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慚德與大功
太宗趙炅一生，有“慚德”四：
太祖開寶年號當年未盡，著急改元，是一；
趙廷美大案無可奈何中的處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趙德昭，是三；
沒有為太祖皇后送葬成禮，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鎮種種苗頭或可能性，沒有讓立國幾十年的大宋帝國回到亂世，確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權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漢，收復清源、吳越，獲取中原儘可能遼闊的活動空間，是第二大功。
至於與契丹和戰二十年，有勝有負，算不得大敗。高梁河、岐溝關兩場戰役失利，最後失去了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雄心，但總算守住關南之地。從戰略意圖而言，雙方算打一個平手。但在戰爭中，開始令帝國精英有了“戰爭與和平”的思考，這樣，就讓中國（大宋與契丹）在純粹的叢林角力狀態，有了理性展開。從人類戰爭史考察，太宗朝與契丹的和戰，為地緣政治提供了至為珍貴的人類智慧，那是通往“澶淵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鋪墊。中國人在政治實踐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長的展開，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對人類福祉而言，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故與契丹戰和功過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舉、編修大書、獎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為卓著。這是萬世不朽之文化基業。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這一切之上，太宗對中國文明最了不起的貢獻是他恪守了太祖訂立的種種制度，堅守“仍舊貫”之保守主義理念，以《誓碑》為“祖宗家法”大憲章，延續了大宋帝國的光榮。越是理解中唐以迄於五代的亂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榮。他們在軍政方向上，為中原在地緣管轄方向上的統一，以及在聖賢理念照臨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性貢獻。
這應該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與太祖一樣，太宗也是大宋帝國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認太祖趙匡胤的《誓碑》，並將其接續下來，成為帝國最為重要的一種政治程序。如蕭規曹隨一般，趙炅的率由舊章，事實上成就了趙匡胤《誓碑》的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踐祚第二天，詔書說到“五條意見”的最後一條：“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這裡的“紀律”，就意味著他對《誓碑》的肯認。我甚至有理由猜測：公元976年，農曆冬十月癸丑，那一個大雪的深夜，趙家老二、老三，這兩個皇上在宮中密談的內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這是理解“金匱之盟”暨“兄終弟及”之後，大宋政策連續性的線索之一。
太祖一朝，沒有一個因為“上書言事”而被殺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個近似的案例，鮮少為人提及。
太平興國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張兩光，考進士殿試不合格，落第，於是“縱酒大罵”，熱鬧的街衢中，圍觀者很多。他越罵越不像話，逐漸開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責罵。被巡官發現，抓捕，匯報到朝廷。史稱“上怒”，結果張兩光被殺。
《誓碑》規定的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個張兩光如此開罵，已經不是“士大夫”，而是“癲狂文人”“犯法文人”。這樣的“文人”與“士大夫”不是一個概念。《誓碑》從法制上保障言論自由，並沒有包括犯法自由。張兩光不是“上書言事”，而是“犯法”。至於他所犯之法，是否當斬，是另外一個問題，與《誓碑》無關，因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985），科舉考試，已經錄取進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說：“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沒有錄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於是下令複試，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個叫洪湛的人，史稱“文采遒力”，文章寫得漂亮、遒勁，特升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988），禮部錄取二十八人，有一進士葉齊打鼓，認為不公，於是再試，又得到三十一人。諸科因此而得到官職的人達到七百人。史稱“一時待士可謂至矣”，一時間對待士大夫可謂很優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備之人。因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會為害地方，做朝官就會為害社稷。這是太宗趙炅不願意看到的。張兩光沒有被錄取，就大罵，違背了公序良俗，已經有失士子體統，又“言涉指斥”，更是違反當時的刑律規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應該令太宗失望。一時施出辣手。張兩光罪不當誅，是事實。
因此，這件事還不足以證明太宗違反《誓碑》的約定。
由於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憲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為有道義有格局的一代賢君。
《宋史》蓋棺定論
太祖《誓碑》有兩個版本，都值得重溫：
第一個版本：
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太宗趙炅一生，有“慚德”四：
太祖開寶年號當年未盡，著急改元，是一；
趙廷美大案無可奈何中的處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趙德昭，是三；
沒有為太祖皇后送葬成禮，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鎮種種苗頭或可能性，沒有讓立國幾十年的大宋帝國回到亂世，確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權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漢，收復清源、吳越，獲取中原儘可能遼闊的活動空間，是第二大功。
至於與契丹和戰二十年，有勝有負，算不得大敗。高梁河、岐溝關兩場戰役失利，最後失去了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雄心，但總算守住關南之地。從戰略意圖而言，雙方算打一個平手。但在戰爭中，開始令帝國精英有了“戰爭與和平”的思考，這樣，就讓中國（大宋與契丹）在純粹的叢林角力狀態，有了理性展開。從人類戰爭史考察，太宗朝與契丹的和戰，為地緣政治提供了至為珍貴的人類智慧，那是通往“澶淵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鋪墊。中國人在政治實踐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長的展開，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對人類福祉而言，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故與契丹戰和功過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舉、編修大書、獎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為卓著。這是萬世不朽之文化基業。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這一切之上，太宗對中國文明最了不起的貢獻是他恪守了太祖訂立的種種制度，堅守“仍舊貫”之保守主義理念，以《誓碑》為“祖宗家法”大憲章，延續了大宋帝國的光榮。越是理解中唐以迄於五代的亂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榮。他們在軍政方向上，為中原在地緣管轄方向上的統一，以及在聖賢理念照臨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性貢獻。
這應該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與太祖一樣，太宗也是大宋帝國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認太祖趙匡胤的《誓碑》，並將其接續下來，成為帝國最為重要的一種政治程序。如蕭規曹隨一般，趙炅的率由舊章，事實上成就了趙匡胤《誓碑》的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踐祚第二天，詔書說到“五條意見”的最後一條：“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這裡的“紀律”，就意味著他對《誓碑》的肯認。我甚至有理由猜測：公元976年，農曆冬十月癸丑，那一個大雪的深夜，趙家老二、老三，這兩個皇上在宮中密談的內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這是理解“金匱之盟”暨“兄終弟及”之後，大宋政策連續性的線索之一。
太祖一朝，沒有一個因為“上書言事”而被殺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個近似的案例，鮮少為人提及。
太平興國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張兩光，考進士殿試不合格，落第，於是“縱酒大罵”，熱鬧的街衢中，圍觀者很多。他越罵越不像話，逐漸開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責罵。被巡官發現，抓捕，匯報到朝廷。史稱“上怒”，結果張兩光被殺。
《誓碑》規定的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個張兩光如此開罵，已經不是“士大夫”，而是“癲狂文人”“犯法文人”。這樣的“文人”與“士大夫”不是一個概念。《誓碑》從法制上保障言論自由，並沒有包括犯法自由。張兩光不是“上書言事”，而是“犯法”。至於他所犯之法，是否當斬，是另外一個問題，與《誓碑》無關，因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985），科舉考試，已經錄取進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說：“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沒有錄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於是下令複試，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個叫洪湛的人，史稱“文采遒力”，文章寫得漂亮、遒勁，特升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988），禮部錄取二十八人，有一進士葉齊打鼓，認為不公，於是再試，又得到三十一人。諸科因此而得到官職的人達到七百人。史稱“一時待士可謂至矣”，一時間對待士大夫可謂很優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備之人。因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會為害地方，做朝官就會為害社稷。這是太宗趙炅不願意看到的。張兩光沒有被錄取，就大罵，違背了公序良俗，已經有失士子體統，又“言涉指斥”，更是違反當時的刑律規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應該令太宗失望。一時施出辣手。張兩光罪不當誅，是事實。
因此，這件事還不足以證明太宗違反《誓碑》的約定。
由於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憲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為有道義有格局的一代賢君。
《宋史》蓋棺定論
太祖《誓碑》有兩個版本，都值得重溫：
第一個版本：
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