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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鉤：如您所言，王安石變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與民爭利，也確實惡化了北宋的黨爭（仁宗朝也有黨爭，但這時候的黨爭是良性的），特別是士大夫階層的嚴重分化和對立，嚴重破壞了宋建立以來寬容的社會環境。但我不同意說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的衰亡。北宋覆滅，有很大的偶然性。
問：聽說王安石是個犟脾氣？他搞變法，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
吳鉤：王安石為了順利推進變法，1.大量起用投機小人，導致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嚴重被扭曲；2.聽不得反對意見，排斥台諫中的反對黨，破壞了權力制衡的權力構架。3.變法的步子邁得太大，導致朝中幾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反對王氏變法。
問：有人說，宋真宗的形象被低估了，尤其是在後來的戲曲作品中為了突出寇準的形象所以矮化了他。您覺得宋真宗是個什麼樣的皇帝？您最喜歡宋朝哪個皇帝？
吳鉤：宋真宗是宋朝第一個守成、文治的皇帝。太祖、太宗都有開國拓土之力，是一代雄主，而從真宗開始，宋朝進入庸常的常態治理。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基礎，基本上是在真宗朝完成的。
我最讚賞的宋朝皇帝是宋仁宗。其實不僅是宋代一朝，放在整個帝制歷史上，宋仁宗都是我最讚賞的君主。他是為人君者的典範。宋人評價仁宗：“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在宋朝的士大夫政治構架下，國家的治理主體是士大夫，不是皇帝，皇帝“百事不會”沒有關係，因為君主不必親決庶政；要緊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甚至不妨說，“百事不會”才是君主應有的美德。
順便說一下我最討厭的宋朝皇帝，那就是宋徽宗。《宋史》對他有一個評價，恰好跟宋人對仁宗的評價相反：“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一個皇帝什麼都會，什麼都要逞能，這很糟糕。可不，宋徽宗成了亡國之君了。
問：宋朝如何對付官員嫖娼？
吳鉤：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員是不允許召妓買醉的。宋朝青樓對所有的市民開放，只要您掏得出錢，但官員不可以涉足，官員自己也明白“身為見任，難以至妓館”，他們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發、彈劾，便可能受刑責或者丟了官職。宋神宗熙寧年間，兩浙路有三個官員，僅僅因為“赴妓樂筵席”，便遭黜責。當時乃王安石當政，王氏不愛女色，卻有點貪戀權勢，為厲行新法、打擊異議，他曾不只一次用“掃黃”的辦法來收拾政敵和異己，順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問：宋朝難道沒有文字獄麼？比如烏台詩案。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麼完美麼？
吳鉤：宋代有無文字獄？這得看我們對“文字獄”的定義。如果將“文字獄”定義為文字引出的刑獄，那宋代肯定有文字獄，如烏台詩案、江湖詩案。但如果將“文字獄”限定為統治者出於鉗制思想與言論之目的而對文人的鎮壓，則宋代的詩案還不能說是文字獄，因為這些詩案都不是出於要鉗制思想與言論，而是因為黨爭，一派藉故打壓另一派。
至於“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麼完美麼”這個提問非常奇怪，為什麼有這個問題呢？好像並沒有人說過宋朝的文官政治很完美啊。包括我這個宋粉，也沒有這麼說過。
問：有人說宋代皇帝離平民的距離比其他朝代更近，請問您怎麼看？
吳鉤：說“宋代皇帝離平民的距離比其他朝代更近”，這話我贊同。我舉個例子說明。
按歷代鹵簿儀仗制度，皇帝出行，儀式極為隆重、嚴肅，但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簡化了出行的儀仗與儀式，甚至出現“不成體統”的情況。北宋仁宗朝，“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傘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為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為常。”
如此簡陋的皇家儀仗，恐怕還不及後世一個縣長下鄉視察時之威風。圍觀皇帝的士庶，非但沒有跪伏、迴避，還跟隨在皇室扈從之後，“夾道馳走，喧呼不禁”。皇帝車駕經過的街路，“士民憑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問：宋代雖然也有太監，但有宋300年，太監之患沒有像前面的漢唐和後面的明朝那樣惡劣，請問何解？
吳鉤：宋代對宦官勢力的遏制遠比漢、唐、明三代嚴格而有效。宋人自認為本朝“宦寺供掃灑而已”，當然不夠實事求是，因為宋代宦官實際上是允許參與政務的，包括率軍作戰。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宋代確實沒有出現宦官竊權亂政的情況。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傳序》說得很清楚：“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祖宗之法嚴”代表了皇室對宦官的抑制態度，唐代宦官亂政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對內臣專權充滿警惕。宋室的防範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數量，如太祖強調宦官“自有定員”，不得超過50人；到宋哲宗時，宦官改為限額100人。宋代雖然有宦官率軍作戰，但都是臨時性差遣，並不能長期獨掌兵權（童貫是唯一的一個例外）。
問：聽說王安石是個犟脾氣？他搞變法，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
吳鉤：王安石為了順利推進變法，1.大量起用投機小人，導致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嚴重被扭曲；2.聽不得反對意見，排斥台諫中的反對黨，破壞了權力制衡的權力構架。3.變法的步子邁得太大，導致朝中幾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反對王氏變法。
問：有人說，宋真宗的形象被低估了，尤其是在後來的戲曲作品中為了突出寇準的形象所以矮化了他。您覺得宋真宗是個什麼樣的皇帝？您最喜歡宋朝哪個皇帝？
吳鉤：宋真宗是宋朝第一個守成、文治的皇帝。太祖、太宗都有開國拓土之力，是一代雄主，而從真宗開始，宋朝進入庸常的常態治理。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基礎，基本上是在真宗朝完成的。
我最讚賞的宋朝皇帝是宋仁宗。其實不僅是宋代一朝，放在整個帝制歷史上，宋仁宗都是我最讚賞的君主。他是為人君者的典範。宋人評價仁宗：“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在宋朝的士大夫政治構架下，國家的治理主體是士大夫，不是皇帝，皇帝“百事不會”沒有關係，因為君主不必親決庶政；要緊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甚至不妨說，“百事不會”才是君主應有的美德。
順便說一下我最討厭的宋朝皇帝，那就是宋徽宗。《宋史》對他有一個評價，恰好跟宋人對仁宗的評價相反：“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一個皇帝什麼都會，什麼都要逞能，這很糟糕。可不，宋徽宗成了亡國之君了。
問：宋朝如何對付官員嫖娼？
吳鉤：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員是不允許召妓買醉的。宋朝青樓對所有的市民開放，只要您掏得出錢，但官員不可以涉足，官員自己也明白“身為見任，難以至妓館”，他們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發、彈劾，便可能受刑責或者丟了官職。宋神宗熙寧年間，兩浙路有三個官員，僅僅因為“赴妓樂筵席”，便遭黜責。當時乃王安石當政，王氏不愛女色，卻有點貪戀權勢，為厲行新法、打擊異議，他曾不只一次用“掃黃”的辦法來收拾政敵和異己，順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問：宋朝難道沒有文字獄麼？比如烏台詩案。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麼完美麼？
吳鉤：宋代有無文字獄？這得看我們對“文字獄”的定義。如果將“文字獄”定義為文字引出的刑獄，那宋代肯定有文字獄，如烏台詩案、江湖詩案。但如果將“文字獄”限定為統治者出於鉗制思想與言論之目的而對文人的鎮壓，則宋代的詩案還不能說是文字獄，因為這些詩案都不是出於要鉗制思想與言論，而是因為黨爭，一派藉故打壓另一派。
至於“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麼完美麼”這個提問非常奇怪，為什麼有這個問題呢？好像並沒有人說過宋朝的文官政治很完美啊。包括我這個宋粉，也沒有這麼說過。
問：有人說宋代皇帝離平民的距離比其他朝代更近，請問您怎麼看？
吳鉤：說“宋代皇帝離平民的距離比其他朝代更近”，這話我贊同。我舉個例子說明。
按歷代鹵簿儀仗制度，皇帝出行，儀式極為隆重、嚴肅，但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簡化了出行的儀仗與儀式，甚至出現“不成體統”的情況。北宋仁宗朝，“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傘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為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為常。”
如此簡陋的皇家儀仗，恐怕還不及後世一個縣長下鄉視察時之威風。圍觀皇帝的士庶，非但沒有跪伏、迴避，還跟隨在皇室扈從之後，“夾道馳走，喧呼不禁”。皇帝車駕經過的街路，“士民憑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問：宋代雖然也有太監，但有宋300年，太監之患沒有像前面的漢唐和後面的明朝那樣惡劣，請問何解？
吳鉤：宋代對宦官勢力的遏制遠比漢、唐、明三代嚴格而有效。宋人自認為本朝“宦寺供掃灑而已”，當然不夠實事求是，因為宋代宦官實際上是允許參與政務的，包括率軍作戰。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宋代確實沒有出現宦官竊權亂政的情況。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傳序》說得很清楚：“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祖宗之法嚴”代表了皇室對宦官的抑制態度，唐代宦官亂政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對內臣專權充滿警惕。宋室的防範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數量，如太祖強調宦官“自有定員”，不得超過50人；到宋哲宗時，宦官改為限額100人。宋代雖然有宦官率軍作戰，但都是臨時性差遣，並不能長期獨掌兵權（童貫是唯一的一個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