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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莎劇凱撒傳里所表現的群眾 對於杜衡先生的影響。但杜文《莎劇凱撒傳里所表現的群眾》里所表現的群眾，又怎樣呢？和《凱撒傳》里所表現的也並不兩樣 這使我們想起在近幾年來的各次政變中所時常看到的， 雞來迎雞，狗來迎狗 式 那些可痛心的情形。 人類底進化究竟在那兒呢？抑或我們這個東方古國至今還停滯在二千年前的羅馬所曾經過的文明底階段上呢？
真的， 發思古之幽情 （８），往往為了現在。這一比，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並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群眾，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殺的，他是古時候的人，有這一手並不算什麼玩把戲。
不過經他的貴手一取捨，杜衡先生的名文一發揮，卻實在使我們覺得群眾永遠將是 雞來迎雞，狗來迎狗 的材料，倒還是被迎的有出息； 至於我，老實說 ，還竟有些以為群眾之無能與可鄙，遠在 雞 狗 之上的 心情 了。自然，這是正因為愛群眾，而他們太不爭氣了的緣故 自己雖然還不能判斷，但是， 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群眾這樣看法的 呀，有誰不信，問他去罷！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華日報 動向》。（２）指一九三三年蘇聯室內劇院排演詩人盧戈夫斯科伊翻譯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 醜態 ，是施蟄存攻擊當時蘇聯文藝政策的話，參看本書《 莎士比亞 》一文。（３）馬克思曾多次講到或引用莎士比亞作品，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導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 拉薩爾》信中，講到莎士比亞作品的現實主義問題，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 哲學手稿》及《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門》劇中的詩作例或作注；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五節中，用《仲夏夜之夢》劇中人物作例，等等。
（４）當時胡適等把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所屬編譯委員會，曾以高額稿酬約定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劇本。
（５）見杜衡《莎劇凱撒傳里所表現的群眾》一文。（６）《凱撒傳》又譯《裘力斯 凱撒》，莎士比亞早期的歷史劇，內容是寫古羅馬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凱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 前４４），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
（７）《文藝風景》文藝月刊，施蟄存主編，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七月停刊，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８） 發思古之幽情 語見東漢班固《西都賦》： 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 電影「《姊妹花》（２）中的窮老太婆對她的窮女兒說：『窮人終是窮人，你要忍耐些！』」宗漢（３）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窮人哲學」（見《大晚報》）。
自然，這是教人安貧的，那根據是「運命」。古今聖賢的主張此說者已經不在少數了，但是不安貧的窮人也「終是」很不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裡的「失」，是在非到蓋棺之後，一個人的運命「終是」不可知。
豫言運命者也未嘗沒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處都是。然而他們對於主顧，肯斷定他窮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學說又不能相一致，甲說當窮，乙卻說當富，這就使窮人不能確信他將來的一定的運命。
不信運命，就不能「安分」，窮人買獎券，便是一種「非分之想」。但這於國家，現在是不能說沒有益處的。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弊」，運命既然不可知，窮人又何妨想做皇帝，這就使中國出現了《推背圖》（４）。據宋人說，五代時候，許多人都看了這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字，希望應著將來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亂了一百本，與別本一同流通，讀者見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時，上海卻還大賣著《推背圖》的新印本。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現在的優生學（５），本可以說是科學的了，中國也正有人提倡著，冀以濟運命說之窮，而歷史又偏偏不掙氣，漢高祖（６）的父親並非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還有立志傳，絮絮叨叨的在對人講西洋的誰以冒險成功，誰又以空手致富。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２）《姊妹花》鄭正秋根據自己編寫的舞台劇《貴人與犯人》改編和導演的電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攝製。影片以一九二四年軍閥內戰為背景，描寫了一對自幼離散的孿生姊妹，因處境不同，妹妹成了軍閥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結局是姊妹相認，與父母闔家團圓。
（３）宗漢即邵宗漢，江蘇武進人。他的《窮人哲學》一文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報》「日日談」。
（４）《推背圖》參看本卷第９３頁注（６）。（５）優生學英國哥爾登創立的學說，他認為人或人種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別由遺傳所決定，研究如何改進人類的遺傳性。（６）漢高祖即劉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縣（今屬江蘇）人，漢王朝的建立者。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論重譯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釋我的誤會。我卻覺得並無什麼誤會，不同之點，只在倒過了一個輕重，我主張首先要看成績的好壞，而不管譯文是直接或間接，以及譯者是怎樣的動機。
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荊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佳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決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荊棘或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於蕪雜。這就是批評。
然而我們向來看輕著翻譯，尤其是重譯。對於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於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卻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說，重譯有數種譯本作參考，這在譯者是極為便利的，因為甲譯本可疑時，能夠參看乙譯本。直接譯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無法可想，因為世界上是沒有用了不同的文章，來寫兩部意義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譯的書之多，這也許是一種原因，說偷懶也行，但大約也還是語學的力量不足的緣故。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為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３），魯迅譯的《毀滅》（４），就都屬於這一類的。
我以為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著重。倘只是立論極嚴，想使譯者自己慎重，倒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要好的慎重了，亂譯者卻還是亂譯，這時惡譯本就會比稍好的譯本多。
臨末還有幾句不大緊要的話。木天先生因為懷疑重譯，見了德譯本之後，連他自己所譯的《塔什干》，也定為法文原譯是刪節本了。（５）其實是不然的。德譯本雖然厚，但那是兩部小說合訂在一起的，後面的大半，就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６）。所以我們所有的漢譯《塔什干》，也並不是節本。七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報·自由談》。（２）穆木天的《論重譯及其它（下）》載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報·自由談》，其中說：「我們作翻譯時，須有權變的辦法，但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也是不能忽視的。我們在不得已的條件下自然是要容許，甚至要求間接翻譯，但是，我們也要防止那些阻礙真實的直接翻譯本的間接譯出的劣貨。而對作品之了解，是翻譯時的先決條件。作品中的表現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勞永逸』時，最好是想『一勞永逸』的辦法。無深解的買辦式的翻譯是不得許可的。」又說：「關於翻譯文學可討論的問題甚多，希望忠實的文學者多多發表些意見。看見史賁先生的《論重譯》，使我不得不發表出來以上的意見，以釋其誤會。」
（３）陳源譯的俄國屠格涅夫《父與子》，是根據英文譯本和法文譯本轉譯的，一九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４）魯迅譯的《毀滅》，根據日文譯本，並參看德、英文譯本。（５）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論重譯及其他（上）》一文中說：「我是從法文本譯過涅維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見該書的德譯本，比法譯本分量多過幾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豐饒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譯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６）綏拉菲摩維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蘇聯准搖！短鰲肥*他所著的長篇小說。 張承祿
「山樑雌雉，時哉時哉！」（２）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
聖經，佛典，受一部分人們的奚落已經十多年了，「覺今是而昨非」（３），現在就是復興的時候。關岳（４），是清朝屢經封贈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閒卻；從新記得，是袁世凱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凱一同蓋了棺；而第二次從新記得，則是在現在。這時候，當然要重文言，掉文袋（５），標雅致，看古書。
如果是小家子弟，則縱使外面怎樣大風雨，也還要勇往直前，拚命掙扎的，因為他沒有安穩的老巢可歸，只得向前干。雖然成家立業之後，他也許修家譜，造祠堂，儼然以舊家子弟自居，但這究竟是後話。倘是舊家子弟呢，為了逞雄，好奇，趨時，吃飯，固然也未必不出門，然而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夠使他立刻退縮。這一縮而且縮得不小，簡直退回家，更壞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爛的大宅子。
這大宅子裡有倉中的舊貨，有壁角的灰塵，一時實在搬不盡。倘有坐食的餘閒，還可以東尋西覓，那就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來消磨他若干歲月。如果是窮極無聊了，那就更要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甚而至於翻骯髒的牆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來救這無法可想的貧窮。這兩種人，小康和窮乏，是不同的，悠閒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場的緩促，也不同的，但當這時候，卻都正在古董中討生活，所以那主張和行為，便無不同，而聲勢也好像見得浩大了。
真的， 發思古之幽情 （８），往往為了現在。這一比，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並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群眾，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殺的，他是古時候的人，有這一手並不算什麼玩把戲。
不過經他的貴手一取捨，杜衡先生的名文一發揮，卻實在使我們覺得群眾永遠將是 雞來迎雞，狗來迎狗 的材料，倒還是被迎的有出息； 至於我，老實說 ，還竟有些以為群眾之無能與可鄙，遠在 雞 狗 之上的 心情 了。自然，這是正因為愛群眾，而他們太不爭氣了的緣故 自己雖然還不能判斷，但是， 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群眾這樣看法的 呀，有誰不信，問他去罷！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華日報 動向》。（２）指一九三三年蘇聯室內劇院排演詩人盧戈夫斯科伊翻譯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 醜態 ，是施蟄存攻擊當時蘇聯文藝政策的話，參看本書《 莎士比亞 》一文。（３）馬克思曾多次講到或引用莎士比亞作品，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導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 拉薩爾》信中，講到莎士比亞作品的現實主義問題，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 哲學手稿》及《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門》劇中的詩作例或作注；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五節中，用《仲夏夜之夢》劇中人物作例，等等。
（４）當時胡適等把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所屬編譯委員會，曾以高額稿酬約定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劇本。
（５）見杜衡《莎劇凱撒傳里所表現的群眾》一文。（６）《凱撒傳》又譯《裘力斯 凱撒》，莎士比亞早期的歷史劇，內容是寫古羅馬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凱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 前４４），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
（７）《文藝風景》文藝月刊，施蟄存主編，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七月停刊，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８） 發思古之幽情 語見東漢班固《西都賦》： 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 電影「《姊妹花》（２）中的窮老太婆對她的窮女兒說：『窮人終是窮人，你要忍耐些！』」宗漢（３）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窮人哲學」（見《大晚報》）。
自然，這是教人安貧的，那根據是「運命」。古今聖賢的主張此說者已經不在少數了，但是不安貧的窮人也「終是」很不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裡的「失」，是在非到蓋棺之後，一個人的運命「終是」不可知。
豫言運命者也未嘗沒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處都是。然而他們對於主顧，肯斷定他窮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學說又不能相一致，甲說當窮，乙卻說當富，這就使窮人不能確信他將來的一定的運命。
不信運命，就不能「安分」，窮人買獎券，便是一種「非分之想」。但這於國家，現在是不能說沒有益處的。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弊」，運命既然不可知，窮人又何妨想做皇帝，這就使中國出現了《推背圖》（４）。據宋人說，五代時候，許多人都看了這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字，希望應著將來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亂了一百本，與別本一同流通，讀者見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時，上海卻還大賣著《推背圖》的新印本。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現在的優生學（５），本可以說是科學的了，中國也正有人提倡著，冀以濟運命說之窮，而歷史又偏偏不掙氣，漢高祖（６）的父親並非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還有立志傳，絮絮叨叨的在對人講西洋的誰以冒險成功，誰又以空手致富。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２）《姊妹花》鄭正秋根據自己編寫的舞台劇《貴人與犯人》改編和導演的電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攝製。影片以一九二四年軍閥內戰為背景，描寫了一對自幼離散的孿生姊妹，因處境不同，妹妹成了軍閥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結局是姊妹相認，與父母闔家團圓。
（３）宗漢即邵宗漢，江蘇武進人。他的《窮人哲學》一文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報》「日日談」。
（４）《推背圖》參看本卷第９３頁注（６）。（５）優生學英國哥爾登創立的學說，他認為人或人種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別由遺傳所決定，研究如何改進人類的遺傳性。（６）漢高祖即劉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縣（今屬江蘇）人，漢王朝的建立者。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論重譯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釋我的誤會。我卻覺得並無什麼誤會，不同之點，只在倒過了一個輕重，我主張首先要看成績的好壞，而不管譯文是直接或間接，以及譯者是怎樣的動機。
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荊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佳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決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荊棘或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於蕪雜。這就是批評。
然而我們向來看輕著翻譯，尤其是重譯。對於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於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卻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說，重譯有數種譯本作參考，這在譯者是極為便利的，因為甲譯本可疑時，能夠參看乙譯本。直接譯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無法可想，因為世界上是沒有用了不同的文章，來寫兩部意義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譯的書之多，這也許是一種原因，說偷懶也行，但大約也還是語學的力量不足的緣故。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為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３），魯迅譯的《毀滅》（４），就都屬於這一類的。
我以為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著重。倘只是立論極嚴，想使譯者自己慎重，倒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要好的慎重了，亂譯者卻還是亂譯，這時惡譯本就會比稍好的譯本多。
臨末還有幾句不大緊要的話。木天先生因為懷疑重譯，見了德譯本之後，連他自己所譯的《塔什干》，也定為法文原譯是刪節本了。（５）其實是不然的。德譯本雖然厚，但那是兩部小說合訂在一起的，後面的大半，就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６）。所以我們所有的漢譯《塔什干》，也並不是節本。七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報·自由談》。（２）穆木天的《論重譯及其它（下）》載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報·自由談》，其中說：「我們作翻譯時，須有權變的辦法，但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也是不能忽視的。我們在不得已的條件下自然是要容許，甚至要求間接翻譯，但是，我們也要防止那些阻礙真實的直接翻譯本的間接譯出的劣貨。而對作品之了解，是翻譯時的先決條件。作品中的表現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勞永逸』時，最好是想『一勞永逸』的辦法。無深解的買辦式的翻譯是不得許可的。」又說：「關於翻譯文學可討論的問題甚多，希望忠實的文學者多多發表些意見。看見史賁先生的《論重譯》，使我不得不發表出來以上的意見，以釋其誤會。」
（３）陳源譯的俄國屠格涅夫《父與子》，是根據英文譯本和法文譯本轉譯的，一九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４）魯迅譯的《毀滅》，根據日文譯本，並參看德、英文譯本。（５）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論重譯及其他（上）》一文中說：「我是從法文本譯過涅維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見該書的德譯本，比法譯本分量多過幾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豐饒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譯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６）綏拉菲摩維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蘇聯准搖！短鰲肥*他所著的長篇小說。 張承祿
「山樑雌雉，時哉時哉！」（２）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
聖經，佛典，受一部分人們的奚落已經十多年了，「覺今是而昨非」（３），現在就是復興的時候。關岳（４），是清朝屢經封贈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閒卻；從新記得，是袁世凱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凱一同蓋了棺；而第二次從新記得，則是在現在。這時候，當然要重文言，掉文袋（５），標雅致，看古書。
如果是小家子弟，則縱使外面怎樣大風雨，也還要勇往直前，拚命掙扎的，因為他沒有安穩的老巢可歸，只得向前干。雖然成家立業之後，他也許修家譜，造祠堂，儼然以舊家子弟自居，但這究竟是後話。倘是舊家子弟呢，為了逞雄，好奇，趨時，吃飯，固然也未必不出門，然而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夠使他立刻退縮。這一縮而且縮得不小，簡直退回家，更壞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爛的大宅子。
這大宅子裡有倉中的舊貨，有壁角的灰塵，一時實在搬不盡。倘有坐食的餘閒，還可以東尋西覓，那就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來消磨他若干歲月。如果是窮極無聊了，那就更要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甚而至於翻骯髒的牆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來救這無法可想的貧窮。這兩種人，小康和窮乏，是不同的，悠閒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場的緩促，也不同的，但當這時候，卻都正在古董中討生活，所以那主張和行為，便無不同，而聲勢也好像見得浩大了。