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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新政權竭盡全力地將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並為廢黜老國王的行為作辯解，但王室始終沒有從理查二世被廢的傷痛中痊癒。愛德華二世是被自己無可爭議的繼承人取代的，而理查二世的情況不同，攫取他王位的是一個自稱擁有王室血統的貴族，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是單方面地搶奪王位的。從父系血統來看，亨利四世或許是最優先的王位繼承人，但若考慮母系，埃德蒙·莫蒂默的繼承權或許比他更優先，因為埃德蒙·莫蒂默是安特衛普的萊昂內爾的女兒——阿爾斯特女伯爵菲利帕的孫子。愛德華三世是被廢國王的兒子，而亨利四世不是。他只是理查二世好幾個堂表兄弟中的一個，大家都是王室宗親，都有繼承權。亨利四世的篡位等於是跨過了盧比孔河，再也不能回頭。15世紀中葉爆發的戰爭（今天被稱為玫瑰戰爭），起初是一場事關政治的戰爭，但由於亨利四世篡位而引發的問題始終懸而未決，很快演變成了金雀花王朝的繼承戰爭，直到亨利七世登基，才終於塵埃落定，而亨利七世簡直算不上金雀花王族的人（亨利七世登基之後，企圖利用大量的浮華排場證明自己擁有愛德華三世的血脈，以將自己的篡位合法化，他和他的兒子亨利八世後來殺害和剷除了英格蘭貴族中每一個有金雀花王族血統的人）。理查二世的被廢標誌著這個悲慘故事的開端。
在某些意義上，亨利四世的登基將英格蘭王政倒退回了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時代。自12世紀50年代亨利二世排擠了史蒂芬的兒子尤斯塔斯，成為英格蘭王位繼承人以來，王室法統的傳承還從來沒有如此明顯地將血緣關係和選舉原則及爭權奪利的殘酷的政治現實結合起來。此後再也沒有一個王朝能夠像金雀花王朝在1189～1377年那樣，如此穩定而輕鬆地傳承大統。
當然，理查二世的被廢並沒有將時光逆轉到諾曼時代。金雀花王朝遺產的影響極其深遠，到1400年，英格蘭已經不再是12世紀中葉的那個盎格魯—諾曼王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國王這個位置已經被完全翻新了。到1400年，國王不再僅是國內最有權勢的人，擁有司法裁判、收取封建貢金和代表全國開戰的特權，而且是一個保有職位的人。然而，國王雖然有極大權力，但也有極大的責任，受到複雜的憲法契約的約束（這種契約將國王與各階層聯繫起來）。諾曼時代的國王們（以及他們之前的撒克遜諸王）有時會授予臣民有限的、極其含糊的自由特許狀，並根據習慣法來統治，但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出現了極其複雜和精細的政治哲學，向全國人民闡釋了國王的義務，也向國王闡釋了國民的義務，還發展出了一大批普通法和法令，藉以治理國家。國王仍然是國內普遍權威的來源，但他的權力支撐著司法與立法的複雜體制。
雖然統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但國王的行動和個人意志仍然起到極大的作用。國王們的個性，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妻子、兄弟、兒女和堂表兄弟——的個性，極大地塑造了他們的統治和他們的世界。在這層意義上，政治在根本上仍然是無法預測和不穩定的。但是，如今王權與國王本人已經是迥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君主統治的制度和哲學與國王本人之間的區分比以往歷朝歷代都更明顯。金雀花王朝的每一位國王都比前一位國王受到政治體制更多的影響，這種體制將廣泛的國民吸納進了政府當中。議會包括各郡平民的代表，而不僅限於大貴族和教會權貴。議會保留著批准徵稅的權力，以此換取國王聽取他們的申訴、為他們主持公道。國民可以審視政府，可以彈劾不稱職的大臣，最終連國王也可能被廢黜。即便是金雀花王朝晚期最精明強幹和最成功的國王——愛德華一世和愛德華三世——也在1297年、1341年和1376年經歷過不舒服的時刻。在接下來的15世紀裡，議會和戰場都將成為政治動盪的論壇。
除了議會之外，金雀花王朝還賦予英格蘭一個複雜而根基很深的制度，即王國政府直接參與地方事務。政府工作不再僅僅是侍奉國王的教士、文書和主宰各自領地的大權貴的專利。政務由威斯敏斯特的一群訓練有素的職業官吏和各郡的世俗官吏執行，這些人來自平民，但代表王室工作。法官、律師、文書、會計、郡長、執行吏、王室私產管理官和充公產業管理官都來自中層階級，他們這種出身的人現在可以從軍，也可以當官。在諾曼時期，參政議政的人只包括少數地位最高的主教和諸侯，而現在甚至擴大到了富裕農民。這些農民就像1381年的起義者那樣，感到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參與王國政府，並有權以非常高端的方式（高端到令人意外）表達自己的不滿。在13世紀，《大憲章》不斷得到重新頒布，其文本被釘在幾乎每一座教堂的大門上。《大憲章》的精神已經深深滲透到所有階層和背景的人們的意識中。1450年，傑克·凱德揭竿而起反對亨利六世，當時的英格蘭下層階級顯然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英格蘭政體中的地位。諾曼王朝治下的英格蘭比一個殖民地強不了多少，統治者高高在上，從遙遠的地方遙控英格蘭。而金雀花王朝的英格蘭已經成為歐洲最有影響力和最成熟的王國之一。
王權的象徵也經歷了演化。現在英格蘭有了兩位全國性的聖徒：懺悔者聖愛德華和聖喬治。他們代表著金雀花王朝的兩副面孔：虔誠的神聖受膏君主和得到上帝佑助的戰士。早期的英格蘭聖徒，如殉道者聖愛德華和聖埃德蒙，現在大多已經被遺忘了，而懺悔者聖愛德華和聖喬治則被巧妙地編織進英格蘭歷史的敘述，成為雄偉建築的裝飾，以及王權的象徵圖像。這兩位聖徒仍然繼續對英格蘭人的想像施加極大的影響。尤其是聖喬治成了英格蘭軍事榮耀的象徵。莎士比亞在《亨利五世》中追憶這位賢君的統治及百年戰爭中英格蘭命運的最輝煌時刻時寫道：“吶喊吧，上帝保佑哈里、英格蘭和聖喬治！”愛德華三世鼓勵對聖喬治的崇拜，並設立嘉德勛位，給這種崇拜賦予具體的形式。聖喬治成為國民想像的一部分，永垂不朽。
在某些意義上，亨利四世的登基將英格蘭王政倒退回了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時代。自12世紀50年代亨利二世排擠了史蒂芬的兒子尤斯塔斯，成為英格蘭王位繼承人以來，王室法統的傳承還從來沒有如此明顯地將血緣關係和選舉原則及爭權奪利的殘酷的政治現實結合起來。此後再也沒有一個王朝能夠像金雀花王朝在1189～1377年那樣，如此穩定而輕鬆地傳承大統。
當然，理查二世的被廢並沒有將時光逆轉到諾曼時代。金雀花王朝遺產的影響極其深遠，到1400年，英格蘭已經不再是12世紀中葉的那個盎格魯—諾曼王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國王這個位置已經被完全翻新了。到1400年，國王不再僅是國內最有權勢的人，擁有司法裁判、收取封建貢金和代表全國開戰的特權，而且是一個保有職位的人。然而，國王雖然有極大權力，但也有極大的責任，受到複雜的憲法契約的約束（這種契約將國王與各階層聯繫起來）。諾曼時代的國王們（以及他們之前的撒克遜諸王）有時會授予臣民有限的、極其含糊的自由特許狀，並根據習慣法來統治，但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出現了極其複雜和精細的政治哲學，向全國人民闡釋了國王的義務，也向國王闡釋了國民的義務，還發展出了一大批普通法和法令，藉以治理國家。國王仍然是國內普遍權威的來源，但他的權力支撐著司法與立法的複雜體制。
雖然統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但國王的行動和個人意志仍然起到極大的作用。國王們的個性，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妻子、兄弟、兒女和堂表兄弟——的個性，極大地塑造了他們的統治和他們的世界。在這層意義上，政治在根本上仍然是無法預測和不穩定的。但是，如今王權與國王本人已經是迥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君主統治的制度和哲學與國王本人之間的區分比以往歷朝歷代都更明顯。金雀花王朝的每一位國王都比前一位國王受到政治體制更多的影響，這種體制將廣泛的國民吸納進了政府當中。議會包括各郡平民的代表，而不僅限於大貴族和教會權貴。議會保留著批准徵稅的權力，以此換取國王聽取他們的申訴、為他們主持公道。國民可以審視政府，可以彈劾不稱職的大臣，最終連國王也可能被廢黜。即便是金雀花王朝晚期最精明強幹和最成功的國王——愛德華一世和愛德華三世——也在1297年、1341年和1376年經歷過不舒服的時刻。在接下來的15世紀裡，議會和戰場都將成為政治動盪的論壇。
除了議會之外，金雀花王朝還賦予英格蘭一個複雜而根基很深的制度，即王國政府直接參與地方事務。政府工作不再僅僅是侍奉國王的教士、文書和主宰各自領地的大權貴的專利。政務由威斯敏斯特的一群訓練有素的職業官吏和各郡的世俗官吏執行，這些人來自平民，但代表王室工作。法官、律師、文書、會計、郡長、執行吏、王室私產管理官和充公產業管理官都來自中層階級，他們這種出身的人現在可以從軍，也可以當官。在諾曼時期，參政議政的人只包括少數地位最高的主教和諸侯，而現在甚至擴大到了富裕農民。這些農民就像1381年的起義者那樣，感到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參與王國政府，並有權以非常高端的方式（高端到令人意外）表達自己的不滿。在13世紀，《大憲章》不斷得到重新頒布，其文本被釘在幾乎每一座教堂的大門上。《大憲章》的精神已經深深滲透到所有階層和背景的人們的意識中。1450年，傑克·凱德揭竿而起反對亨利六世，當時的英格蘭下層階級顯然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英格蘭政體中的地位。諾曼王朝治下的英格蘭比一個殖民地強不了多少，統治者高高在上，從遙遠的地方遙控英格蘭。而金雀花王朝的英格蘭已經成為歐洲最有影響力和最成熟的王國之一。
王權的象徵也經歷了演化。現在英格蘭有了兩位全國性的聖徒：懺悔者聖愛德華和聖喬治。他們代表著金雀花王朝的兩副面孔：虔誠的神聖受膏君主和得到上帝佑助的戰士。早期的英格蘭聖徒，如殉道者聖愛德華和聖埃德蒙，現在大多已經被遺忘了，而懺悔者聖愛德華和聖喬治則被巧妙地編織進英格蘭歷史的敘述，成為雄偉建築的裝飾，以及王權的象徵圖像。這兩位聖徒仍然繼續對英格蘭人的想像施加極大的影響。尤其是聖喬治成了英格蘭軍事榮耀的象徵。莎士比亞在《亨利五世》中追憶這位賢君的統治及百年戰爭中英格蘭命運的最輝煌時刻時寫道：“吶喊吧，上帝保佑哈里、英格蘭和聖喬治！”愛德華三世鼓勵對聖喬治的崇拜，並設立嘉德勛位，給這種崇拜賦予具體的形式。聖喬治成為國民想像的一部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