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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藝術領域，如傳統的建築則注重對稱、平衡、統一的布局，強調平面 構造的完整和向平面發展，以寬廣為特徵，其大眾建築——四合院，就是典 型。 當代學者蒙培元指出：傳統思維中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不是自然機 械論或因果論，而是有機生成論和目的論 （並非西方那樣的神學目的論）， 即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架自動機，而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個互相對應 的有機整體。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 體結構中，二者具有同構性，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在傳 統思維中，儒道兩家都主張 “天人合一”，道家傾向於把人自然化，儒家傾 向於把自然人化，但他們都認為，人和自然界是一氣相通、一理相通的。老 子的 “四大”，《易傳》的“三才之道”，是這種整體思維的早期表現。而 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為框架的天人感應論，則提出了更加系統更加完備的整體 模式，對後來的理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理學家的宇宙模式和 “天人一理”， “天人一氣”的“天地萬物一體說”，正是這種整體性思維的進一步發展。 但這種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整體思維，並不是以認識自然為目的，而是以 實現真善美合一的整體境界為最終目的，例如，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中，自 然的山水、真實的人物等真實形象並不是表現的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一個 符號，重要的是它所表現、象徵的 “道”。 息息相通的 “萬物一體”論，也是中國古代整體觀中最具特色的。萬物 何以成為一體？這並不是由於某種純粹形式或相對萬物的組織化、形式化， 而是因這宇宙萬物無不以天道、天理為最高本體，無不稟受天道天理而息息 相通。天道、天理統攝萬物，主宰化生。它又是萬物自身之性，存在於萬物 之中。 “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朱熹）。因此，宇宙萬物之間， 人與萬物之間，不存在絕對界限，而是相互映現，相互感應、相互貫通，相 互聯繫成為一體。整體體現部分，部分映現整體、包含整體，部分即是整體。 人與草木瓦石的區別，不在於形體或具體屬性的不同，而在於人應該並能夠 自覺體認天道、效天法地，從而具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達到與天地 萬物一體的境界。 與西方古代、近代哲人不同的是，中國古代偏重於從相互關聯的角度對 整體關係的理解，這更接近系統論式的思維方法。這種古樸整體性系統思維 不僅使中國古代在社會政治、倫理、美學等方面發展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理論， 而且在社會管理、農業生產、軍事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尤其是中醫藥學的成就更令人矚目。但由於它否定了具體事物的獨立實體地 位，忽視了對質料結構、能量轉換和具體屬性的切實研究，分析方法的發育 極不充分，這種整體性系統思維就不可能超出古樸的渾沌整體性的界限，不 能發展成為真正的科學的系統論思維方式。 二、直覺性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有明顯的直覺色彩。直覺是一個近代的名詞，在古代 稱之為 “玄覽”或“體”（“體認”、“體會”之體）。中國古代哲學家在 認識事物、分析現象、建構體系時，往往從日常生活的經驗出發，憑直覺辦 事。傳統的 “盡心、知性、知天”的認識途徑，是通過對內心世界的自我反 省、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證悟人之善性，在主體的精神領域內完成天人合 一的任務。宋儒對 “一旦豁然貫通”的追求和體認，就是一種典型的直覺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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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性思維的特點是整體性、直接性、非邏輯性、非時間性和自發性。 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斷推理為特點的邏輯思維，而是靠靈感，即直覺和頓 悟把握事物的非邏輯思維。這當然不是說，它不運用邏輯思維，而是說，它 不是自覺地或有意識地運用邏輯思維，而是把直覺作為認識本質、本體的主 要方式。 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覺思維的問題。 “道”無形無名，玄之又玄，是不能 用名言、概念所認識的，只能靠直觀或體悟。莊子的 “心齋”、“坐忘”， 就是提倡 “唯道集虛”、“同於大通”的超理性直覺。道家的反邏輯主義是 明顯的。儒家雖然提倡 “學思”、“慎思”、“類推”、“思通”，在一定 程度上運用了邏輯思維，但其“一以貫之”、“下學而上達”、“反身而試”， 也有直覺思維的成分。 禪宗吸收了莊子和玄學的方法，並與佛性本體論相結合，提出 “不立文 字”、 “直指人心”的頓悟法，把直覺思維發展到了極點。它強調霎那間的 非邏輯的直接解悟，主張排除一切思慮和語言，取消一切概念性認識，以 “無 念為宗”、無思為思，在超時空非邏輯的精神狀態下實現超越，進入本體境 界。 理學家以 “太極”為本體，包含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不管這個本體 被說成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實際上都是先驗的。對這個本體的認識，也是 通過直覺頓悟實現的。理學家的“格物致知”、“即物窮理”，都很強調“思” 的作用，但最後都要經過頓悟這個環節，才能完成心理合一、天理合一的整 體認識。 總之，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求簡捷而少推理，靠靈感而非邏輯，重直覺 而輕論證，這種直覺性思維是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大特點。它的長處是以經驗 為參照，從總體上把握對象，有時能體驗、證悟出邏輯思維所不能揭示的意 境。缺點是不夠嚴密，對對象的認識含糊而不明晰，其結論具有很大的或然 性，其整體上也有一定的神秘性。 三、意向性 道家的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儒家的人“與天地參”以及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等，都是從主體自身出發而又回到 主體自身的意向性思維。它不是把自然界對象化而是把自然界人化或把人自 然化，不是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進行反思，而是在經驗直觀的基礎上直接反 回到自身。其思維定勢是認識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了自我，便 實現了 “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傳統思維中，儒家把社會倫理內在化，說成先驗的道德人性。道家重視 自然，但主張在自我體驗、直覺中實現“天人合一”。理學實現了儒道合一， 把倫理道德超越化，變成了自然本體。他們都主張自我認識、自我直覺、自 我超越，通過意向性思維， “創造”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實際上都和情感 體驗分不開。傳統思維的特點，是把認識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處 在合一未分化的狀態。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這裡所謂情感，主要是從主體需要、態度和評價而言的。以儒家為代表 的傳統思維，一貫很重視喜怒哀樂 （如所謂“七情”）等情感需要，並由此 產生好惡等情感態度，進而產生善惡、美醜等等評價。這些也就影響了思維 的整個進程和方向，使之變成了主體意向性活動。這種基於情感需要而形成 的意向性思維，所要解決的是價值選擇問題而不是真假問題，是意義問題而
向；在藝術領域，如傳統的建築則注重對稱、平衡、統一的布局，強調平面 構造的完整和向平面發展，以寬廣為特徵，其大眾建築——四合院，就是典 型。 當代學者蒙培元指出：傳統思維中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不是自然機 械論或因果論，而是有機生成論和目的論 （並非西方那樣的神學目的論）， 即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架自動機，而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個互相對應 的有機整體。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 體結構中，二者具有同構性，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在傳 統思維中，儒道兩家都主張 “天人合一”，道家傾向於把人自然化，儒家傾 向於把自然人化，但他們都認為，人和自然界是一氣相通、一理相通的。老 子的 “四大”，《易傳》的“三才之道”，是這種整體思維的早期表現。而 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為框架的天人感應論，則提出了更加系統更加完備的整體 模式，對後來的理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理學家的宇宙模式和 “天人一理”， “天人一氣”的“天地萬物一體說”，正是這種整體性思維的進一步發展。 但這種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整體思維，並不是以認識自然為目的，而是以 實現真善美合一的整體境界為最終目的，例如，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中，自 然的山水、真實的人物等真實形象並不是表現的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一個 符號，重要的是它所表現、象徵的 “道”。 息息相通的 “萬物一體”論，也是中國古代整體觀中最具特色的。萬物 何以成為一體？這並不是由於某種純粹形式或相對萬物的組織化、形式化， 而是因這宇宙萬物無不以天道、天理為最高本體，無不稟受天道天理而息息 相通。天道、天理統攝萬物，主宰化生。它又是萬物自身之性，存在於萬物 之中。 “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朱熹）。因此，宇宙萬物之間， 人與萬物之間，不存在絕對界限，而是相互映現，相互感應、相互貫通，相 互聯繫成為一體。整體體現部分，部分映現整體、包含整體，部分即是整體。 人與草木瓦石的區別，不在於形體或具體屬性的不同，而在於人應該並能夠 自覺體認天道、效天法地，從而具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達到與天地 萬物一體的境界。 與西方古代、近代哲人不同的是，中國古代偏重於從相互關聯的角度對 整體關係的理解，這更接近系統論式的思維方法。這種古樸整體性系統思維 不僅使中國古代在社會政治、倫理、美學等方面發展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理論， 而且在社會管理、農業生產、軍事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尤其是中醫藥學的成就更令人矚目。但由於它否定了具體事物的獨立實體地 位，忽視了對質料結構、能量轉換和具體屬性的切實研究，分析方法的發育 極不充分，這種整體性系統思維就不可能超出古樸的渾沌整體性的界限，不 能發展成為真正的科學的系統論思維方式。 二、直覺性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有明顯的直覺色彩。直覺是一個近代的名詞，在古代 稱之為 “玄覽”或“體”（“體認”、“體會”之體）。中國古代哲學家在 認識事物、分析現象、建構體系時，往往從日常生活的經驗出發，憑直覺辦 事。傳統的 “盡心、知性、知天”的認識途徑，是通過對內心世界的自我反 省、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證悟人之善性，在主體的精神領域內完成天人合 一的任務。宋儒對 “一旦豁然貫通”的追求和體認，就是一種典型的直覺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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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性思維的特點是整體性、直接性、非邏輯性、非時間性和自發性。 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斷推理為特點的邏輯思維，而是靠靈感，即直覺和頓 悟把握事物的非邏輯思維。這當然不是說，它不運用邏輯思維，而是說，它 不是自覺地或有意識地運用邏輯思維，而是把直覺作為認識本質、本體的主 要方式。 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覺思維的問題。 “道”無形無名，玄之又玄，是不能 用名言、概念所認識的，只能靠直觀或體悟。莊子的 “心齋”、“坐忘”， 就是提倡 “唯道集虛”、“同於大通”的超理性直覺。道家的反邏輯主義是 明顯的。儒家雖然提倡 “學思”、“慎思”、“類推”、“思通”，在一定 程度上運用了邏輯思維，但其“一以貫之”、“下學而上達”、“反身而試”， 也有直覺思維的成分。 禪宗吸收了莊子和玄學的方法，並與佛性本體論相結合，提出 “不立文 字”、 “直指人心”的頓悟法，把直覺思維發展到了極點。它強調霎那間的 非邏輯的直接解悟，主張排除一切思慮和語言，取消一切概念性認識，以 “無 念為宗”、無思為思，在超時空非邏輯的精神狀態下實現超越，進入本體境 界。 理學家以 “太極”為本體，包含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不管這個本體 被說成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實際上都是先驗的。對這個本體的認識，也是 通過直覺頓悟實現的。理學家的“格物致知”、“即物窮理”，都很強調“思” 的作用，但最後都要經過頓悟這個環節，才能完成心理合一、天理合一的整 體認識。 總之，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求簡捷而少推理，靠靈感而非邏輯，重直覺 而輕論證，這種直覺性思維是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大特點。它的長處是以經驗 為參照，從總體上把握對象，有時能體驗、證悟出邏輯思維所不能揭示的意 境。缺點是不夠嚴密，對對象的認識含糊而不明晰，其結論具有很大的或然 性，其整體上也有一定的神秘性。 三、意向性 道家的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儒家的人“與天地參”以及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等，都是從主體自身出發而又回到 主體自身的意向性思維。它不是把自然界對象化而是把自然界人化或把人自 然化，不是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進行反思，而是在經驗直觀的基礎上直接反 回到自身。其思維定勢是認識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了自我，便 實現了 “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傳統思維中，儒家把社會倫理內在化，說成先驗的道德人性。道家重視 自然，但主張在自我體驗、直覺中實現“天人合一”。理學實現了儒道合一， 把倫理道德超越化，變成了自然本體。他們都主張自我認識、自我直覺、自 我超越，通過意向性思維， “創造”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實際上都和情感 體驗分不開。傳統思維的特點，是把認識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處 在合一未分化的狀態。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這裡所謂情感，主要是從主體需要、態度和評價而言的。以儒家為代表 的傳統思維，一貫很重視喜怒哀樂 （如所謂“七情”）等情感需要，並由此 產生好惡等情感態度，進而產生善惡、美醜等等評價。這些也就影響了思維 的整個進程和方向，使之變成了主體意向性活動。這種基於情感需要而形成 的意向性思維，所要解決的是價值選擇問題而不是真假問題，是意義問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