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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宦官集團更重要的掣肘力量來自以宰相為首的政府，即所謂“宰相之權重”。宋代採用“以外統內”的治理框架，外廷宰相領導的文官集團有權過問內廷事務，包括參議宦官之任用、升遷。而內廷則不許干預外廷國政，用宋人呂中的話來說，“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內庭之請謁，在外可得而知之也。”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宋仁宗時，有個叫作楊懷敏的宦官因有過失，被罷免了“入內副都知”的職務，但皇帝大概比較寵信他吧，準備下旨讓楊懷敏官復原職，但是皇帝的意見（當時稱為“詞頭”）卻被政事堂（宰相機構）下面的知制誥駁回了。知制誥告訴仁宗皇帝：根據本朝制度，被免職的副都知，是不可以官復原職的，所以臣不敢草擬這道詔書，封還詞頭。
問：感覺宋朝的宰相都好牛，也不怎麼給官家面子，是因為宋朝獨特的繼承制度嗎，就是太祖和太宗血脈交替繼位，您怎麼看？
吳鉤：宋朝的宰相牛，我覺得是因為宋朝士大夫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自覺與抱負，同時宋代又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識與格局。
問：有觀點認為，宋代士人的地位空前提高，甚至到了可以與君主共治天下的地步，但也有觀點認為宋代一系列制度使得權力進一步集中，皇權得以更加強化。您如何評價這兩種看法？
吳鉤：我當然更認同前一個看法。雖然“共治”一說早已有之，如漢宣帝自謂“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唐太宗也曾對群臣說：“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但漢唐皇帝所說的“共治”（共理），只是將士大夫當成輔政之工具，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得以以政治主體身份，當仁不讓地要求與君主“共治天下”。
問：為何以士大夫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在宋朝能與皇權形成均勢平衡的局面？
吳鉤：簡單點說，我認為，1.宋代士大夫群體自身力量的成長，士大夫群體以天下為己任意識的養成。2.宋朝皇帝本身的文明與克制。3.宋朝形成了一套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各有職守不可相侵的制度。
問：綜合來講宋是中華文明的巔峰時期，同意這個觀點嗎？
吳鉤：同意。王國維先生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問：宋朝的經濟科技文化都是華夏歷史上的巔峰，可是後世中國人都以漢唐為傲。請問這是何故，謝謝！
吳鉤：我也有同樣的疑問，一直以來，“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宋史學家張邦煒先生語）。反觀海外的漢學界，他們評價最高的卻是宋代中國，美國多所高校採用的歷史教材《中國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內容宣稱“中國最偉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這種截然相反的評價非常有意思。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覺得中國人看待中國歷史，往往擺脫不了對國運的關注，因而影響情感的取捨，更看重國家的強盛。而海外學者則能夠保持超然的心態去評估一個王朝的文明表現。正是從文明的角度，他們發現了宋朝的諸多了不起的成就。
問：有人說你是宋吹，認為你把傳統社會理想化了，你怎麼看？宋朝真的比西方社會更美好麼？哪怕是某些方面。
吳鉤：我對傳統社會的講述是不是有美化，歡迎據（史）實反駁。我不覺得我理想了傳統社會，很可能是這麼說的人在頭腦中預設了妖魔化傳統的立場。至於宋朝是不是比西方社會更美好，這得看是什麼時候的西方。如果拿一千年前的宋朝跟今天的西方社會相比，你覺得公平嗎？而如果是跟同時期的西方比，宋朝時候，整個西方還處於黑暗的中世紀中，毫無疑問，其文明程度遠遠比不上東方的宋朝。
三、從數目字看宋代中國的成就
【政府歲入】
兩宋的財政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貫）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貫）——這個數目並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6000萬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
作為對比，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兩（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只有四五十萬兩）。
【財稅結構】
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
作為對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占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銀（農業稅）占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
問：感覺宋朝的宰相都好牛，也不怎麼給官家面子，是因為宋朝獨特的繼承制度嗎，就是太祖和太宗血脈交替繼位，您怎麼看？
吳鉤：宋朝的宰相牛，我覺得是因為宋朝士大夫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自覺與抱負，同時宋代又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識與格局。
問：有觀點認為，宋代士人的地位空前提高，甚至到了可以與君主共治天下的地步，但也有觀點認為宋代一系列制度使得權力進一步集中，皇權得以更加強化。您如何評價這兩種看法？
吳鉤：我當然更認同前一個看法。雖然“共治”一說早已有之，如漢宣帝自謂“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唐太宗也曾對群臣說：“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但漢唐皇帝所說的“共治”（共理），只是將士大夫當成輔政之工具，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得以以政治主體身份，當仁不讓地要求與君主“共治天下”。
問：為何以士大夫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在宋朝能與皇權形成均勢平衡的局面？
吳鉤：簡單點說，我認為，1.宋代士大夫群體自身力量的成長，士大夫群體以天下為己任意識的養成。2.宋朝皇帝本身的文明與克制。3.宋朝形成了一套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各有職守不可相侵的制度。
問：綜合來講宋是中華文明的巔峰時期，同意這個觀點嗎？
吳鉤：同意。王國維先生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問：宋朝的經濟科技文化都是華夏歷史上的巔峰，可是後世中國人都以漢唐為傲。請問這是何故，謝謝！
吳鉤：我也有同樣的疑問，一直以來，“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宋史學家張邦煒先生語）。反觀海外的漢學界，他們評價最高的卻是宋代中國，美國多所高校採用的歷史教材《中國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內容宣稱“中國最偉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這種截然相反的評價非常有意思。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覺得中國人看待中國歷史，往往擺脫不了對國運的關注，因而影響情感的取捨，更看重國家的強盛。而海外學者則能夠保持超然的心態去評估一個王朝的文明表現。正是從文明的角度，他們發現了宋朝的諸多了不起的成就。
問：有人說你是宋吹，認為你把傳統社會理想化了，你怎麼看？宋朝真的比西方社會更美好麼？哪怕是某些方面。
吳鉤：我對傳統社會的講述是不是有美化，歡迎據（史）實反駁。我不覺得我理想了傳統社會，很可能是這麼說的人在頭腦中預設了妖魔化傳統的立場。至於宋朝是不是比西方社會更美好，這得看是什麼時候的西方。如果拿一千年前的宋朝跟今天的西方社會相比，你覺得公平嗎？而如果是跟同時期的西方比，宋朝時候，整個西方還處於黑暗的中世紀中，毫無疑問，其文明程度遠遠比不上東方的宋朝。
三、從數目字看宋代中國的成就
【政府歲入】
兩宋的財政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貫）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貫）——這個數目並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6000萬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
作為對比，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兩（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只有四五十萬兩）。
【財稅結構】
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
作為對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占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銀（農業稅）占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