個方面與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的六樣秘密武器的說法雖不同，但均提醒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源於歐洲的整套現代文明制度。而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於歐洲或者西方的狹隘的區域性制度。競爭、科學、民主武器曾經使西方在世界獨占鰲頭，但現在已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換句話說，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壟斷權，也成功地將制度困境轉嫁給了非西方國家。從現代文明制度角度，歐洲的危機也是普世的危機，歐洲的衰落也意味著人類文明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