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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形態。 一、先秦法治思想 夏商奴隸主貴族給自己的統治蒙上一層神聖的靈光，宣揚 “王權神授” ① 和 “代天行罰”的神權思想。所謂：“有夏服（受）天命”；夏禹“致孝乎 ② 鬼神” 。 到了商代，神權思想進一步發展。殷商奴隸主宣稱上帝是他們的祖先， 商王是秉承上帝旨意統治奴隸的。夏啟在討伐有扈氏時宣稱： “今予惟恭行 天之罰。”西周奴隸主階級總結了夏商奴隸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經驗、教訓， 提出了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和比較系統的“禮治” 思想。冀圖國運長由於其階級本質所決定，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寬以待民的。 “成康之治”後，西周即開始走下坡路，穆王時頒布了“呂刑”。西周統治 者有一套相當完備具有明顯血緣色彩的宗法等級制度，分別嫡庶、大宗小宗。 宗子享有宗主權，親親、尊尊，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瓦解、封建制興起的社會變革時期。新興地 主階級積極主張反映地主階級意志的成文法，徹底改變由奴隸主貴族壟斷法 律的局面，力圖衝破 “禮治”的束縛，實行“法治”。這一歷史時期，在法 律思想上最先活躍起來的是管仲、子產、鄧析等人。變法定律的李悝主張“盡 地力之教”，推行 “平糴法”，以促進經濟發展；李悝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 制度，把祿位賜給對國家有功的人；為了從法律上保證變法的實施，李悝“撰 次諸國法”，制定了 《法經》。成為秦以後法律的藍本。公元前356年和公 元前350年，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兩次進行變法，實行獎勵耕戰、 富國強兵的政治路線和法治思想，頒行了墾草令、開阡陌令、分戶令、軍獎 令等。在重刑方面，主張以殺去殺，以刑去刑，輕罪重罰；在法律制度上， 改法為律，使犯罪與刑罰兩者相結合。此後，中國封建法典概稱為律。商鞅 變法，影響深遠。 韓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他主張 “法不阿貴”、“重刑少賞”。作為 荀子的學生，他認為人性好利，少有 “自善之民”，治國需“遠仁義，去智 能，服之以法”；並主張 “法、術、勢”相結合，實施統治；法顯於外，以 一政令，罰奸平亂；術藏於胸，以御君臣；有權有勢，以行法術。“抱法”、 “行術”、“處勢”相輔以為用。這一套理論為秦始皇所採用，對統一六國， 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起了重大作用。 二、封建專制時期的法治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前221年，秦始 皇兼併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君主制的中央集權國家。 秦朝以戰國時期形成的法家思想作為立國製法的理論基礎，用 “法治”和重 刑主義的原則，初步建立了封建法律制度，排斥先秦儒家的 “禮治”思想， 形成了龐雜的嚴酷的刑罰體系。 公元前206年，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漢代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君主專制 中央集權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時期，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較之秦代更加發展 和擴大。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 思想的正統地位。在 “霸王道雜之”的思想支配下，以禮入刑，引經決獄， ① 《尚書·召誥》。 ② 《論語·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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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中國封建法律儒家化過程。到了東漢，據 《魏書·刑罰志》說：“後 漢二百年，律章無大增減”。可見，東漢法律思想與西漢基本相同。 這一時期的法律思想家，主要有西漢的賈誼。他極力主張確立封建社會 等級制度，主張實行 “禮法結合”的兩手統治術，倡導先用禮儀教化，而後 再用刑罰。並維護“刑不上大夫”的法律思想。後來，西漢儒學大師董仲舒， 發展了賈誼的思想，認為要加強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就必須加強對人民的 思想統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發展了“三 綱五常”的理論，主張 “大德而小刑”，強調禮樂教化的作用，推《春秋》 決獄， “論心定罪”。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面對長期尖銳、複雜的階級 鬥爭和民族鬥爭，各國統治集團都很重視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這一時期的法律思想家曹操，主張治定 “禮為首”，撥亂“刑為先”， 堅持 “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舉用賢才，獎賞戰功。諸葛亮十分重視法 治，而且執法如山，賞罰分明，以身作則。他主張 “科教嚴明”、“上下有 節”、 “集思廣益，剛柔並存”。另外他的軍法思想也很嚴明。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隋唐，已進入鼎盛時期。與當時封建政治經濟發展 狀況相適應的封建立法漸趨成熟、完備，禮法結合已用法典形式固定下來， 引經斷獄大大減少，封建法制進一步加強。同時，隋唐的法律思想也發展到 一個新的階段：一是在立法上主張 “法貴簡當”、“刪削繁苛”，“盡除苛 慘之法”；二是在司法上強調 “守文定罪”、“以公執律”、“恤刑慎殺”， 尤其對死刑更是持審慎態度；三是在執法上重視整飭吏治，實行 “兼聽”、 “納諫”，“唯才是與”的政策；四是在刑禮關係上，主張“禮法迭相為用”， 本著 “禮律兩不失”的原則解決司法上的特殊法律問題；五是反對恢復肉刑 和復仇殺人的法律規定。唐朝法律制度是我國封建法制高度發展的產物，不 僅為宋元明清立法奠定了基礎，而且對當時亞洲一些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形成 有著重要的影響。 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韓愈，希望通過肯定“聖王之道”來強化封 建主義的上層建築。韓愈的法律思想以 “道統論”為理論根據，提出聖人制 “禮樂刑政”的國家和法的起源論，把封建專制國家和法律制度及倫理道德 等抽象化為 “道”，賦予“道”神聖不可侵犯性。他主張“禮法並用”，“德 禮為先”，其法律思想貫穿一條維護 “道統”的主線。 遼、宋、金、元時期，由於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相應的，法治思想從內容到形式都比前期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兩宋統治者大 肆宣揚 “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將其作為奴役人民的思想桎梏，妄圖用 玄妙深奧的思辨哲學掩蓋其封建法律的實質。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主 張重刑和恢復肉刑的思想也有所抬頭。一方面，一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 中原後，加緊封建立法，加強對漢人的限制和壓迫。另一方面，一些開明的 政治家則極力提倡執行漢法，實行新的治國方針，促進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 聯繫，推動了民族融合的進一步發展。 北宋的包拯，提出並實踐了一系列法律主張。堅持 “於國有利，於民有 害”的立法原則；堅持以民為本，健全法制，嚴格依法辦事，維護法律的嚴 肅性。主張並實行賞罰分明，執法公平，精選官吏，防止冤獄；提倡 “治平 之世，罕用刑法”的寬簡政策。 王安石則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扭轉宋王朝 “積貧積弱”的局面，向宋神 宗提出“變風俗，立法度”的主張。他說：“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
種形態。 一、先秦法治思想 夏商奴隸主貴族給自己的統治蒙上一層神聖的靈光，宣揚 “王權神授” ① 和 “代天行罰”的神權思想。所謂：“有夏服（受）天命”；夏禹“致孝乎 ② 鬼神” 。 到了商代，神權思想進一步發展。殷商奴隸主宣稱上帝是他們的祖先， 商王是秉承上帝旨意統治奴隸的。夏啟在討伐有扈氏時宣稱： “今予惟恭行 天之罰。”西周奴隸主階級總結了夏商奴隸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經驗、教訓， 提出了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和比較系統的“禮治” 思想。冀圖國運長由於其階級本質所決定，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寬以待民的。 “成康之治”後，西周即開始走下坡路，穆王時頒布了“呂刑”。西周統治 者有一套相當完備具有明顯血緣色彩的宗法等級制度，分別嫡庶、大宗小宗。 宗子享有宗主權，親親、尊尊，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瓦解、封建制興起的社會變革時期。新興地 主階級積極主張反映地主階級意志的成文法，徹底改變由奴隸主貴族壟斷法 律的局面，力圖衝破 “禮治”的束縛，實行“法治”。這一歷史時期，在法 律思想上最先活躍起來的是管仲、子產、鄧析等人。變法定律的李悝主張“盡 地力之教”，推行 “平糴法”，以促進經濟發展；李悝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 制度，把祿位賜給對國家有功的人；為了從法律上保證變法的實施，李悝“撰 次諸國法”，制定了 《法經》。成為秦以後法律的藍本。公元前356年和公 元前350年，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兩次進行變法，實行獎勵耕戰、 富國強兵的政治路線和法治思想，頒行了墾草令、開阡陌令、分戶令、軍獎 令等。在重刑方面，主張以殺去殺，以刑去刑，輕罪重罰；在法律制度上， 改法為律，使犯罪與刑罰兩者相結合。此後，中國封建法典概稱為律。商鞅 變法，影響深遠。 韓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他主張 “法不阿貴”、“重刑少賞”。作為 荀子的學生，他認為人性好利，少有 “自善之民”，治國需“遠仁義，去智 能，服之以法”；並主張 “法、術、勢”相結合，實施統治；法顯於外，以 一政令，罰奸平亂；術藏於胸，以御君臣；有權有勢，以行法術。“抱法”、 “行術”、“處勢”相輔以為用。這一套理論為秦始皇所採用，對統一六國， 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起了重大作用。 二、封建專制時期的法治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前221年，秦始 皇兼併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君主制的中央集權國家。 秦朝以戰國時期形成的法家思想作為立國製法的理論基礎，用 “法治”和重 刑主義的原則，初步建立了封建法律制度，排斥先秦儒家的 “禮治”思想， 形成了龐雜的嚴酷的刑罰體系。 公元前206年，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漢代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君主專制 中央集權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時期，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較之秦代更加發展 和擴大。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 思想的正統地位。在 “霸王道雜之”的思想支配下，以禮入刑，引經決獄， ① 《尚書·召誥》。 ② 《論語·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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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中國封建法律儒家化過程。到了東漢，據 《魏書·刑罰志》說：“後 漢二百年，律章無大增減”。可見，東漢法律思想與西漢基本相同。 這一時期的法律思想家，主要有西漢的賈誼。他極力主張確立封建社會 等級制度，主張實行 “禮法結合”的兩手統治術，倡導先用禮儀教化，而後 再用刑罰。並維護“刑不上大夫”的法律思想。後來，西漢儒學大師董仲舒， 發展了賈誼的思想，認為要加強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就必須加強對人民的 思想統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發展了“三 綱五常”的理論，主張 “大德而小刑”，強調禮樂教化的作用，推《春秋》 決獄， “論心定罪”。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面對長期尖銳、複雜的階級 鬥爭和民族鬥爭，各國統治集團都很重視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這一時期的法律思想家曹操，主張治定 “禮為首”，撥亂“刑為先”， 堅持 “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舉用賢才，獎賞戰功。諸葛亮十分重視法 治，而且執法如山，賞罰分明，以身作則。他主張 “科教嚴明”、“上下有 節”、 “集思廣益，剛柔並存”。另外他的軍法思想也很嚴明。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隋唐，已進入鼎盛時期。與當時封建政治經濟發展 狀況相適應的封建立法漸趨成熟、完備，禮法結合已用法典形式固定下來， 引經斷獄大大減少，封建法制進一步加強。同時，隋唐的法律思想也發展到 一個新的階段：一是在立法上主張 “法貴簡當”、“刪削繁苛”，“盡除苛 慘之法”；二是在司法上強調 “守文定罪”、“以公執律”、“恤刑慎殺”， 尤其對死刑更是持審慎態度；三是在執法上重視整飭吏治，實行 “兼聽”、 “納諫”，“唯才是與”的政策；四是在刑禮關係上，主張“禮法迭相為用”， 本著 “禮律兩不失”的原則解決司法上的特殊法律問題；五是反對恢復肉刑 和復仇殺人的法律規定。唐朝法律制度是我國封建法制高度發展的產物，不 僅為宋元明清立法奠定了基礎，而且對當時亞洲一些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形成 有著重要的影響。 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韓愈，希望通過肯定“聖王之道”來強化封 建主義的上層建築。韓愈的法律思想以 “道統論”為理論根據，提出聖人制 “禮樂刑政”的國家和法的起源論，把封建專制國家和法律制度及倫理道德 等抽象化為 “道”，賦予“道”神聖不可侵犯性。他主張“禮法並用”，“德 禮為先”，其法律思想貫穿一條維護 “道統”的主線。 遼、宋、金、元時期，由於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相應的，法治思想從內容到形式都比前期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兩宋統治者大 肆宣揚 “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將其作為奴役人民的思想桎梏，妄圖用 玄妙深奧的思辨哲學掩蓋其封建法律的實質。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主 張重刑和恢復肉刑的思想也有所抬頭。一方面，一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 中原後，加緊封建立法，加強對漢人的限制和壓迫。另一方面，一些開明的 政治家則極力提倡執行漢法，實行新的治國方針，促進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 聯繫，推動了民族融合的進一步發展。 北宋的包拯，提出並實踐了一系列法律主張。堅持 “於國有利，於民有 害”的立法原則；堅持以民為本，健全法制，嚴格依法辦事，維護法律的嚴 肅性。主張並實行賞罰分明，執法公平，精選官吏，防止冤獄；提倡 “治平 之世，罕用刑法”的寬簡政策。 王安石則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扭轉宋王朝 “積貧積弱”的局面，向宋神 宗提出“變風俗，立法度”的主張。他說：“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